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提到对易感之心的奴役，提到自己与父亲以及祖父一脉相承的清澈的良知、奴性和感恩。反思传统文化的弱点，道德上追求完美使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往往陷入弱势和被动。统治人、利用人的病毒早已经侵入人们的血液，渗透进骨髓。“所谓的深意，往往在于只鳞片爪的寥寥数笔，仿佛一些不起眼的路标，一不小心错过了，便从此南辕北辙。在这种意义上，小说的阅读并不是消极的消遣，而是一场对读者的敏感、专注、理解，乃至智力的挑战。”
相对《人寰》而言，《一个女人的史诗》明显过于粗糙了一些，有刻意拉长的痕迹。田苏菲一生其实乏善可陈，她用很笨的方式爱一个男人，爱了一辈子，最后那个花心男人属于她了。新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是她人生故事演绎的背景。与其说田苏菲的故事曲折动人，不如说是背景延伸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从十六岁懵懵懂懂踏上革命之旅开始，她的生活始终不在她的掌控之中。去革命是因为一件毛衣被人骗走无法给母亲一个交代。与欧阳萸结婚是因为有了孩子。她从来没有理解过欧阳萸，却一辈子跌跌撞撞地跟在他身后，为他嫉妒，为他遮风挡雨，为他含辛茹苦。田苏菲由一个单纯没心没肺的女孩子成长为一个泼辣精明能干的主妇的过程写得很细致。在她的成长过程中隐含了中国当代历史中诸多大事件，诸如大跃进、大炼钢铁、大饥荒、反右、文革等属于中国人的创伤记忆。
欧阳雪是长大的穗子，更有主见，更敏感尖锐，更有尊严感和独立意识的少女。她看穿并不屑母亲的笨拙，为她的审美而羞愧。在作品中，欧阳雪与田苏菲之间，田苏菲与母亲之间，母亲与老外婆之间都曾有过紧张对峙的母女关系。甚至轻微的嫌弃、嫉妒。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一些缓和，但是没有达到融洽理解的地步。田苏菲的母亲当年为了逃避老外婆安排的婚姻而离家出走，几十年不与娘家来往；田苏菲因为被人骗走一件毛衣而离家参加革命，后回家也一直在母亲的教导和训诫之下，虽然她并没有听从；欧阳雪和姥姥十分亲近，却与田苏菲疏远，她甚至多次说母亲不会爱爸爸，爱得太辛苦了。
“革命”这个词被严歌苓悄悄解构了，这个神圣的词在田苏菲一生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开篇第一句“田苏菲要去革命了。”这与《阿Q正传》中阿Q所念叨的革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们都不明白革命的内涵，仅仅将之作为改变生活的一种时髦方式。田苏菲去参加革命可以躲避母亲的笤帚苗子和对毛衣下落的追问。在她的想象中，革命极为简单，就是跟着前来邀约她的同伴走就行了。而同行的四个同伴都带了交给党的经费或药品而神速入党，她却错过了机会。她在革命这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十分懵懂。
小说中田苏菲多次念叨“革命是残酷的，”毋宁说人性是残酷的。三子被打成“老虎”，欧阳萸的牢骚：“运动一来，没几个有脑子的，也没几个安好心的！”在这里，幽灵作者再次显现，各种人利用各种现实条件为诱饵比如恢复身份、工资等，来奴役别人，剥夺别人的劳动成果。
二、迟子建的生态写作
迟子建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中很难描形归类之一，说她俯首乡土，她却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小说；将她划归女性写作，她却显然从未做出小女儿态；刚刚称赞她的儿童视角、童话色彩，她却一出手即是寒森森的苦难的夜晚。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没有自己的写作追求，恰恰相反，几十年来“？一种一以贯之又逐渐深化的文学意绪含化在迟子建的小说中，那就是对在时代日常流程中逐渐流失的美与爱的追怀和寻求，追怀是向后回溯，寻求是面对目下和向往未来，而这一切，关涉当今时代人性的健全发展和人类永恒的生存理想，基底上是对生命的殷切惜重。”正如吴义勤说：“迟子建的小说，自始至终站立着一个不断成长着的抒情主体形象。这是一个对真、善、美充满了热情与期待的主体，她有着忧虑、典雅而敏感的气质，既有对生活与人生浪漫而诗性的想象，又有对人类精神家园温情的回忆与张望；她的目光透明而纯净，她坚定不移地寻找着人生的诗意，又以悲悯和仁慈的情怀注视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她是生命的歌者，又是生存之痛的体验者。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个充满魅力的抒情主体决定了迟子建小说的风格与基调。”
因此，对迟子建而言，仅仅将她归类乡土小说或女性文学，仅仅讨论她的故乡情结，地域文化色彩，实际上把迟子建作品价值给装罐密闭起来了，不利于探讨她的作品更为深远的价值与意义。其实她无论落笔令人沉醉的故乡风物，或是特异的人文风情，都以诗性的意境，干净澄澈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关注与热爱，对自然的敬畏，对人类生存的体察，对爱与美的真诚信仰，生命如何在有限的时间中获得意义。在她的作品里始终缭绕着一曲生态的悲歌。
迟子建小说中的故乡
在我看来，迟子建小说一个很大特点是，以回望的视角形成了悠长旖旎的回忆的诗学，使之成为带有悲怆意味的诗话小说。说迟子建小说是诗意的，生态的，大概多数论者都会点头称是。而我提出悲怆，则很多人会皱眉。但这是我阅读迟子建小说的第一直感，它们让我的心灵在诗意美的感动中常常坠入悲怆。迟子建很多作品比如《逝川》《秧歌》《世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都弥漫着整体的悲凉，一种知其无法挽回却无比留恋的感伤，而叙述的细节中的爱情、友情、与自然的亲近，对天地万物的热爱却构筑了温暖的基调，形成一种两极的美。除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悲凉感慨，迟子建显然心中更多温情与爱，她在感受到现实寒凉时发出质询和追问，但她认为苦难可以拯救，其力量就是爱与美。
所谓诗话小说，吴晓东说：“语言的诗话与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与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抒情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以“回忆”作为叙事方式，很多作家都采用过，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题目就昭然若揭，他确实以回忆结构了这部鸿篇巨制。萧红的《呼兰河传》也是从回忆开始写作并用回忆作为结构全篇的方式。作为作家，他们都从回忆中获得自我拯救，作为艺术形式的回忆则决定了小说的写作技巧是零散的，片段化的，情绪化的，这是由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小说中弥漫着作家的情绪，他随意识流动不断闪回岁月深处的一个个记忆场景。
她的《世上所有的夜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因为有了悲怆的诗意，有了质询和追问，也就具有了伟大作品的气质。笔者深信，如果说当代小说在未来文学史写作中必然面对经典化的筛选，那么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应该是最有可能成为经典的作品。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怀旧不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氛围，更是小说的母题，作者苦心孤诣所推动的目标之所在。它是小说叙事的出发点，也是归宿。既是推动情节发展的结构方式，同时也是小说的审美特征。苏童说，“大约没有一个作家的故乡会比迟子建的故乡更加先声夺人了。”“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风格。迟子建的小说恰好总是带着一种春天的气息。”“她在创作中以一种超常的执著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一部分，从不同方向和声部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因而显得强大，直至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这种执着我们可以理解为对故乡、对自然的深情。“<>？回望的捡拾的情感视线，而不是趋前的争抢的猎取眼光，从一开始就给迟子建的小说带有了与众不同的个人色彩。被当时的部分专业人士如吴俊、李师东等发现了她‘追忆’的意味和‘还原生活’并对‘灵性的世界’探照的价值。相对于红尘滚滚一往无前的时代，迟子建的小说里始终活跃着那一个顽固而无可救药、可亲可敬的‘逆行精灵’。回忆使寒冷的时间转化为温暖的岁月，留恋让荒凉的空间变换成葱郁的家园。在现实中沉睡和流逝的，在文学中被她唤醒与激活。”
摹写自然其实是中国文学最优秀的传统之一，而今在我们作家笔下很难见到踪影。物质欲望的铺张扬厉，自我诉求的喋喋不休成为写作的常态，他们不关心生存的大地，不关注世界的变化。而迟子建说：“对我而言，故乡和大自然是我文学世界的太阳和月亮，它们照亮和温暖了我的写作和生活。”其实不仅仅是照亮，也是她作品里极为重要的部分，也是她的生命观和世界观的体现。迟子建在《寒冷的高纬度：梦开始的地方》说：她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的一些变化而感悟来的，比如“我从早衰的植物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时我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从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迟子建之所以是迟子建，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作家的标签就在于此。蒋子丹所说，“它们绝不仅仅是文学课堂里或平庸评论中的修辞手法，而是一个人从童年开始建立的生活态度与生命观念。一个作家倘若有幸从上苍那里，领取了这样一双融入自然的眼睛，她的世界将一定是阔大的丰富的，从宏观的角度和抽象的意义上说，也是永远不会孤寂的。故乡给了迟子建这样的眼睛。”的确，从《北极村童话》登上文坛开始，迟子建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明净天真的美，几乎在迟子建每篇作品里都有优美澄澈的自然描写，它们就像一条条清澈的小溪流流淌在小说林里。它们生长在边远小城，自足完满，生机勃勃，是对生命的原初体验，是不受任何思潮流派话语污染的叙事。
她的作品中对自然的亲近，对温暖和爱的执着追求，都天然地属于生态的。在她的笔下，故乡景物是多么令人沉醉，神奇的白夜，宁静的村庄，醉人的都柿，灵性的日月星辰，会流泪的鱼……都充盈着生命的活力，散发灵性的光芒。她同时又像一个极高明的画家，涂染出极为淡雅优美隽永的自然画卷。有论者甚至这样说：“本质上，迟子建是一个自然风景画家，文字是她作画的工具，人物和情节不过是她颜料的一种。”虽然有些武断，却也道出了迟子建善于笔墨丹青的特色。可以说只要她一落笔大自然的描写，立刻变得诗意多情，旖旎无限。
《酒鬼的鱼鹰》一个善良得近乎懦弱的男人，一个以酒逃避现实的老头儿刘年，和一只美丽的误落渔网被逮住的鱼鹰，刘年将鱼鹰半卖半送给了叫驴子酒店老板娘寒波，却引出一连串悲伤的故事。刘年之所以变成酒鬼，是因为过于老实懦弱，一次次被人欺负，包括自己远在城市当医生的儿子。就连老婆都是被讹诈的结果，一辈子活得极为窝囊，只有在酒中寻找些许安慰。有趣的是他和孔乙己在偷和窃两个字上计较一样，他在酒鬼和酒徒二字上极为在意。而寒波当寡妇则是因为公公被货车压死，而婆婆逼着儿子给父亲报仇，儿子杀了人给枪毙了。
小说优美如诗的叙述中人性之恶咕咚咕咚冒出邪气的头来，那些欺负刘年的人也都是街坊邻居、普通人，为贪一点小便宜便讹诈栽赃；寒波的婆婆心中装满了仇恨，逼着儿子杀人报仇又逼着孙子去杀人。迷恋寒波的赖汤是个黑社会头目，欺行霸市，后因杀了生意上对手进了监狱。没赖汤撑腰的寒波只得把心爱的鱼鹰送给税务局局长，而鱼鹰眨眼间被扔进了寒气森森的冰柜，它将被制成标本送给上司。世道的败坏和人心的变恶，与小说中优美柔情的景物形成了对照。
迟子建在《踏着月光的行板·自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说，鱼鹰的事是真的，当时她想买了放生，怕对方不肯收钱而作罢，结果鱼鹰被活生生地扔进了冰柜中。“这只鱼鹰和这个少年的寒战，便是《酒鬼的鱼鹰》的写作缘由。故事的背景自然是我生活着的那座山林小城，那里的晚霞、晨雾、街坊邻居间发生的故事以及常常出入小酒馆的那些落魄者，我熟稔于心，写作这篇小说时就很从容。当然，这只鱼鹰的悲剧与我也有关系，它是完全可以再回到青山碧水之间的。写作这篇小说，我还满怀一份忏悔之情。”
冯毓云说：“在迟子建小说中有一个恒定的主题，这就是‘回望家园的存在之思’。远古的日月星辰、蓝天碧野、山川森林、各色生灵以及古老的风俗民情，都是迟子建‘回望家园’的主体。这些主体那么原初、那么质朴、那么美轮美奂，而又那么生气勃勃。相对人生而言，‘自然生命是无限的’。我以为迟子建对自然的崇拜是一种对人的存在的深深忧虑，是一种对生命存在根基的守护，亦是反客为主，将视自然为客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彻底解构。”我是深以为然的。你看她的《酒鬼的鱼鹰》中阳光和河水的描写美得多么令人心醉，她笔下的自然是有灵性的，调皮的。比如这一段：“最先敲叫驴子门的，应该是尾随着刘年行走的阳光。阳光是很殷勤的，它骨碌骨碌地从刘年身上滚下来，白花花地附在天蓝色油漆的门上，轻轻地敲起了门。”还有这一段：“水面上的阳光又在唱歌了。一到正午时分，太阳直射河水之时，阳光就会在水面上呈现出爆炸似的灿烂，白光迸射，层层涌动的阳光有种被煮沸的感觉，上下翻滚着，汪洋恣肆，使刘年觉得这些亮丽异常的阳光是在激情澎湃地唱歌。”北极村长大的迟子建对自然，对美有一种灵性动物一样近乎直觉的捕捉力，这是化在她骨髓里的东西，学都无法学。她写鱼鹰“头部的羽毛是湖绿夹杂着幽蓝色的，使其看上去就像浓荫遮蔽的一处湖水，神秘、寂静而又美丽。”那么这么美丽且灵性的鱼鹰最后被扔进了冰冷的冰柜，不是人类的残酷又是什么？
自然不仅仅是小说书写的内容，也是作家安顿心灵的彼岸世界。《鱼骨》中江中打不到鱼，《白银那》中靠水为生的人们十几年遇不见渔汛，山中不再有野兽，迟子建说：“一条江没有了鱼也就没有了神话。”（《白银那》）在沉重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我”从乌塘压抑得不能呼吸的黑暗天地跑出来，迎接她的三山湖是一个流水澄澈、晶莹透明的自然世界。她可以全身裹上泥巴自由晒太阳，可以躲过所有窥伺的眼睛畅快地流泪，可以在象征圣洁的清流给逝者放一盏爱的河灯，可以有人鬼感应后翩然出现的蝴蝶绕指而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