此外，他的人物草蛇灰线一样隐现在其他作品里，形成一个完整的乡村整体。《耧车》中老福田告诉孙子牛牛，自家的耧车是五人坪的金堂做的，而金堂在《扁担》中走起路来健步如飞，他跟随乡亲去北京打工，在一场车祸中被撞断了双腿，他历经千辛万苦爬回家乡，在望见家乡的那一刻痛哭失声。老福田故事中的秦瞎子在《牧笛》中出现了，还在说书的老艺人已经没有了听众，他的听众都挤进马戏团的大棚去了，连他的瘸腿儿子也忍不住诱惑，要进去看脱衣表演。《耕牛》中红宝和黄宝的葬身之地正是满金爷上吊的地方，满金爷在《寂静》中走向那棵老核桃树时已经心死了。
回归汉语的优美与诗意
对文体结构和对语言锻造的孜孜以求是李锐作品非常突出的风格，也是一个优秀作家的显著标志。
曾几何时，我们的文坛流行粗糙的文字，流行审丑情结，作家们纷纷从粗话中寻找快感，从性描写和血腥暴力中获得乐趣，以至于我们的文学一天天粗鄙化。而阅读李锐则使我们找回了汉语叙述的信心。
结构看似随意，实则经过了精心锤炼，朴拙的外形下有着精巧的内核。李锐这些短小精致的小说，以极小的篇幅容纳了极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每一篇小说都只有四五千字，只有一两个人，一个情节，甚至只有一幕场景。但这样更有力道，更有其单纯带来的锋利。李锐摒弃了对故事的完整演绎，而是截取某个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某一个生存的瞬间，在这个瞬间里展示出所叙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凝聚着极为深刻的生命感觉和人文思考。整部文集正是将这样十六个短暂的瞬间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视点呈现出当下乡村面貌，带给人浓重的沧桑感和悲凉感。
就单篇作品而言，往往开篇很突兀，以一幅画面或者一个动作进入叙述的中心，简洁明快地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叙述中将问题置于背景的一角，而将笔墨的火力集中于人物的内心体验，将之做了诗意婉转的铺展。
《銙镰》讲述了一个媒体上常见的上访故事，有来的哥哥拿到了村长贪腐的证据，上访六年，非但没有告倒村长，反而被村长暗害了性命。有来接着告了三年，仍然毫无结果。在一次狭路相逢中，村长以言语相激，原本准备去割玉茭的有来用手中的銙镰割掉了村长的人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惨烈血腥的故事，然而李锐用了舒缓婉转的语言，将故事叙述得诗意敞亮。
一开头，“他”把洗干净的銙镰和杜文革放在院子里的八仙桌上，让读者有点迷糊，不太明白杜文革究竟为何物。作者并不去揭穿谜底，而是宕开一笔，描写“他”在井台如何仔细冷静地冲洗自己，在冲洗过程中他获得一种超脱的喜悦。“几年来的煎熬总算熬到头了，一切都了结了，一切都和自己无关了。”二十六岁的他，居然“心里由衷地涌起一阵豁然开朗的快乐。”他仔仔细细地冲洗自己，“想把心里的肮脏气冲干净，想把二十六年来在人世间染上的肮脏气都冲干净。”冲洗后，“他觉得心里边又宽敞又干净，眼睛前面又豁亮又空旷。”这样诗意的感觉似乎与一个杀人犯相去甚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快乐于杀人呢？或者说他到底有着怎样深重的悲情和愤怨，才使他杀人后如此快意？
冲洗干净后的“他”连衣服也不愿意再穿上，他喝酒，与桌上的人头说话。原来他放在桌上的杜文革是村长的人头！他终于有机会和村长平起平坐并且谈心了，在对话和意识流动中回想了杀人的经过。他在桌上用酒写下“替天行道，为民除害”八个大字，然后气定神闲地等待警察的到来，等待结尾处的死亡。在他心底的道德平台上他是代表正义的，他维护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荣耀。这是他快乐的根源。
作者并没有执着于故事的延展，而是将主要笔墨集中在“他”的意识流动上，将很多优美的景物描写穿插在文中，营造了一种奇特的温婉诗意而又惨烈的语境，令人嗟呀不已。
小说集中的最后一篇《寂静》讲述的也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村里的山林承包合同被乡政府废除，受乡民委托的满金爷上访了六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绝望的他上吊自杀。
李锐同样将这份死亡写得诗情洋溢。开头处（P144）“从浓密的林子里走出来，他就看见那棵山核桃树了。耀眼的太阳底下，黑绿的核桃叶一闪一闪的，又高又肥的树冠好像一个安详饱满的大草垛。让你觉得这漫山遍野的草木都是它生出来的，都是它的儿女。看见这棵老树，最后一点担心也没有了，心里头一下子变得又踏实又宽敞。”这么宁静悠远的开头，知道他是来这里寻死的时候，你会悚然一惊。这种景与情的反差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张力。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个一心求死的老人一大早急慌慌赶二十里山路，来到这个荒弃的地方上吊的呢？他坐在树下安详地抽烟，回忆往事，换衣服，掏出麻绳上吊。走向死亡的过程平静安详。
没有怨恨，没有哀伤没有任何激烈的情绪，埋葬了老伴儿的满金“被抽了筋一样的劳累，劳累得连吃口饭喝口水的力气都没有。”是从心灵深处的累，“你要是没有上访过，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累，真累，从心里头累。”“你要是没有上访过，你就不知道乌鸦有多黑，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拿人不当人，你就不知道为啥人连个畜生也不如。”这些片断闪过之后，你才猛然醒悟到，原来这样的平静后面隐藏着巨大的哀恸和对整个世界绝望了的心灰意冷。这样的寂静是死的寂静，是无路可走后的选择。
李锐的景物描写继承了传统抒情诗的流风余韵，行文非常疏阔，文句优美凝练。
纳博科夫说，优秀的小说家就是一个魔术师。李锐在这本小说集里就是一个极为聪明灵巧的魔术师，他对所要讲述的内容成竹在胸，收放自如。在极其凝练的形式下承载了极为厚重苍凉的内涵。方寸之间展现出历史的沧桑和现实的困境，回荡着“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苍茫感慨。一个不经意的细节，甚至三言两语就带给人石破天惊的震撼。这一切都缘自于李锐上乘的文字功夫和炉火纯青的叙述技巧。
李锐习惯以景物描写作为自己小说的开头或者结尾，也往往是那样短短的几句话勾勒出一幅让人震撼的画面来。“孙子牵着黄牛走在前头，爷爷扶着耧车跟在后头。一个七岁，一个七十岁。随着起伏的脚步，山谷里响起叮咚叮咚的牛铃声，舒缓、从容、悠远得好像一个神话的开头。”（《耧车》）紧接着描写山林的绿色，明艳的太阳，雾气中的连翘花，布谷鸟的叫声，优美、纯朴而又充满生机的生活图景，看似静止，实则充满动感，表现出一种怡然自得的美学境界。
“霞光满天，群山无语。远远看去，寂静高远的霞光中，红宝起伏的身影就好像在操演什么古老的仪式。”这样美的句子表达出来的却是彻骨的沧桑和凄凉，红宝为了让黄宝躲过屠宰令，将它带到隐蔽的废弃窑洞里，结果在一个雷雨之夜双双死在坍塌的窑洞里，完成了最后的献祭。红宝深爱着自己的牛，拿它当作骨肉至亲，当作自己的性命一样宝贵。他不能改变不可逆转的现状，他的割草就像是一种献祭，对千百年来的农业文明献上最后一腔挚爱。
类似这样的行文在李锐这本小说集里比比皆是。我认为李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找到了汉语传统中的诗性和音乐性，找回了古老中国文学深处流淌的活水，这种美清澈透亮，渗透着才情和灵气。
和《厚土》相同的是，山川河流不仅仅是人物生存的环境，而是叙述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小说中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它们出现在故事讲述的关键部位，成为作者有意放缓讲述速度，或映现人物内心的必要手段，它们使小说中原本酷烈、血腥、黑暗的地方也变得安详温柔，悠长从容。
还有一些症候式的有意显露，比如《桔槔》中“山底下是半干的七曲河，河中心红褐色的石头河床里，黑黄色的河水翻着刺鼻的泡沫，像一道溃烂的伤口。”《銙镰》中“村长的地有人种，村长从来都是不下地的。”这些地方锋锐、简练、明快。执寸铁而杀人。
他的语言在恢复汉语的优美、凝练和诗意，极其干净利索，既充满诗情画意，又蕴蓄着老庄天地人同构合一的宇宙意识，体现的是作家的生命意识和对自然的情感态度。在温柔婉转的后面还深蕴着作家的关怀，他对农民生存处境的悲悯，对农村、农民，甚至农具未来命运的深深忧虑。
七、李洱小说与历史的重构
有论者这样说：“李洱在小说中有一种抿着嘴浅笑、偷笑和皮笑肉不笑的内敛式幽默。而这种幽默归根结底就来源于花腔的戏谑性。花腔的戏谑性是指：尽管作者和所有叙事人都明知历史就是耍花腔、自己对往事的叙说就是耍花腔，历史早就有将自己花腔化的潜在渴望——即是说，历史的真相是难以获得的，但所有叙事人都保证自己‘有甚说甚’，‘哄你是狗’，作者本人也煞有介事地去追逐所谓的真相。真相和真相的不可获得与难以获得之间的差价、追逐真相的巨大努力与得到的真相战利品之间的差价，正是戏谑性的由来，却也刚好附带性地构成了小说的‘狂欢化’特质。”用鲁迅的话说：“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
《谁曾经是我》是葛任所写的一首小诗，应看作小说《花腔》的灵魂，探索的焦点。
“谁曾经是我，谁是我镜中的一天，是山中潺潺流淌的小溪，还是溪边浓荫下的蚕豆花？谁曾经是我，谁是我镜中的春天，是筑巢于树上的蜂儿，还是树下正唱歌的恋人？谁曾经是我，谁是我镜中的一生，是微风中蓝色的火苗，还是黑暗中开放的野玫瑰？谁于暗中叮嘱我，谁从人群中走向我，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让一个我变成了无数个我？”
这首诗在小说中被多次引用，充满了探究和对自我的拷问，而缺少当年那个革命时代常有的乐观豪迈的味道。相反，很犹疑，很迷惑，似乎迷失了真实的自我，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曾经的岁月成为浓浓的眷恋缠绵于诗中，表现出一种探究自我真相的勇气和急迫。
这首诗的出现惊动了几方人，国民党、日本人、延安方面，还有诸多关心他爱他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冰莹，才会有诸多的人前往二里岗寻找葛任。可以说这首诗就是一条隐现在纷繁复杂的各类人等和各种关系中的一条线索，它在忽隐忽现的故事情节里穿梭，有助于我们理清作品的思路。
作者有意在历史的迷雾中打捞真实，但是故事写得扑朔迷离，三个人的口述历史加上众多的报刊引文：“有甚说甚”的讲述者是粪便学专家白圣韬，延安方面派出，他是在1943年3月由白陂至香港途中讲述给时任国民党中将的范继槐听的，由随从丁奎记录。“喜鹊唱枝头”的讲述者是劳改犯赵耀庆，他是在文革时期（1970年5月）的信阳莘庄劳改，讲给调查组听，记录者余风高。“OK，彼此彼此”讲述者是法学泰斗范继槐讲给白圣韬的孙女白凌听。2000年6月从京城前往白陂途中，他反复强调，说的是“大实话”，“出于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要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
因为三人所处的处境、地位、时间地点、当时社会对葛任的评价不同，而使他们的讲述有时候甚至大相径庭。前两部的讲述者处于被迫状态，生命受到威胁，所以言语谨慎。尤其是赵耀庆，他的讲述关系到他的生命，而他得到的又是一个错误的信息，以为与葛任攀上关系后会保住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