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还描写了其它几个爱情故事，金得与妮浩，杰英琳娜与达西。在金得婚礼上有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场面，作为萨满的妮浩代表全乌力楞的人对他们说出祝福的话来时，“杰英琳娜满面笑容地看着金得，而金得却把目光放在妮浩身上。金得看妮浩的眼神是那么的柔情而凄凉，让我心里一阵难受。”而实际上金得的爱并不为妮浩所知道，她还是个天真浪漫的孩子时被金得和鲁尼同时看中，金得等待母亲为他求婚，鲁尼则自己去了妮浩部落去求婚。金得娶了自己不爱的女子而上吊自杀，善良的他选择了一颗死树，因为按照他们的习俗，上吊的树是要火葬的，连一棵树也不忍心毁掉的他杀死了自己。他的死让刚刚行完婚礼仪式的新娘杰英琳娜十分痛苦，要冲入火堆自杀。正在这时，达西向杰英琳娜跪地求婚。而他之所以求婚是因为善与悲悯，他对“我”说：“金得不要她了，可她都嫁到我们这里了，是我们的人了。她成了寡妇，又是个歪嘴，我要是不娶她，她跟谁呢？”在这里恨被爱消融，淳朴的鄂温克人的天性中的善闪耀着灿烂的光芒。在这种善的光芒的映照下，依英琳刻骨的恨和金得宁死也不改变的爱都被罩上了一层洁净温柔的光辉。而达西娶了杰英琳娜后，达西的母亲玛利亚极为愤恨，她很晚才得到这个孩子，视为珍宝，而这个珍爱的孩子居然娶了一个比自己大很多岁的歪嘴的寡妇，这怎不让她仇恨呢？她虐待那个温顺的杰英琳娜，甚至逼迫她流产，然而依芙琳不断滋长的仇恨却使婆媳俩和解了。恨也可催生爱，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
还有林克，尼都萨满和达玛拉之间纠结的情缘，当年兄弟俩同时爱上了青春活泼的达玛拉，以射箭定输赢，结果林克娶了达玛拉，而哥哥做了萨满。多年后，林克去世，尼都萨满并未消竭的爱情重新鼓胀起来，他用山鸡的毛精心作了一条羽毛裙送给达玛拉。然而两人之间的爱被习俗和儿女阻断，按照习俗，弟可以娶嫂，但是哥哥不能娶弟媳。于是两人迅速衰老，都有些癫狂了。后来在鲁尼的婚礼上达玛拉穿着羽毛裙跳舞而亡。
在作家眼中，白桦树和驯鹿一样是鄂温克人相依为命，鄂温克人渴了就在树根上划一个小口，捡根草棍，桦树汁就泉水一样流进了桶里。“那汁液纯净透明，非常清甜，喝上一口，满嘴都是清香。”桦树可以剥皮自己又长出一块来，而桦树皮剥下来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桶、盒子、船等。还有奇特的风葬仪式，来于自然而回归自然。他们烧已经干枯了的树。储藏物品的“靠老宝”，都是这个民族在山林中特有的产品，前者将已死的人放在四眼相对的树上搭成的木板上，以风葬。后者则是他们储藏物品的林中仓库，以方便迷路的人取用。前者出自一种纯粹的自然精神，后者则出自善良和远见。他们一切取之自然，比如染布，是将各种植物揉碎了对上水和盐煮，都柿的果实染成蓝色，百合花染成红色等。
小说在描写鄂温克人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时，丝毫不让人觉得野蛮粗砺，相反，在作家温柔的抒情语言后面延展成绵长的诗意。他们逐驯鹿而居，与树木、天空、大地、星星、动植物亲密地生活在一起，所用一切取之自然，又将自己还诸自然。他们热爱山林，依赖山林，也将自己变成了山林的一部分。人是需要对话的，人的精神生活是在与世间万物对话中发生的，其中包括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自我、自然世界，人在各种关系的对话中发现自我，展现自我。小说中很多地方用非常轻灵精致的语言说出了近乎天籁的哲理，比如娜杰什卡带着女儿逃走后，尼都萨满说：“你去追跑了的东西，就跟用手抓月光是一样的。你以为伸手抓住了，可仔细一看，手里是空的！”小说记载了许多优美的神歌，是鄂温克民族用唱歌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远古信息，是史诗一样的杰出作品。
在《跋》中迟子建写道：“其实开发是没有过错的，上帝把人抛在凡尘，不就是让他们从大自然中寻求生存的答案吗？问题是上帝让我们寻求的是和谐的生存，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坏性的生存。”“持续的开发和某些不负责任的挥霍行径，使那片原始森林出现了苍老、退化的迹象。沙尘暴像幽灵一样闪现在新世纪的曙光中。稀疏的林木和锐减的动物，终于使我们觉醒了：我们对大自然索取得太多了！受害最大的，是生活在山林中的游猎民族。”这些游猎民族被动员下山定居，却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山林，但作者说：“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如今驯鹿可食的苔藓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即使回到了山林，但搬迁频繁，他们和驯鹿最终会往何处去呢？”对鄂温克人去向的关注也就是对大兴安岭，对地球生态命运的关注，以此呼吁人们少一些功利之心，虚躁之心，用心去珍爱这个养育着我们，还将养育我们后代的星球。
这是非常具有警醒意义的，尤其是今天，生态的梦魇正在我们头顶徘徊。地震、海啸、干旱、雪灾等剧烈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各种新的疾病如非典、禽流感、艾滋病等不断涌现，与之伴生的是人类精神危机如欲望泛滥、道德滑坡等……面对这样严酷的生存现实，有良知的学者都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苦涩的问题：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科技进步一日千里，为什么解决不了今日的生态问题，而是任由其愈演愈烈？答案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我们对待世界缺少了一份敬畏之心，一味贪婪地攫取。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曾说过：“一件事情，当它有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米兰·昆德拉说他的创作是对于存在的诗性凝思，是对于人的存在的严肃质询：“整部小说都不过是一篇长长的询问。沉思的质询（质询的沉思）是我所有小说赖以构成的基础。”鲁迅这样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那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来。”在笔者看来，迟子建笔下一直潜藏着这样的质询和拷问，除了上面陈述过的对社会、生态和文化的质询，还体现在对生存之痛的写作，乡村中渴望改变命运的农民，都市中的普通人成为迟子建书写的对象。花牤子、第三地、野炊图，写下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隅，却也形成了对我们这个时代、对人心、人性的尖锐追问。这些小说不仅拓展了思考的广度和深度，实际上又形成迟子建另一个质询方向，即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人们的心灵和命运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很少人留意到迟子建也是善于戏谑和反讽的，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她很多小说的标题和内容相悖。《相约怡潇阁》浪漫的外壳下包裹的是一个关于情感与背叛的主题。《第三地晚餐》中本应是社会道德的标高的报社变成了最为急功近利的场所，平凡普通如陈青一家也因各种机缘一再走进报纸栏目，成为社会新闻中的主角。这实际上意味着，即便普通百姓的命运也极有可能被舆论所左右。整个社会道德滑坡，婚外情的代名词“第三地”成为时尚。在第三地中享受过快乐的陈青、蒋宜云、张灵等先后品尝到了苦涩。
《福翩翩》是一个极为温暖的小说名称，收录的却都是悲伤的故事，于是于是这篇小说在“福翩翩”的美好祝福下，实际上在讲述普通人生存的艰难，他们为了衣食住行而辛苦劳累，同时又被自己狭隘的情感所束缚。而像花疤痢那样的人反而活得滋润光鲜，他是个黑社会小头目，手下有一帮使枪弄棒的兄弟，使强力把一家超市贱卖过来，开了酒楼，生意不好就去各单位要挟，并利用洗浴中心的小姐套住实权人物，在市面上颐指气使的。他的房产很多，二奶养了好几个，房子里有地热，穿的是黑貂绒。两相对比下，柴旺和刘老师们的生活寒酸清苦之极。
还有《踏着月光的行板》这么诗意优美的名字下，讲述的却是贫贱夫妻的生存之艰难困窘。他们被恶劣的生态环境逼进城市，从事最低贱最危险的工作，却没有一间可以相聚的房子，只能在交错的火车上彼此看上一眼。《起舞》其实也是城市发展对底层的挤压，房地产开发商的掠夺式开发对和谐的平民生活方式的毁灭，丢丢和半月楼一起被铲车铲起来的瞬间，迟子建以沉痛的语调名为起舞。《花牤子的春天》中叫花牤子的年轻人其实从来不曾有过春天。迟子建借一个农民的生存悲剧写出了被时代改变的乡村。《野炊图》中黑眉打着野炊座谈会的名义不过是想把上访者牵制住而已，他在记录本上划拉的那些东西根本不会有第二个人读到，而他也将从组织这场野炊中赚四百来块钱。迟子建的这些小说的叙事清新流畅，不露丝毫斧凿痕迹，有着一气呵成的气韵贯通。虽有对现实的批判，却节制含蓄，语言凝练，带给人悠长的回味。
迟子建的怀疑和追问的是隐藏在生活和人心深处的为什么和怎么办，在被话语遮蔽的伤和痛被翻出来后的追问。
把鄂温克人从深山中迁移出来，建立一个定居点，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以融入现代文明，这在主流话语的宣传中从来都是言辞铿锵、不容置疑。然而迟子建以温婉的口气说，不对吧？古老的生活方式也很好啊，未必就是野蛮的，恰恰相反，它更靠近鄂温克人的灵魂，更贴近森林、星空和大地。
他们就是大森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他们迁移出来反而毁掉这一部族。那么，古老部族该怎样在现代文明中谋求发展呢？人类如何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质询和追问贯穿小说始终。有论者因此称这部小说是挽歌，是不无道理的。只是仅仅称挽歌，称道其伤怀之美太轻柔了，因此抹杀了小说中强烈的悲怆气质。其实作家的笔是不乏冷厉和坚硬的，就像迟子建的个人气质里有温情宽容的一面，也有固执和强大的内心力量是一样的。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她在一次访谈中对有论者批评她温情主义颇有微词，强调自己是一个坚持自我的作家。
质询和拷问的不仅是社会本身，更是人的良知与灵魂，甚至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那位知识分子“我”。在乌塘的大苦大难面前，她无所作为，她只沉浸在自己无边的丧夫之痛里，为自己遭受命运的虐待而泄愤，当她目睹蒋百嫂房中的秘密时，她选择离开，躲到风光明媚的三山湖度假村，在泥巴的掩盖下尽情流露自己的忧伤。作家对此时“我”的无力也十分尴尬。但是，就像鲁迅救不了祥林嫂，迟子建也救不了蒋百嫂。祥林嫂死于封建礼教的迫害，蒋百嫂则被现实利益和权势形成的双重合力逼得无路可走。从这个意义上说，迟子建有着鲁迅一样的深刻的洞察和对现实的关注。这部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实至名归。
但是迟子建的超逸之处还在于写出了自己对生活的独到理解：爱与美是生活中的希望，它们对抗着生存在俗世中的种种寒凉。当更多作家怀着厌烦写下平凡生活中的一地鸡毛，让读者进一步认清活着的琐碎与无聊，生活的沉重与无奈时，迟子建似乎跳上了天空，插着翅膀在屋宇间飞翔。她看见了生活中难以承受的重，却说，正因为生活得艰难，所以我们更需要超逸的飞翔，需要爱与美。应该说，这是更高明的选择。若干年过去之后，人们厌倦了满纸愁苦说黑暗说丑恶，厌倦了那些完全照实描画生活的作品时，就发现了迟子建的好。因为她告诉你，生活还是有盼头的，有希望的，有温情的，就像女萝，（《秧歌》）父亲早亡，母亲改嫁后郁郁而终，自己被年龄大她许多的王二刀强行奸污，可她仍然有滋有味地活下来了，有了一间像模像样的药店，有了可爱的会会，家成为她最温暖的所在，因为“日子总得过下去啊。”所以，即便晦暗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会在结尾出现蓝蝴蝶绕指起舞的美好画面。
在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大多数人陶醉于物质的极大丰盛和生活条件的日新月异，却未能警醒发展的代价。获得和丧失之间的比例可能我们今天还是雾里看花，看不清是盛开的娇艳还是过剩的萎败，但终将会雾散云消，到那时，我们是否还有力量挽回与拯救？《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我”虽离去，小煤窑仍如火如荼，蒋百嫂们还在沉沉黑夜里哭泣。《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古老的生活方式连同少数民族的文明已经一去不返，我想，这种悲凉的结局正是作者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警告。这也正是迟子建作品的另一种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三、谭恩美的溺水之鱼
大陆女作家之外，还有一批在世界范围内创作的华人女作家，她们或者出生海外，或者长大后移居他国。在创作中她们选择了中国或中国文化为书写资源，讲述了中国经历和经验，故而具有很强的中国性，诸如中国神话、意象、意境、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库以及中国的哲学如儒、道、释等思想。而她们的西方教育和成长的背景则使她们的讲述具备现代性。简言之，是在回应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文化意识、美学形式和人文传统。二者汇合在一起形成杂糅的文本态势。这些内容构成了华裔作家笔下充满张力的文学空间。而女性写作因其特有的敏锐和细腻，凸现出文化冲突下女性生存状态和性别意识，构成了中国文学的边缘空间和新的研究视野，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文化意义。那就是跨越中西文化，跨越现代和当代，跨越母亲与女儿的生活遭遇、精神状态等而汇聚的穿越时空的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