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敏感到家中藏有秘密，而这个秘密与自己密切相关，却无从探知秘底。于是“我”挖空心思从大姐那里套话，却套出了另一个大秘密。这使“我”对平日里粗俗、丑陋的母亲产生了好奇，母亲原是花枝般美好的女子，逃婚来到重庆，被袍哥头子看中，因无法忍受他的众多情人而带着女儿离家出走，嫁给了现在的父亲，洗尽铅华过着简单贫苦的菜根生活。解放后袍哥被捕，母亲冒受牵连的危险去探望。“我”的秘密真正洞开，是在十八岁生日那天，这个秘密后藏着母亲撕心裂肺的爱情和一个男人十八年忠诚无望的等待，也成为“我”苦难童年的缘由之一。母亲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大胆叛逆的精神始终如一，但这些美好的品质在当年的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里遭受嘲讽辱骂。这样美好的执着于爱情的母亲多年以后被饥饿和繁重的劳动折磨得变了形。为了子女和家庭拼命干最下层的体力活，容貌尽毁，她的睡姿让“我”厌恶，睡觉流着口水给人的感觉像头猪等等。这些对母亲的“恶毒”描写，正是虹影对母亲的深深痛惜。
可以说在“我”的身上，重叠着母亲和大姐的影子。母亲的叛逆性格，特立独行的人生际遇似乎是树立在女儿面前的样板，大姐一次又一次惊天动地般的结婚离婚，是想通过换男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有着丝毫不逊色于母亲的叛逆。母亲和大姐之间会拍着桌子对骂，也能互诉衷肠彼此疗伤，她们之间有着仇人的势不两立，也有着知己的惺惺相惜。在母亲与小孙偷情时，最愤怒的是十六岁的大姐，她吵嚷叫骂，让所有人都知晓这一丑事，怂恿父亲告状，让事情闹上法庭。而大姐最能理解母亲的爱与痛，也最像母亲。
虹影小说里有一种故意设悬疑的结构，营造出一种玄惑的、神秘的，引人探寻的氛围，
而真正的故事正是在这种不断探寻，不断讲述中一点一滴渗漏式完成的。《饥饿的女儿》中“我”是传主，讲述身世故事，但“我”的身世又是一个谜，从小“我”被蒙在鼓里，渴望知道真相，于是从大姐、母亲、生父的嘴里一点点知道了她想知道的东西。视角不断在转换，每个人只讲了一部分又按下不表了，真相在揭开一点的同时又陷入另一个疑惑之中，又必须另外的人开始讲述。而“我”始终是被动的，被讲述的。“我”在探知这些秘密的过程中慢慢长大，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困惑与自我审视的艰难历程。伴随这个过程的还有这个民族的苦难历史、死亡、饥荒、人斗人、血雨腥风的十年浩劫，底层平民在困难中的艰辛的求生和生命的顽韧。甚至还包括对民族弱点，人性弱点的无情揭露与批判。《孔雀的叫喊》中柳璀“出生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成为她生活中最大的疑惑，她从母亲那儿只接过了一个大疑惑，于是来到良县，终于在陈阿姨的讲述中，又在李路生的补叙中获知了全部真相。而谜底揭开的同时就是小说结束之时。
而且在她作品中总是与某段具体真实的历史相关联的，比如《饥饿的女儿》知青上山下乡，重庆解放前夕“九二”火灾；红卫兵江上武斗等。而《孔雀的叫喊》中长江三峡大坝动工，五十年代清除妓女等。正如在崔卫平的一次访谈中，崔卫平说：“这其中的每一个人，他们的经历、遭遇和我们所谓的‘历史’之间，都有一条歪歪斜斜的通道和脐带。”而虹影接下去回答：“但在历史的这张花名册上，他们却被轻轻地划去了。抹得一点痕迹都没有。”“实际上，贫穷并不是唯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在那样一种生活中，失去了希望，失去了未来，可能就根本不知道有所谓未来，不知道换一种活法这个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心态，对黑暗的默认超过了任何一种地方的人们。”
虹影的《绿袖子》和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同时选择了相似的切入点来写作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她们穿越重重历史的迷幛，从弱小卑微的人物身上发掘人生悲剧，倾听她们早已消失于历史深处的幽怨无助的哭泣。在历史和时代的长河里，她们渺若尘埃，但作者以她们的写作证实，她们的生命和情感同样有价值。正如编辑魏心宏在评价虹影《绿袖子》时所说的那样，“当伟大的关系到民族命运的战争到来的时候，历史的洪流只会记住那些为战争浴血奋战的人，个人的命运和情感很自然地会被无情地忽略，更不要说像玉子以及她的男友那样混血的孩子。她们在民族抗争的伟大运动中难以归类，没有人会去重视她们的内心。”
《绿袖子》也是一部研究女性生命本体和命运的小说，以女性强悍的情欲来表现女性的生命强力。玉子母亲是日本女人，小罗父亲则是俄国人，两个混血儿是那场战争的产物，三十七岁的她和十八岁的他相遇在日本投降的前夜，他们之间爆发了近乎蒙昧状态的原始情欲，畸形而又执著的恋情。年龄相差一半，却疯狂至每天在家不穿衣服，一见面就引发狂潮。小说这样描写玉子：“她一辈子从来没有如此明白，自己是个骨子里需求爱的女人，每一分钟都想好好做个女人。”日本投降，玉子被遣送回国，小罗被当作俄奸关入监牢，一年后他们从两个方向开始相同的寻找--近乎传说中人对自己另一半的寻找，执着、坚定、百折不挠。当小罗到达日本时，玉子来到了长春，而玉子回到日本时，小罗又回到了中国，唯一带给他们安慰的是他们留在中日两地同一面墙上思念和寻找的话语。这样话语支撑他们活下去，并继续寻找。
二、《孔雀的叫喊》
《孔雀的叫喊》是我所读到的写三峡写得最深刻的小说，可惜前重后轻，到后半部该发力时，语焉不详，匆匆煞尾。这是部可以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的典型的文学作品，虹影所关注的就是长江三峡的命运和它建成大坝之后的生态。但为了叙述的便利，也为了能达到穿越时空，将历史和现实衔接起来的目的，她借用了一个凡庸的故事里套故事叙述套路。基因工程学科学家柳璀在母亲建议下回母亲故乡良县去走一趟，途中她发现了自己的丈夫--身为长江三峡总公司总工程师李路生有外遇的证据，恩爱夫妻反目成仇。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她在回访母亲昔日同事兼好友陈阿姨时，发现了自己的前世之秘。为了获取镇压妓女的功劳，柳璀父亲捏造妓女红莲与玉通禅师的奸情，将他们处死，此时柳璀和月明出生，故而陈阿姨认为他们就是当年那两个屈死的冤魂投胎转世。这只是小说家刻意营造的诡异外套而已，借这个外套讲述当年的历史真相才是作者的目的所在。良县是母亲当年工作、生活过，也是自己出生地的地方。她的到来让当地贪腐的汪主任误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可以借她来替自己向李路生递话甚至威胁，性情刚直的柳璀根本不吃那一套，她走进静坐抗议的人群，被当作闹事分子抓了起来。李路生的到来使她很快被释放，但这一次被拘反而使柳璀更增添了探究历史和现实真相的好奇心，在和陈阿姨的接触长谈中，柳璀清晰地看到了人生中极为残酷的真相。这才是虹影写作的目的和重点：人性的黑暗残酷和长江生态的危机。
虹影的叙述里，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前者就是后者的因。正是由于人性的贪婪无耻才导致了世界最壮丽的自然生态长江的危机。只是这危机不是三两眼就能看出来的，更不是政客激情洋溢的演讲中所能遮蔽的。就连柳璀刚到良县时，她也为新城旧城的巨大差异而震撼，认为那些灰扑扑的旧城也该消失了。虹影用了一个奇特的比喻来说明这种模样古怪的双层城市，“像一个古怪的蛋糕，糕早就发霉了，上面却厚厚地加了各种颜色的奶油。”而当“水库储水之日，人们一夜醒来，世界将面目一新，一切不够新的都将淹没在荡涤一切的浩瀚的江水之下。”这种对自然生态的思考从一落笔就已开始了，并贯注在柳璀所到的每一个生活场景和视野所及之处。
在北京的实验室看到了风沙，并通过柳璀的惊讶写出：“今年不是已经来过三次沙尘暴了吗？”而办公室其他人的反应则是“看来忙碌的人，轰的一下全把手头的事放下，说开了。”“有的人说应该怪内蒙古开垦草场太多，有的人说责任在于过度放牧，有的人说原因是中草药沙棘草收购太多。”这个并非插曲的插曲使作品的生态主题视野阔大起来，生态问题不是哪个地域的独有问题，而是全国范围的，世界范围的大问题，它在用风沙的形式影响并警告人类。自然不会是一个驯服的奴隶，而是一个会思考有能量反抗的精灵，当它反抗时，它狂野的力量很可能使人类陷入困境，一个小小的沙尘暴不是就已经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无穷的麻烦了吗？“下班走出研究所时，她与其他女同事一样用纱巾把整张脸蒙起来。纱巾是花的，所以看彼此的脸都那么怪异，仿佛置身在化妆舞会。她已经习惯了沙尘暴，但站在研究所门口的石阶上，街上的场面还是让她吃了一惊。整个城市涂上了一层黄色，空气中有一股土腥味。能见度只有百米左右，层层叠叠的高楼大厦一个个消失在灰雾中。连树都被压低了，长枝条随风抽打着路沿。所有的车都打开了雾灯，缓慢行驶。行人偶然冒出，有如鬼魂，一个个蓬头垢面，侧身走在漫天风沙中。下落的夕阳有点像月亮，却蔫蔫的，暗黄。
她想起下午办公室那些人的争论，才意识到沙尘不会只瞄准北京，每次沙尘暴从北向南横扫中国时，这个国家的一大半，都处于古时日蚀时才会有的奇境中。
柳璀觉得衣服有缝的地方全在进沙子，好像身体也进了沙子，笨重了。外边有个男人大概感冒了，只能用嘴呼吸，现在一嘴沙子，正在使劲地往地上吐。”虹影细致生动地描写了蔽天灰黄的世界和沙尘中的众生相，并得出结论：“庞大的人工，在大自然面前只是愚蠢的小摆设。”在这样的思考前提下去看长江和长江坝区，其褒贬是非的态度自是不言而喻的。
在母亲的描述里，几十年前的长江是非常美的。“‘没见过吧？’母亲说那时长江江水碧绿透澈，水里浮游着通体透明的桃花鱼，它们可能是从山涧的溪河里游入长江的，成群结队，各种颜色都有：玉白、乳黄、粉红，与与远山上的桃花相互辉映。”到了良县所见到的则是一条肮脏的长江：“柳璀顺石梯而上。码头上有工人在卸货，卡车掀起泥浆和沙土。而且，到处是乱堆着的垃圾，马路边、滩岸上，甚至一些低矮的房屋顶上全是，臭味在太阳下蒸腾。整个城市的垃圾似乎多少年一直无人搬运，堆在这儿发酵，或许是在等江水漫上来时进入水库？实际上长江里漂浮的塑料品、垫箱子的泡沫块，甚至烂床垫，已经到处可见。柳璀可以想象水库存水以后，塑料泡沫块漂流多少个月也没法冲入大海。李路生弄什么花园施工名堂！先管管这些臭哄哄的垃圾吧。”把这里的垃圾遍地与坝区的绿树成荫、落英缤纷形成强烈的对比，坝区是先绿化后开工，工程形象树立起来了，“在现代社会，形象就是实质。”柳璀见到沿江小城的混乱与脏乱后，只能认同坝区的绿化不过是面子工程，做样子给世人看，实质性的破坏是惨烈的。
柳璀的眼睛敏锐地看到了小城深处的等级差异和对三峡壮美景观的破坏。华丽堂皇四星级大酒店与老城里破败朽烂的老房子，李路生们一餐饭所吃掉的鱼翅、燕窝等昂贵菜肴与底层平民的艰辛生存的对比极其强烈。老城区黑乎乎的门洞，沉溺于麻将的人们，头顶晾晒的衣裤，窜桌而过的大老鼠，人们对老鼠的围追堵截，血肉飞溅地打杀，一句话不对胃口就当街理论叫骂，一街人的围观，人们生活方式颓废消极：“这倒是全国式的景象，他想，不管是平头百信，还是生意人，甚至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沾了毒瘾似的围着麻将桌转。没钱的赌一碗小面钱，有钱的赌一辆汽车，赌一栋房子。”他们切一天土豆片的工钱是五元钱；五千元开刀红包费对陈阿姨他们来说相当于天文数字。总之是一个极其恶劣的生存所在。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云湖尊邸”的鲜亮招贴，号称欧美风采，世界级别，“单用游泳池，单用网球场，单用游船码头，独家享受三峡新湖。”这让柳璀极为吃惊，没想到有那么多暴富人群准备把这个穷乡僻壤变成豪宅别墅区。良县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这里的一切似乎都等待着三峡水库的建成，一切都悬在这个希望上面，时间都似乎停止了，到处都挂着“开始蓄水倒计时”的标语。金悦大酒店三十层楼顶上，在一个“东方明珠”式的铁塔上，悬挂着倒计时的大霓虹灯，上面的秒数不停地闪动，真是争分夺秒的架势。而在那个旧城，人们工作都似乎在梦游，一切都在等，时间一到，过街的老鼠突然就变成了童话里的王子。”
三峡工程上马带来五百多个亿的投资成为一块肥硕的唐僧肉，谁都想咬一口。正如李路生尖锐指出的那样：“这个破破烂烂的良县，以前一年的生产总值才几千万元，一下子拿到十二万人的迁移费三亿多元，不出乱子才怪。”他们并不把移民费直接发到群众手里，认为给他们就会被赌博、吸毒、嫖妓等用掉，而留在官员手里则可以生钱，最后这笔钱成为一堆乱帐。用陈阿姨的话来说：“以前，权是祸害，现在，钱是祸害。老百姓为几百块钱能打破头！干部为几百万也能打破头。”这是钱的巨大破坏力。
人们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三峡景观的消失视若不见，只为可能到来的眼前利益欢欣鼓舞，只恐不能从中赚取更多钱财。当柳璀顺便问酒店经理：“三峡风景淹在水下了，怎么办呢？”那经理毫不在意地说：“风景？只要开发就有。”而所谓的开发则是塑造一些鬼门关、玉皇大帝、奈何桥之类的东西出来。现实中的丰都鬼城的不断翻新，把整座山修成传说中的景物，玉皇大帝占去半座山。
虹影专门描写了三峡一种特级国宝鎏金孔雀树，这种西汉时的墓葬品被月明遇见，盗墓之人在寻找买主，月明无力购买也不忍告官陷携者死罪，但又非常叹息国宝的流失。于是写作了一篇小短文，可以视作生态主义者的呼号。“鎏金孔雀树，巫山楚文化区特征文物，似为西汉墓葬真品，树头镶嵌，为象征再生的蜕蝉，每一尾枝挂有海蓝色油盒，点明时或象征古时十个太阳，如向四周放开尾屏的孔雀。今日下午一见，若窥仙景。此物未见记载，两千年惟此一现。来人索价三十万，无从谋取，亦不忍告官，陷携者于死罪。此特级国宝，未知将流至海外何处，以几千万美金易手。库区大动土木，文物罹难，无由之灾。孔雀吝飞，恐伤羽毛，知猎者近亦不动。画记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