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作的缘起：母亲
女性主义评论者十分重视女性写作和母亲对女儿的重要影响。埃莱娜·西苏认为：“我要讲妇女写作，谈谈它的作用。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则，处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女性文本应该彰显女性写作同母亲之间的关系，这些女性文本应该强调声音，而非目光，母亲的声音、她的乳房、奶水，永远环绕在她和她的读者周围。”谭恩美在《我生命的“克里夫笔记”》结尾处写道：“我在思考，从中国天津的街头到此刻的旧金山，其间的一切如何环环相扣地发生发展？”这种思索使谭恩美的作品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她投入写作并激情洋溢地写作母亲的故事，讲述母女关系。比如《灶神之妻》就是一部为母亲作传的小说。《喜福会》中许安梅母亲讲述的就是谭恩美外婆的真实经历。其他各部小说中的母亲都或多或少地留存有母亲的影子。
母亲形象是谭恩美写作的核心与重点。谭恩美在写给母亲的祭文中这样写道：“了解母亲，比如她的秘密或是某些秘密的片断，都将是了解我自己的过程。无论是出于刻意或者完全出于偶然，我发现了母亲生活中的诸多片断，每一次新的发现都让我不得不重新编排母亲的故事，事实上，这个故事一直都在生长。”
这个探索的过程非常痛苦，最初起因于痛苦记忆，谭恩美的母亲不是一个乐观和蔼的母亲，而是一个脾气怪诞，总是挑剔抱怨，牢骚满腹，更严重的是，她时不时把自杀挂在嘴上威胁自己的亲人。“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她就经常把死亡挂在嘴边，死亡成为一种警告或是在劫难逃的事实。”这带给谭恩美非常痛苦的童年和少年经历，她时常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母亲不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她的人生路途是否会改写？
“有些时候，我会设想，如果我的母亲是一个没有忧郁症的快乐女人，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想想看，我的母亲循循善诱而不是忧心忡忡，她充满热情地建议你参加舞会应该如何得体地穿衣服，而不是警告说：如果男人吻了你，你就会怀孕，直到有一天疯掉。如果我和母亲始终保持一致亲密而令人愉悦的关系，我一定会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长大以后我会是一个活跃、心态平和的人，也许会生很多孩子。或者我未必成为小说家，我也许会是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业余时间开钢琴弹奏会，让宠爱我的母亲惊喜。因为这样的母亲天生能够为自己寻找快乐和满足，从来不会把自己的心愿强加给孩子。”
可惜不是，这使得她的人生充满缺憾，也给她的人生设下陷阱。“在西方社会，我们是个问题家庭，母亲有自杀倾向也在情理之中。这是一种传统，从外婆到母亲到我，代代相传。不像别人家的传家宝是银器，我们所继承的是苦难中的沉默，静静地承受，直到最后突然爆发，只盼望在顷刻间通过自杀抹去所有的记忆。”
这些成为她写作的缘起：“如果不是要弄清楚我生命中的困惑、希望以及那些没有回应的祈祷，我为什么要写小说？小说中的隐喻、情感，还有那些有关生命课题的追问，这一切都一定要源自我的内心，由我自己来思考、孕育和反复琢磨。”母亲带给她的情绪记忆和看世界的方式都深刻地铭刻在她的心里，“于我而言，把记忆写下来，会让我回想起人生的不同阶段，以及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比如，我当时和家人相处得如何？或者为什么我没办法和他们和谐相处？”我也想起了自己对人生不断发展的看法。“先是认为生活充满神奇；之后，又感觉生活不过是一些巧合，没有什么意义；兜了一圈后，又重新认识到神奇其实无处不在。”在多篇作品里有类似表述。谭恩美作品里，母亲那一代人的故事是通过女儿的眼光来审视批评和讲述的，她试图分析母亲为什么会成为那样的人，是哪些遭遇、经历、哪些人改变了她？而她又带给自己的女儿什么影响？这样的梳理过程中，她实际上写出了一个家族的女性历史。那些椎心刺骨的惨烈故事在重新讲述的时候带上了反思和批判的印记，有了更为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女儿辈的比照辉映下有了人类关怀的色彩。
二、《喜福会》
谭恩美作品的结构异常精巧，有点像剥竹笋，剥开一层里面还有一层，外壳基本意义不大，主要蕴涵都在里面的核里。谭恩美的作品中总有一个母亲讲述过去的场景，茹灵用稿纸，雯妮面对面，邝用一个前世故事，陈璧璧借助鬼魂，“讲故事”是她最主要的叙述方式，或女儿讲母亲的故事，或母亲讲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多发生在中国抗战时期，一个女人在独特时空中的人生际遇及她带给美国女儿的影响。一代一代的女人的故事在她的作品中汇成一条女人河。“就是这些女人造就了她今天的生活，她们就在她骨子里。”
《喜福会》是谭恩美的成名作，是一部探讨华裔女性言说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有论者这样评论道：“《喜福会》……详尽地讲述了四位母亲移居美国之前在旧中国的种种苦难经历以及她们各自的、在美国长大而学有所成的女儿在现代化社会生活中遇到的烦恼。通过这八个人物的故事，小说探讨了由中美两个不同世界造成的母女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中美两种文学的冲突和差异。”“我认为冲突既是文化意义上的又是两代人之间的。”作品讲述了四组母女的故事：吴素云与吴精美；许安梅与许露丝；龚琳达与薇弗莱；顾映映与丽娜。轮番上台亮相，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感受。她们的故事共同组成了广阔的华裔生活世界。有点像扑克牌，怎样洗牌都会有一种新的组合。用不同组合去阅读这部小说，会带给读者不同的体悟。蕴藏着诸多故事：母亲那一代充满辛酸血泪的移民史；女儿那一代有着矛盾纠葛的成长史；母女之间的爱与冲突；中国人的生活观、命运观、信仰；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两种文化的较量等。紧密地贴合在一本书里，好像一个精巧的核桃，内里有许多个分格，各自有自己的位置，组合在一起则构成一个坚硬的整体。极大拓展了作品的艺术空间，赋予故事很强的张力。
玛丽安娜·赫奇在《女人的诞生》中说：“我们养育女儿意味着什么呢？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文化给我们打上了限制的烙印，让我们时时觉得自己不足。一个女人能为另一个女人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启发她、扩展她把握实际可能的感觉……一个母亲的人生——不管是严阵以待还是毫无防备——都是给自己女儿首要的遗嘱。”这样，母女关系不仅仅是作家笔下不断重复的意象，也成为作家观察世界、探讨问题的特殊角度。她用母女生命链条的接续来构架小说叙事结构。“语言是人们的文化属性的主要载体：一个社群的文化结构的中心是它的共用的语言。”“语言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具决定性地界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同生存方式。语言就是一个人的属性的载体，是观察事物、经历与感觉的某种方式的工具，是形成某种人生观的决定因素。”这些母亲用语言和故事将中国和中国发生的一切与美国女儿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喜福会》中母亲从童年起就伴随着苦难和贫穷，是传统社会加诸给的重重枷锁。顾映映十六岁时依父母之命嫁给一个粗俗、好色的坏男人，她躲到乡下隐居十年，直到得知丈夫死讯，才改嫁到美国。琳达只有两岁就由父母约定了婚姻，十二岁做了夫家的童养媳。故意折腾她的小丈夫，差使她学习各种活计的洪太太，几年的磨练，她烧得一手好菜，针线活也无懈可击。在做童养媳的日子里，她学会了察言观色，不动声色，隐忍自己的喜怒哀乐和需求，而是把丈夫和婆婆的需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面。她对婚姻非常不满意，对丈夫的蛮横无理非常反感，对婆婆的苛刻挑剔也心有抱怨，但是她从不显露出来，反而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用一个编造的恶梦和平时观察到的细节组合成对自己有利的内容，让婆婆家心甘情愿放行，并给她支付大笔赔偿费。她成功从婚姻枷锁中脱逃，获得了属于自己掌握的人生。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传奇。她获胜的秘诀就在于领悟了风的力量，至柔却又至为强大。
与琳达的故事相反，谭恩美讲述了一个顺应命运，不做抵抗的女性生活悲剧--安梅母亲，可以说是传统女性观和传统中压抑的生存环境葬送了这个美丽、智慧的女性。传统道德观里，一女不事二夫，而男人可以三妻四妾。二姨太之所以一次次替丈夫弄人，因为她不能给丈夫生孩子，时刻面临被驱赶的危险。她只有用这种方式博得丈夫的宠爱。同时用计谋控制住弄来的女子。这一场悲剧里，女人之间的战争成为核心，吴青反倒局外人一样，只管享受女人们争宠斗爱带来的好处。那个小天地里，他就是至尊的皇帝，所有人必须讨他的欢心。安梅的母亲原是读书人的孀妻，她外出踏青被好色的吴青看中，二姨太设下圈套使吴青成就好事，再到处宣扬寡妇勾引她的丈夫，逼迫安梅母亲嫁给吴青。这一次再嫁将她推入更为悲凄的人生境遇。嫁进吴家马上跌进四五个老婆争相邀宠的卑贱局面，二姨太不但将安梅母亲诓进吴家，还夺走了她在吴家生的儿子。安梅的母亲作为女儿，被娘家驱逐，母亲至死不肯原谅她；作为母亲，不能与自己的儿女在一起；作为妻子，只是在性奴的地位。这些都让她对活着失去了兴趣。和女儿生活在一起的梦想被破坏掉后，她选择了在小年夜吞毒药自杀。
四位中国母亲在战乱中抛弃在中国的全部，义无反顾，千里迢迢来到美国，是因为在她们看来美国可以帮助她们实现梦想。她们把以往的人生境遇，那些凄凉往事变成深藏的记忆，在新的社会关系里救赎出一个新的自我。她们对自己的女儿寄予了厚望：“待到了美国，我要生个女儿，她会长得很像我，但是，她不用看着丈夫的眼色低眉垂眼地过日子。她一出世就是在美国，我会让她讲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不会遭人白眼看不起。她将事事称心、应有尽有。她会体谅我这个做母亲的一番苦心，我要将她打磨成一只真正的天鹅，比我所能期待的还要好上一百倍的高贵漂亮的天鹅！”
当她们真的有了女儿后，用心良苦地给女儿们创造各种学习美国文化的机会，希望她们在全新的世界里出人头地。她们希望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处世法则和积累的财富传递给女儿，并在她们身上实现自己没有达成的梦想。但女儿并不领情，认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应该自己去选择，自己去走。在她们的青春叛逆期便选择了处处与母亲唱反调。
在谭恩美的笔下，母亲形象代言的中国文化十分负面化，唠叨、琐碎、指责、挑剔。总是以自己的意愿来主宰女儿的生活，要求女儿无条件地顺从。自我压缩的人格，因而性格有些变异。表达爱的方式不是拥抱和亲吻，是用厉声呵斥，总显得有几分古怪和可笑。吴精美的母亲吴素云只身一人带着襁褓中的双胞胎避难桂林，每天在躲警报中恐慌度日，为了排遣恐惧和孤独，她找到几个跟她同样想法的年轻女子，每周聚会，轮流做东，打麻将，在险恶的环境中苦中作乐。喜福会是他们勇敢坚强的象征，面对残酷战争，她们选择了快乐，不管周围的人怎样灰暗绝望，她们带着希望度过每一天。在这里包藏着一种人的尊严。在美国重建喜福会，也是她们为了保留中国气质的一种方式。但喜福会被女儿们所误解：“在听到妈妈的桂林故事之前，我一直以为喜福会是一个有着令我感到脸红的，许多魅魑荒唐的中国陈规习俗的社团，好比三K党的秘密集会，或者电视上那些印第安人出征前围着人堆跳通通舞，反正有着一套神秘繁琐的仪式。”在精美的记忆中的喜福会上，母亲和她的同伴“穿着领子硬邦邦地竖着的紧箍着头颈、前襟绣花的旗袍，样子十分好笑——中国人日常这样穿似太过隆重华丽，如果在宴会上如此穿，却又显得很古怪。”大兵压境，死亡随时袭来，带着两个襁褓中的女儿的单身母亲还有闲心组织喜福会。远离故国后又能神奇地再次组织起一个喜福会来舒解寂寞和痛苦。在女儿眼中，这种对旗袍和麻将的深入骨髓的挚爱在那种生死挣扎的背景映照下显得荒唐和病态。
母女之间似乎隔着道道重门。她们斗心机、斗嘴，为是否应该听话和怎样选择人生而苦苦抗争。并不曾真正相互了解过，只是以自己的理解来彼此揣摩对方的意思。尽管如此，母女之间的血缘脐带的情感联系最终将跨越这一鸿沟。女儿们终于为人妻为人母，经历人世沧桑后，纷纷回望自己的母亲，从她们身上吸取力量。吴精美在喜福会阿姨的鼓励下，带着对母亲的深切眷恋，踏上了回中国的旅程。就在踏上中国国土那一刻，“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妈讲的对，我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回中国的过程就是一点点找回自己的中国基因的过程。
三、《接骨师之女》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评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说：“尽管没有天生或是固定的女性特征或女性想象力，女性与男性的创作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因而女性文学有其独特的属性，有其自成一体的传统。”南·鲍尔·马格林将母性谱系文学归纳为如下特点：1、女儿认识到她的声音不仅仅是她自己的；2、超越各种原因引起的盲点和歪曲之见，真正努力去了解母亲的重要性；3、关于母亲力量的惊人与屈辱；4、叙述母性谱系的重要性，找到一种母与女得以回归和保留的仪式；5、还有，对与生俱来的母亲传承给女儿的沉默与痛苦的绝望和愤怒。
在谭恩美的所有作品中，都可以找出与这五个特点相吻合之处。这是与谭恩美的女性主义观点分不开的。无论主题、叙述风格、写作技巧，谭恩美的小说都可以看作是关于女性个体及母女关系的故事。
《接骨师之女》用母亲讲述故事的方式讲述了三代女性命运的纠结，外婆－母亲－女儿，她们生活在不同时空中，都有在男权社会的痛苦挣扎。谭恩美在接受boookreporter网站采访时说，小说就像镜子，反映她本人的生活。跟小说中描述的一样，她也是很多年都不知道母亲的名字。直到母亲去世前一天，她才知道了母亲和外婆的名字。谭恩美也跟《接骨师之女》中的露丝一样是一个职业写手。而谭恩美的母亲也是位老年痴呆症患者。三代女人在小说中叠影成像，人生的过去和现在，中国人的历史与美国人的现实水乳交融，成功实现了中美对话和东西文化的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