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以露丝的心理时间为主线，穿梭在回忆和现实之间，而她的回忆主要集中在母亲身上。作品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旧金山一位女作家露丝·杨的生活。她是鬼写手中的高手，业务繁忙。在兼顾母亲、情人和事业的过程中，露丝意识到，她需要重新审视并安排自己的生活。她搬回母亲处照顾母亲，倾听她的心声，阅读她几年前写作的回忆录。
第二部分以第一人称讲述茹灵来美国前的经历。北京郊区仙心村刘姓制墨世家的兴衰和宝姨即茹灵生母的惨烈遭遇。宝姨美丽聪慧，性情刚烈。生于接骨大夫世家，她像田野里的风一样自由奔放，又像春天里的一朵野花一样生命蓬勃。在女人要裹小脚的时代，她一双天足。婚姻不能自主的时代，她与前来就医的小伙子大胆相爱，并享受性爱。不幸的是，她遇见了强盗张老板，求亲不成，就野蛮杀害与抢劫。一天之内，她失去了相依为命的父亲和真挚相爱的丈夫。万念俱灰下她喝滚烫的墨汁自杀，被救回性命，从此失去美貌和嗓音。她为了腹中的婴儿活了下来，甘愿在高家做一个卑微的保姆。女儿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珍贵的东西，她精心照顾她并教她读书识字。
茹灵十二岁时张老板从宝姨那里抢的龙骨卖了一个极好的价钱，还因此成为对北京人发现有杰出贡献的人。出于孩子的无知和虚荣她对张老板说出自己知道龙骨的秘密，张老板策划将她娶给自己的儿子以便获知这一秘密。为了阻止茹灵嫁进张家，宝姨苦口婆心规劝，将家族故事写成文字交给茹灵，告诉茹灵家族的悲惨遭遇和自己就是她的生身母亲的事实，出于青春期女孩的固执，茹灵坚持不看这些文字并与母亲发生冲突时说出了一些极为残酷的伤害母亲的话。促使了宝姨的再次自杀。她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张家，说如果茹灵嫁过去，她就化作厉鬼纠缠。然后用割墨刀割了脖子。宝姨死后，茹灵被送进育婴堂，在那里成长恋爱结婚。不幸的是，中日战争爆发打碎了她的幸福，茹灵的丈夫被日本人杀害。茹灵和妹妹高灵被迫离开育婴堂。美国修女格鲁托芙小姐从集中营回来后身体极为虚弱，需要到美国去医治，她答应带一个人去美国。茹灵主动把机会让给妹妹高灵，而自己在香港呆了足足两年等待高灵将她办出国。她做过帮佣、保姆，住过最低劣的旅馆，最后她不得不出卖母亲留给她的遗物，终于达到美国。姐妹俩在美国嫁给兄弟俩，但是不幸的是露丝的生父在她两岁时遇车祸死亡。茹灵含辛茹苦将露丝养大。
这样的女性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史诗，抗日战争，封建旧中国，龟甲，甲骨文一样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医，小脚、鸦片、妾、奴役、买符求卦等等成为人物形象的背景，复杂丰富，有极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滋生着重重污垢。茹灵从这个背景里跳脱出来，但是这“新“是浸染了浓重的“旧”的底色的，曾有的文化传统在她身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痕，两任丈夫都是非正常死亡，使得茹灵想起了宝姨所说的关于家族毒咒的话，便认为是自己对母亲不孝导致的报应。她也疑心从猴嘴洞里取出的龙骨上附着有古人的诅咒。这些负面情绪加上愧疚、伤心，压在心头使她实际上患上了抑郁症。
第三部分回到露丝的视角，在得知了母亲的秘密和伤痛记忆之后，她对母女关系有了全新的理解。她开始反思自己犯下的种种错误，也因此审视了与母亲、男友的关系。在深层沟通之后都有了全新的开始。露丝决定放下为人捉刀代笔的工作，开始为自己，为母亲，为外婆创作，讲述几代女人的故事。这样，以母亲为讲述人将三代母女的故事交叉在一起，三代女性给人前世今生之感慨，使人物跌宕起伏的悲剧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宝姨近乎宿命的悲剧和她对茹灵一生的影响，茹灵又将这种影响带给了女儿露丝。三代女人的灵魂有着心语暗通的默契和纠葛。
露丝是谭恩美塑造的现代美国华裔女性形象，积极进取，勤奋自律，早已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中坚分子，她的价值观念、文化观念都已美国化。而对中国文化极其陌生，连汉字也认识不了几个。小说一开始，露丝深陷生活的烦恼。她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与亚特和亚特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同居一起。她的年近八旬的母亲独自居住在另一套公寓里。露丝既牵挂年迈的母亲，又要照顾好这边父女，应付每天繁琐的家务，还要完成各个挑剔的客户提出的各种写作要求。她因此患上失声症。但她又是一个坚强的女性，主动选择处理好身边一切事情。比如对待失声症，她干脆每年固定时间里主动缄默，这样她就有了一周时间与自己的心灵对话，而避开生活中日常抱怨、挑剔的言谈。她的这个本出于无奈的选择竟被一个崇尚新时尚的心理医生称为一种新的沉默疗法。就像亚特刚认识她时所认为的那样，她“很实在，又风趣，又聪明，又有热情，还有责任心。”并且“不怕流露脆弱的一面。”这一点有点像她喜欢吃的萝卜，口感爽脆，好搭配，懂合作，搭配什么东西都很入味。露丝很有牺牲精神，对身边的人都能替他人着想，工作起来很拼命，追求完美。对丈夫体贴入微，对两个继女发自内心的关爱，对年老的母亲更是牵肠挂肚。她收入不菲，主要在家工作，可是她工作的房间狭小简陋，但她也不介意。她有一支生花妙笔，善于沙里淘金将客户的零碎思想变成畅销书，但她的价值并没得到应有的肯定。她只是一个影子写手，名字缩成很小放到作者群中，甚至不被提及。就连她的母亲和男友都不清楚她的工作有多难，她的才华有多高。
在中秋节聚会上，露丝邀请了亲朋好友，这些人中大多是中国人，也有美国人，是以露丝为纽带构筑的交际圈，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小宇宙。这也是她与母亲那一代人的区别，母亲那一代人局限在华人圈内，谋生的手段也相当边缘。而露丝这一代则有自己的事业，早已在主流社会立住脚，她们积极乐观，生活得生气勃勃。
母女俩都是性格激烈倔强的人，冲突在所难免，露丝还在小学一年级时，妈妈阻止女儿滑滑梯，结果“露丝暴怒地想，你不能阻挡我。”她采用最勇敢最调皮的男生才敢用的姿势溜下去，摔得手臂骨折。在看医生的过程中，小小露丝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哭，等着妈妈责骂她不听话，事实上茹灵只有骄傲和担忧，作为深爱自己孩子的母亲的担忧。在休息养伤的那些天里，露丝一直不肯开口说话，因为若是她一开口，妈妈对她的小心呵护，亲戚的关爱，同学的尊敬友爱等眼前这些好事可能立刻就全不见了。
这也让读者看到了非常辛酸的一面，露丝想要得到爱必须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必须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得到，在她摔断胳膊那些日子里，“露丝感到自己又变成了妈妈的小宝贝，备受关爱，从不挨骂。”她甚至暗暗遗憾怎么没有早一点摔断胳膊，那样她就能早一点享受到关爱。这从侧面说明露丝母女之间的爱的沟通与传递出现了大问题，她们无法在日常情况下让对方看到自己的爱。茹灵给露丝做了一个沙盘，让她用筷子在上面练字。这原本是节约纸张又能让失语的露丝表达自己想法的聪明点子，不料母亲想到了宝姨，认为是她在呼唤自己。宝姨一直是茹灵心底最疼痛的部分，是她所有的悲喜的起点，是命运转折的结点。她纠结在自己的愧疚里，几十年都未能从中挣脱出来。为了结束母亲的沙盘逼问，露丝开口说话，几岁的露丝显得比母亲还要冷静成熟，她告诉母亲：“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明白吗？我们不应该老是担惊受怕的。”谭恩美认为母亲之所以会有这样怪异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是童年的创伤记忆带给她的深刻的影响。是宝姨的惨死在她灵魂深处烙下的深重痕迹，使她面对人生总是沮丧、悲观，有一种郁结的无处发泄的悔与恨。
母女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首先是一种关系模式，蕴涵着一种既有联系又互相对立的关系内涵：母辈因素一方面是女辈因素的本源，同时又是女辈因素成长的障碍。女辈是母辈的延展，同时又是一种反动和背离。这种矛盾对立的关系模式实际上蕴涵了“我－他”理论视角，一种关照事物的矛盾集合化的思想方式。母辈代表权威，女辈代表对权威的抗拒。如果说母辈代表了生命本源和保护这种生命的要求的话，那么女辈则代表了对原本生命的超越，对新生的渴求。
这使这部讲述母女关系的小说也成为一部关于青春成长之痛的小说。单身华人母亲带着叛逆期的女儿艰难生活。母亲英语讲得不好，只能靠书法赚取费用供养两个人，她背负着伤痕累累的过去和压力重重的现在，内心充满抱怨和孤独。女儿青春期的叛逆和孤独，这使得母女之间就像一对冬天的刺猬，既需要彼此的爱互相取暖，又互相伤害。她们都不快乐，并因为彼此的突出的个性更加痛苦。露丝写日记，母亲喜欢偷看，于是一个写并藏起来，另一个人不停寻找，坚持自己作为母亲有权力看女儿的日记。于是露丝在日记中诅咒母亲，宣判母亲犯了非法侵入的大罪。少年心中的黑暗和恶毒使她在日记中恶毒地诅咒母亲死，就像当年茹灵对待宝姨一样。露丝大喊：“我是个美国人，我有隐私权，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我活着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茹灵真的跳楼自杀，摔断肋骨。
每个少年都有一段叛逆期，以她的母亲为敌，尤其在这种单亲家庭，距离的过于接近与家庭成员的单一使摩擦的几率大大增加。他们互相不能理解，不能谅解，爱与恨纠结在一起。从母亲有了痴呆症之后，露丝才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对母亲那份深刻强烈的爱，是可以超越爱情，超越自己的，而她也才肯停下所谓的繁忙工作，来听听母亲内心的声音，也才肯花功夫来探究母亲的过去和那个在过去静静停驻着的中国，一个对她来说非常陌生神秘，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它的一切。露丝的初衷只是想帮助母亲找回记忆，免得病情恶化，后来也被这些强大的记忆吸附进去了，心甘情愿为母亲和外婆写作。
谭恩美在作品中多次写到处于叛逆期的青少年的表现就像恶魔，可笑可悲的“怀孕事件”。十一岁小女孩到房东家去看电视，上厕所时屁股上沾了男主人兰斯的尿液，她以为自己会怀孕，为此痛苦得几乎自杀。极度恐惧中露丝告诉了好友温迪，见义勇为的温迪告诉了女主人多蒂：兰斯让露丝怀孕了。多蒂立刻信以为真，这一对原本就彼此不信任的夫妻爆发了极为激烈的信任危机。两人争吵、打骂、说最恶毒的话互相伤害，最终知道真相时他们的婚姻也已无法挽回。
应该说露丝的事情只是一个意外，一个从童年向青春期探索时遇到的常见问题，只是因为没有人告诉露丝有关的性知识，才引起的误会。但显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兰斯夫妻因这件事而分手，兰斯在知道真相后极度暴怒下对露丝真的进行了性猥亵，在露丝的少年记忆里留下极深的创伤。从而使这一意外事件演绎为谭恩美要表达的深刻的社会问题，现代文明社会里，人的精神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深刻的问题。显然，谭恩美认为露丝的母亲茹灵很失职，她并没有在女儿的青春期尽到防护义务，她一味在担心鬼魂和毒咒，甚至在女儿出事后一无所知。女儿曾试图告诉母亲，却担心母亲会有非常夸张的举动而放弃。就像露丝所说：“妈妈总是无事生非，没事乱担心，可现在真出了什么事情，她却视而不见。”这件对于11岁的女孩极为重要的事情，她并没有告诉相依为命的母亲，而是独自吞咽了苦果，借助沙盘提出搬家。
在母女关系主题里，我认为谭恩美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最大的伤害往往来自自己最亲近的人。如果爱的方式不对，爱就有可能变成尖锐的伤害。就像谭恩美作品中深深困扰的母女，她们彼此深爱却多年来不懂得沟通的技巧，因此听不到对方的心灵的呼唤。她们之间都发生过激烈冲突，甚至到达生死边缘。由此引出她要探询的问题：如何做母亲，如何做女儿？母亲对于女儿的成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为什么母与女这一对原本应该最亲近最相爱的同性之间会发生这么深的隔阂和伤害？怎样沟通和相互理解？她在《接骨师之女》中说：“母亲是一切的发端，一切都是从她开始的。”谭恩美在她的散文中多次提到自己母亲的歇斯底里和神经质式的以自杀相威胁，这些椎心刺骨的亲身经历是谭恩美写作的原材料，因此可以说这些追问有着泣血呼号的意味。
美国女儿与中国母亲之间，从最初的误解到最后跨越鸿沟达成理解，母女情深。这之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母亲和女儿都饱受心灵和情感的折磨。“华人移居海外，常会由于生活在从语言到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全然陌生的社会而强烈思乡，又由于受歧视不为该社会完全接受而牢牢地固守故国的传统，并深怕出生在外国的子女与该国文化传统认同而与自己产生隔阂，便特别迫切地向子女传授故国的文化与习俗，希望子女能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喜福会》中吴精美的母亲用做清洁工为代价换取一位耳聋的钢琴老师为女儿免费教琴。她得到的却是女儿的拼命抵抗。“我”“有一种被送进地狱的感觉”，“我”虽然练琴，却并不认真去学，加上老师是个耳聋之人，听不见我的瞎胡闹。在一次华人小圈子的联谊会上，她把曲子弹得错误百出。当母亲还坚持让我弹琴时，“我打定主意，我再也不听她摆布了。我不是她的奴隶，这里不是中国。我以前一味由她摆布着，结果呢？她这样做太笨了！”她并不认为联谊会上的惨败是自己不努力的结果，而认为是母亲愚蠢的培养女儿的方式造成的，认为自己如果继续练琴就是甘当一个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