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恩美即是其中杰出的一个，她（AmyTan，1952年-）出生于加利福利亚州奥克兰市一个中国移民的家庭。父亲谭约翰是电子工程师兼牧师，于1947年移民美国，母亲戴茜（杜青）1949年到达美国。戴茜（杜青）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外婆在丈夫去世后因被强奸而被迫当了一个富家的妾，之后因屈辱而吞鸦片自杀。母亲9岁时目睹自己母亲自杀，“从那天起，自杀就成为母亲面对任何不顺心时的自然反应，她会例行公事般用自杀相威胁。有时一星期一次，有时天天发生。”戴茜被亲戚收养，后由他们安排婚事，嫁给一个坏男人，生了三个孩子后与谭约翰发生婚外恋情，之后因为要求离婚而被关进监狱，出狱后她抛弃那三个女儿来到美国嫁给约翰。直到1987年她才与这三个女儿重新见面。谭恩美16岁那年，父亲和大弟弟一年内相继死于脑瘤后，母女三人旅居瑞士。24岁时因目睹最好的朋友皮特被歹徒残杀的场面而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她放弃了语言学博士学位的攻读，决心寻找生命的真实价值。谭恩美先后在美国林菲尔德学院和圣荷塞州立大学读书，获得英语与语言学双学士学位，翌年获语言学硕士学位，曾一度从事为语言弱智人服务和开办商业文书写作公司。在这期间，她因为与一个嬉皮士恋爱并策划私奔而与母亲发生激烈冲突。她因为选择的男友不是华裔而与母亲闹过别扭，后又因放弃读博士学位与母亲发生冲突。这种紧张的母女关系一直到母亲心脏病发作才有所缓解。而她自己也在工作、婚姻中遇到一些问题后才开始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也开始关注母亲所讲述的那些故事，关注上一代华人的经历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两代人的关系成为谭恩美写作的灵感源泉和重要素材。1987年，谭恩美随母亲回中国大陆寻亲，这一次旅行对她的触动极大，她开始真正感受到血脉中的中国文化传统。于是她开始写作一系列母女题材的小说并引起轰动。《喜福会》一出版就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连续九个月位居榜首，首版精装本热销达27万5千册。一些美国大报和刊物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纽约时报书评》，《洛杉矶时报书评》、《纽约人》、《芝加哥论坛报》等。这本书还获得了“全国图书奖”和“全国图书评论界奖”提名，并获得“海湾地区图书评论小说奖”和“共同体协会金奖”等各种奖项。作品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后被王颖导演拍成电影后又形成新的热潮。她与汤亭亭并列为当代最优秀的华人女作家。之后写作有《灶神娘娘》《灵感女孩》《接骨师之女》《沉没之鱼》等都在西方图书市场成为畅销书，而这些书无一例外都是关于女性的书，关于母亲的书。
女性主义评论者一直十分重视女性写作的重要性和母亲对女儿的重要影响。埃莱娜·西苏认为：“我要讲妇女写作，谈谈它的作用。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则，处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女性文本应该彰显女性写作同母亲之间的关系，这些女性文本应该强调声音，而非目光，母亲的声音、她的乳房、奶水，永远环绕在她和她的读者周围。”她的作品带有很强的埃莱娜·西苏所说的女性文本的特征。谭恩美在《我生命的“克里夫笔记”》结尾处写道：“我在思考，从中国天津的街头到此刻的旧金山，其间的一切如何环环相扣地发生发展？”这种思索使谭恩美的作品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她投入写作并激情洋溢地写作母亲的故事，永不疲倦地讲述母女关系。比如《灶神之妻》就是一部为母亲作传的小说。《喜福会》中许安梅母亲讲述的就是谭恩美外婆的真实经历。其他各部小说中的母亲都或多或少地留存有谭恩美母亲的影子。
谭恩美写得最好的是母亲形象。即便讲述女儿的故事，也是以母亲为参照系的。母亲形象是谭恩美写作的核心与重点，这个人物形象负载了相当丰富的内涵。谭恩美在写给母亲的祭文中这样写道：“了解母亲，比如她的秘密或是某些秘密的片断，都将是了解我自己的过程。无论是出于刻意或者完全出于偶然，我发现了母亲生活中的诸多片断，每一次新的发现都让我不得不重新编排母亲的故事，事实上，这个故事一直都在生长。”
这个探索的过程非常痛苦，最初起因于痛苦记忆，谭恩美的母亲不是一个乐观和蔼的母亲，而是一个脾气怪诞，总是挑剔抱怨，牢骚满腹，更严重的是，她时不时把自杀挂在嘴上威胁自己的亲人。“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她就经常把死亡挂在嘴边，死亡成为一种警告或是在劫难逃的事实。”这带给谭恩美非常痛苦的童年和少年经历，她时常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母亲不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她的人生路途是否会改写？
“有些时候，我会设想，如果我的母亲是一个没有忧郁症的快乐女人，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想想看，我的母亲循循善诱而不是忧心忡忡，她充满热情地建议你参加舞会应该如何得体地穿衣服，而不是警告说：如果男人吻了你，你就会怀孕，直到有一天疯掉。如果我和母亲始终保持一致亲密而令人愉悦的关系，我一定会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长大以后我会是一个活跃、心态平和的人，也许会生很多孩子。或者我未必成为小说家，我也许会是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业余时间开钢琴弹奏会，让宠爱我的母亲惊喜。因为这样的母亲天生能够为自己寻找快乐和满足，从来不会把自己的心愿强加给孩子。”
可惜不是，这使得她的人生充满缺憾，也给她的人生设下陷阱。“在西方社会，我们是个问题家庭，母亲有自杀倾向也在情理之中。这是一种传统，从外婆到母亲到我，代代相传。不像别人家的传家宝是银器，我们所继承的是苦难中的沉默，静静地承受，直到最后突然爆发，只盼望在顷刻间通过自杀抹去所有的记忆。”
这些成为她写作的缘起：“如果不是要弄清楚我生命中的困惑、希望以及那些没有回应的祈祷，我为什么要写小说？小说中的隐喻、情感，还有那些有关生命课题的追问，这一切都一定要源自我的内心，由我自己来思考、孕育和反复琢磨。”母亲带给她的情绪记忆和看世界的方式都深刻地铭刻在她的心里，“于我而言，把记忆写下来，会让我回想起人生的不同阶段，以及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比如，我当时和家人相处得如何？或者为什么我没办法和他们和谐相处？”我也想起了自己对人生不断发展的看法。“先是认为生活充满神奇；之后，又感觉生活不过是一些巧合，没有什么意义；兜了一圈后，又重新认识到神奇其实无处不在。”在多篇作品里有类似表述，她和母亲都属龙，她是水龙，母亲是火龙。水与火相遇注定会有精彩的故事发生。
在谭恩美作品里，母亲那一代人的故事是通过女儿的眼光来审视批评和讲述的，她试图分析母亲为什么会成为那样的人，是哪些遭遇、经历、哪些人改变了她？而她又带给自己的女儿什么影响？这样的梳理过程中，她实际上写出了一个家族的女性历史。那些椎心刺骨的惨烈故事在重新讲述的时候带上了反思和批判的印记，有了更为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女儿辈的比照辉映下有了人类关怀的色彩。
《喜福会》是谭恩美的成名作，同时是一部探讨华裔女性言说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出作品。有论者这样评论道：“《喜福会》……详尽地讲述了四位母亲移居美国之前在旧中国的种种苦难经历以及她们各自的、在美国长大而学有所成的女儿在现代化社会生活中遇到的烦恼。通过这八个人物的故事，小说探讨了由中美两个不同世界造成的母女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中美两种文学的冲突和差异。”“我认为冲突既是文化意义上的又是两代人之间的。”作品讲述了华裔两代女性中四组母女间的故事：吴素云与吴精美；许安梅与许露丝；龚琳达与薇弗莱；顾映映与丽娜。每对母女轮番上台亮相，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感受。她们的故事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广阔的华裔生活世界。八个人物的生命轨迹和心灵倾诉用四个部分组合在一起：“千里鸿毛一片心”，“道道重门”，“美国游戏规则”，“西天王母”。可以有多种阅读方法，一组一组母女去读；按照排列顺序去读；按照代际身份去读；一个一个人生际遇去读等等。有点像扑克牌，怎样洗牌都会有一种新的组合。用不同组合去阅读这部小说，会带给读者不同的观感和体悟。蕴藏着诸多故事：母亲那一代人的移民史充满辛酸血泪；女儿那一代成长史有着矛盾纠葛；母女之间的爱与冲突；中国人的生活观、命运观、信仰；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两种文化的较量等。紧密地贴合在一本书里，好像一个精巧的核桃，内里有许多个分格，各自有自己的位置，组合在一起则构成一个坚硬的整体。这种不同人讲述故事的方式极大拓展了作品的艺术空间，赋予故事很强的张力。
谭恩美的小说中的华裔母亲总是在讲述过去的故事，她不愿也不能忘记她所走过的路，她的生命的脉络。她经历过那么多磨难，承受过那么多痛苦之后，如果她忘记这一切，她的损失更大：她将无法从她的痛苦中获得任何经验，或从她的遭遇中吸取任何教训。同时，促使她讲述的还有确认身份的焦虑和身在异国的迷惑。
卡尔维诺说：“奥德修斯从忘忧枣、咯耳刻的药和塞壬歌声的魔力中拯救出来的，不只是过去或未来。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来说，只有当记忆凝聚了过去的印痕和未来的计划，只有当记忆允许人们做事时不忘记他们想做什么，允许人们成为他们想成为的而又不停止他们所是的，允许人们是他们所是的而又不停止他们想成为的，记忆才真正重要。”她们正是在故事讲述中梳理自己的历史，也希望冀讲述的方式把对中国文化的观念传递给自己的子女。
茹灵用稿纸，雯妮面对面，邝用一个前世故事，陈璧璧借助鬼魂，“讲故事”是她最主要的叙述方式，或以女儿讲母亲的故事，或以母亲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多发生在中国抗战时期，一个女人的悲欢离合，她在独特时空中的人生际遇，她的人生所附带的中国文化因子，以及她带给美国女儿的影响。所有的母亲都曾是小女孩，是年轻的女人，都曾单纯无知，都曾有过惨痛的过去和许许多多埋在心底的秘密。茹灵的母亲，茹灵，雯妮，雯妮的母亲，《喜福会》中的四个母亲，母亲的母亲，一代一代的女人的故事在她的作品中汇成一条女人河。“就是这些女人造就了她今天的生活，她们就在她骨子里。”（《接骨师之女》）但是她们的故事埋在心底，儿女辈并不知道她们曾经的艰辛和苦难，两代人常常因误解而心生芥蒂，发生冲突。终于有一天，母亲们决定讲述自己的故事，她们揭开记忆的伤疤，把血淋淋的伤展示在女儿们面前，把多年来的乡愁和痛苦宣泄出来，女儿们也才真正懂得了自己的母亲辈，才看到了母女间一直牵系的血缘脐带，这是谁也无法剪断的，它们生长在血脉深处。
她试图通过母亲故事的叙述来叩问古老的中国，那个传递给她血缘根脉的古老国度。它们似乎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对她有着强烈的蛊惑和吸引力。而这些东西同样带给美国的读者以强烈的魅惑，她的作品多次位居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可以说是巧妙的注脚。（1989年《喜福会》出版，好评如潮，当年高居纽约《时代周刊》畅销书排行榜首位高达八个月之久。）作品的畅销也刺激了谭恩美在类似素材的反复书写和深入思考，技法越来越娴熟，思考也日渐深刻。
这样，母亲与女儿的关系不仅仅是女作家笔下不断重复的意象，也成为女作家观察世界、探讨问题的特殊角度。在她们的故事里，男性要么缺席，要么是反面的存在，要么面目模糊。她们用母女生命链条的接续来构架小说叙事结构。这些母亲善于讲故事，也喜欢用故事的方式引导教育女儿，她们所用的语言是汉语，她们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关于故土中国的。“语言是人们的文化属性的主要载体：一个社群的文化结构的中心是它的共用的语言。”“语言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具决定性地界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同生存方式。语言就是一个人的属性的载体，是观察事物、经历与感觉的某种方式的工具，是形成某种人生观的决定因素。”这些母亲用语言和故事将中国和中国发生的一切与美国女儿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但是作为一个完全接受美国教育长大的美国人来说，让她全盘接受中国文化，并将此当作自己的根，也是不太现实的。这些喝可乐长大的孩子已经不再是中国人，虽然外貌上与母亲极为相像，但是她们不会说中文，用美国式的思维方式行事。当她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时，更多的是以美国人的目光在审视东方。她的接受是有限的，带着质疑目光和批评的。又因为她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是二手传递，因而她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有着很强的误读的成分。
《喜福会》中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官的妻子吴素云只身一人带着襁褓中的双胞胎女儿避难桂林城，但是很快日军逼近，大量难民涌进桂林，每天在躲警报中恐慌度日，一天到晚处在生死一线的警备状态。物资缺乏。“生的希望，不在洞里，也不在洞外，不知究竟在哪里？那完全是一种绝望的难挨的等待。”为了排遣恐惧和孤独，为了将自己从绝望的深渊里拔出来，她兴起办喜福会的念头，找到几个跟她同样想法的年轻女子，每周一次聚会，轮流做东，出钱出力，让大家开心，准备一些名字吉祥讨口彩的点心款待大家。打几圈麻将，然后海阔天空的谈心聊天，怀念过去的好时光，企盼战争尽快成为过去。她们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苦中作乐，寻找活下去的乐趣，彼此支撑。有点像西方故事里的十日谈。
喜福会是他们勇敢坚强的象征，面对残酷战争，她们选择了另一种面对方式：“与其悲悲切切等死，不如快快乐乐地过一天算一天。”把每周一次的聚会过得像新年一样热闹开心，至少每礼拜有一天可以忘记恐惧。而且每周有一次期盼，一次欢欣，生活中有了希望，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到美国之后，她们仍然沿袭了喜福会，吃中国菜，打麻将，说中文，成为她们在异乡排遣孤独好苦闷的方式。在美国重建喜福会，也是她们为了保留中国气质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