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柳璀丈夫形成对比。“她知道丈夫从来没有欣赏风景的兴致，他是一个理智的人，认为一切都是可证的，不可证的必然是人有意无意的误区。时间会荡涤一切无知与无理，因此新的时代就是比古人高明。”三峡大坝的兴建与否掌控在这样的人手里，自然只剩下勇往直前。在他激情昂扬的演讲里，三峡将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前锋，从海洋向内陆延伸的战略突破点，整个中国内陆繁荣的跳板。自豪的是“人定胜天”，他的高明的演讲术和高超的玩弄政治的手腕，使三峡工程成为他个人的耀眼的成功。而晚宴的山珍海味，什么炒燕窝、鱼翅汤、鲍鱼大黑山菇等等，极为奢侈。酒宴上一位香港商人柳璀跟她讨论克隆技术。罗琳实验室用基因技术克隆出世界第一头羊朵丽，而他的目的是想克隆犀牛，用犀牛角制造壮阳药。
种种生态问题，种种应对方法的讨论回归本源都是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如何与自然共处共生？自然孕育滋养着人类，善待自然，保护自然也就是人类善待自我，保护自我，然而，人类构建了社会又反过来征服、控制、改造自然，自然在受到伤害后反过来报复人类。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成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常态。对二者的关系不能有效把握，直接导致了今天日益严重引起世界关注的生态危机。历史学家汤因比等人指出：“在所谓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中，贪欲是作为美德受到赞许的。但是我认为，在允许贪欲肆虐的社会里，前途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自制的贪欲将导致自灭。”“人类如果要治理污染，继续生存，那就不但不应该刺激贪欲，还有抑制贪欲。”托夫勒也警告说：“由于人类贪欲或疏忽，整个空间可以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似乎作为这段话的例证，虹影引述了一段关于犀牛现状描写：“犀牛现在仅东非一带才有，但人居范围扩大，生态变化，兽群减少。而且犀牛到了动物园里难以交合生育，无法人工培养，非洲早就禁猎，中药用的犀角完全靠偷猎走私。”而自然中的犀牛快要灭绝时，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将目光投向科学技术，这位吴董事长愿投资两亿美元要求柳璀从事克隆犀牛项目的研究，还承诺会追加投资，以批量生产。人类的疯狂的占有欲和贪婪黑暗的本性在此现出丑恶的嘴脸，人们只恐不能享受得更好，竭尽全力破坏。
作家借柳璀之口道出了自己的憎恶：“假定全世界都认为犀牛角真能胜过伟哥，又如何？她想到了曾经看到的揭发报道，北方某公司把饲养的熊胸前剖开一个口子，挂了一个瓶，天天收取胆汁。那么犀牛如何取角？一大群的犀牛被处死，锯掉了角，倒在阳光下的养殖场院里，黑压压的苍蝇围着血淋淋的尸体嗡嗡叫着，这个集体残杀的场面太可怕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究竟带给人类，带给地球的是福还是祸？人类借助科技之手可以操控自然，征服自然，改变自然，就一定是文明的进步吗？诺贝尔奖获得者、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豪普特曼在《科学家在21世纪的责任》一文中说：“一方面是闪电般前进的科学和技术，另一方面则是冰川式进化的人类的精神态度和行为方式--如果以世纪为单位来测量的话。科学和良心之间、技术和道德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冲突已经达到了如此地步：它们如果不以有力的手段尽快地加以解决的话，即使毁灭不了这个地球本身，也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深层生态学家奈斯也说过类似的话：“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已掌握了随意毁灭其他生命的工具，但我们对其他生命的情感却十分的不成熟。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的情感都是十分狭隘的。”
在这段描写里，虹影借柳璀之眼看到人类的愚昧、自私和残酷。为了自己的享受而残无人道的虐杀动物，并期望借助科学技术来更大规模控制生物，以获取利益。“她已经明白了人类的傲慢。这让她想起了在显微镜下看到的细菌菌落，那无穷分裂，繁殖量级数增，把培养皿上全部的胶质都吞食，然后才罢休，才集体死亡，剩下个别的裹成休眠孢子，不死不活地等待下次感染的机会。最高级生物与最低级生物，怎么会走上一条路？”
作者高妙还在于把历史和现实纠结在一起，把人类之间的相互残害与人对自然的残害结合在一起，更深刻多面地展现人性的丑恶。在柳璀还在为丈夫有外遇并对她刻意隐瞒而生气时，丈夫告诉她一个惊天秘密，当年柳专员的档案材料里还有一份柳璀母亲所写的揭发材料，而其他材料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所写。这种人类因权力而相互虐杀的事件与人类为了取胆汁而终日在熊身上吊个瓶，与人类几乎杀光了犀牛，使其变成濒危动物后，又想克隆犀牛以取角壮阳之类的愚昧事件并置在一起，使人类的自私贪婪，人性的黑暗残暴展露得更为清晰彻底。人类为了一己之私什么事都能做出来，而人与兽之间的残杀不一样的是，人类会为自己的暴虐安上许多堂皇动听的美名，甚至将之变成自己的成绩，从而博取名利。
当年的柳专员牺牲掉原本就应该被新制度消灭的和尚妓女使自己升迁。而他的部下牺牲掉他而保全了自己。今天的吴董事长以牺牲犀牛来获取巨额财富，并想用钱买通科技生产更多犀牛使他更发财。李路生之所以将埋藏多年的柳璀父母的秘密告诉柳璀，只是想保住他的婚姻，以免他在政治生涯转折时不要出事。
被镇压的红莲何许人也？在陈阿姨的叙述里，不过二十五六岁，“长得挺漂亮，瓜子脸蛋，双眼皮，身段也好，女红最上手，人又勤快干净。可惜命苦，父母双亡，不满哥哥包办婚姻，深夜逃出村庄，不幸被人拐卖给走船的老板，又被转手卖给妓院。”当初逃婚是因为没有见过夫家，害怕嫁给个歹人，而改造班的前途是被领出去结婚，这让她十分害怕。陈阿姨私自放走红莲。她没想到会给红莲带来更大的灾难。在这样一个几乎是过场人物身上集中了虹影关于女性命运的探讨。或者说以红莲为中心，凸现了女性问题。革命话语的年代关于女性的话语是，男女都一样，女人也顶半边天。而在实际的生活际遇里，那些从战场上回来的男性英雄可以随意休掉家乡的黄脸婆，在女学生中另择佳偶，柳璀父亲就是其中一个。在这些婚姻里，挑选的主动权依然握在男人手里，女人是被看中，然后又组织出面“说服”。因此红莲死后，陈阿姨和柳璀母亲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尤其是柳璀母亲，她干脆不与柳专员同床了，婚姻变得名存实亡。
同时虹影写到观众的残酷，在和尚妓女被捆示众时，“街上挤得像煮开了锅的沸水，人们乱吼乱叫、警卫班开道也很难通得过去。人看淫妇过了瘾后，还要挤到另一边看无耻的和尚，看过无耻的和尚的，还要挤过来看淫妇。赶集的农民、镇上的市民，一个个都想钻到前面，朝两个人吐口水，扔臭菜帮和臭烂布鞋。有的人还用尖石头砸他们。
陈阿姨看到这两个人头上、身上、脸上，挂满了口沫和浓黄的痰，石头打出的血，顺着往下流，样子惨不忍睹。挤到武装部前面这一段街时，人更多，很多老百姓跑上去又拧又捏，抓红莲的两个奶子，抓和尚腿间的那蔫成一团的玩意儿。警卫看这阵势，无法无天，根本拦不住，只好不管，人们闹得更凶。街上一个女人竟然找了根擀面杖似的东西，去捅红莲的下身，捅出鲜血来，周围一片喊好。”
如此的暴虐，没有了一丁点儿对于生命的同情，人们陶醉于对恶的惩罚中，陶醉于和尚妓女私通这个特殊的刺激性罪名所带来的精神迷狂，已忘记了作为人本身的善和对人本身的爱护。这正是柳专员用意之所在，他用这种方式激发民众对奸情的义愤，将这两人捆绑示众，使他们失去辩解的机会，从而坐实了他们的罪名，顺利、果断而又迅速地将其枪毙。这种集体的恶不仅仅关乎道德，似乎在这种集体迷狂中，人已非人，已失去了最起码的是非判断。人性所显露的是彻底的黑暗。
在柳专员他们看来，和尚不听召令，原本该死，妓女不服改造，也活该当诛，用“通奸”罪名及将其裸体示众刺激了公众的神经，变成了公众欲杀他们。在这里所显露的政治的黑暗，人性的肮脏，是近乎愤激的说出的。喧嚣与血腥，残酷与黑暗，牺牲与掠夺，已无法用语言来评说，对人的尊严、生命、情感的无情践踏，都只是为了一个“权”字。
柳专员也在文革中遭受了同样的冤屈和肆意虐待，被关押、被往死里整，最后从十二楼跳楼自杀。这种看似“德亏必报”的一笔补写实际上再次强调了人性的黑暗。
“柳璀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群少年在打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把他按在墙上，拳打脚踢。那人倒在地上，不停地求饶。
她完全能想象父亲在台上的样子：头发剃掉一半，脖子上垂着沉甸甸的木块，上面墨汁淋淋地写着他的名字，胡乱涂了点红杠子，前面加了各种最难忍受的形容词。被造反派红卫兵双臂反剪，坐喷气式飞机，她完全可以想象这一切，她并没有觉得痛苦，却感到十分羞辱。”
四十多年后，因迁移费被扣，手执请愿书的陈月明和其它三峡移民被警察电棍打，铐上手铐、拘留。他又成为酒店经理和汪主任之流的把柄，用以控制或威胁李路生、柳璀。人对人的暴虐似乎并没有因为时间的迁移而有所改变。历史与现实在暴力面前重合，使得小说的主题进一步强化。
柳璀的孤独，她对一个温暖的哪怕是贫穷的家的渴望，使她更像一个原本面貌的人，她是脆弱的并且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脆弱，哪怕她成为了大教授、科学家，她也认为自己在世界上的脆弱。她清晰记得十多岁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那个晚上，寒风飘雪，她骑着马奔驰在茫茫黑夜，终于看见一处灯光，“她想那如果就是家，有多好，一盏小小的油灯，周围有四面泥墙护住的温暖，隔开这个冷漠无人性的世界。”她需要理解、需要爱，“而她所谓的家中，谁也没有理解她，母亲、丈夫、已故的父亲。她感到他们都离她太遥远，太冷漠，就像遥不可及的寒夜之光。”在这种叙述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变得艰难，柳璀的父母背负着自己的过去，他们在各自的罪恶感和谴责中无法自拔，他们之间长达十多年的无性生活说明他们之间的无法沟通和理解，甚至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恨。因这种“恨”而生的对生活的厌弃又转到了柳璀身上，父母与子女之间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十六岁被迫去投靠李伯伯，寄人篱下的生活里她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恩”。“实际上无人真正关心过她，那些在她生活里穿过的人，谁也没有功夫走入过她的心灵。从那时起，她内心的痛苦，就一直被她小心地掩埋起来……那种孤独那种永远无法摆脱的孤独。”这种孤独更近似于人类普遍的孤独。
千年时光在人类看来无比漫长，而对地球，对宇宙而言，不过是一个瞬间。人类的傲慢在这里显得无比渺小和可笑。就像书中的柳璀一样。她会有机会了解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出生，也就更能清楚地理解自己的处境和前方的困惑，她正站在一个至为关键的转折点上。人类也一样。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每一个人，每一件物体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伤害其中某一类人或某一类物种，就是对地球的残害，就会使利刃反过来刺到我们自身。
小说末尾附了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一段话，说一位官吏到任某地，水月寺和尚玉通不去赴宴，此官派妓女吴红莲前去引诱和尚，和尚经不住诱惑，后知是官吏授意的计谋，羞愤而死。死时诅咒要坏官员门风，而官员生下女儿柳翠，流落烟花巷，二十八岁后经点化悟前生，圆寂归佛。这样一个类似民间传说的故事附在小说后是何用意呢？是编辑为了淡化作品中尖锐的政治色彩？还是虹影为了强化小说中人类一代代重复着的自私、狭隘、愚昧？都可自圆其说。我认为所谓的轮回之说不过是一个伪装，一种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手段。在这种轮回视野里，虹影想说，每个人头顶有一个“天道”，会有善恶轮回的回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负责。手中握有大权的人，要为自己的决策，为民族的命运和世界的明天而担负更大的责任。
而代后记《我到三峡走亲戚》可算是作品真正的补叙。因为整部作品到柳璀深夜找到月明，之后两人坐看长江就结束了，实在结束得草率。很多思考刚刚开始就潦草地收尾了。所以我称《孔雀的叫喊》是半部杰作。而在这篇后记里，虹影用抒情的笔调反复说，我是三峡的女儿，我对三峡有深情。三峡的前途命运牵扯着她的心。她差一点就永远留在了长江边的乡村里，如果不是她母亲突发善心接回她的话。她的生活很可能就是陈阿姨，陈月明，甚至蝶姑的生活。
（第二节）母女纠葛：谭恩美
谭恩美1952年出生于加利福利亚州奥克兰市一个中国移民的家庭。母亲戴茜（杜青）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外婆在丈夫去世后因被强奸而被迫当了一个富家的妾，之后因屈辱而吞鸦片自杀。戴茜被亲戚收养，后由他们安排婚事，嫁给一个坏男人，生了三个孩子后与谭约翰发生婚外恋情，之后因为要求离婚而被关进监狱，出狱后她抛弃三个女儿来到美国嫁给约翰。直到1987年她才与这三个女儿重新见面。谭恩美16岁那年，父亲和大弟弟一年内相继死于脑瘤，24岁时目睹最好的朋友皮特被歹徒残杀的场面而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她放弃了语言学博士学位的攻读，决心寻找生命的真实价值。1987年，谭恩美随母亲回中国大陆寻亲，她开始真正感受到血脉中的中国文化传统，写作一系列母女题材的小说并引起轰动。《喜福会》一出版就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连续九个月位居榜首，后被王颖导演拍成电影后又形成新的热潮。之后写作有《灶神娘娘》《灵感女孩》《接骨师之女》《沉没之鱼》等都在西方图书市场成为畅销书，而这些书无一例外都是关于女性的书，关于母亲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