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
1938年，在武汉的抗战文艺座谈会上，萧红提出：“现在或未来，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就是对着人类的愚昧。”一个人被迫离开故乡，无论是被驱逐还是自我放逐，都有着魂灵深处的惨痛，在情感态度上，有爱更有恨。故而落笔时，难免尖酸刻薄。而此时眼光是外面文化侵染熏陶了的，故而看事物更能入木三分。萧红远离故土多年，人在他乡反而成为自己家乡文化的代言人，她用笔为故乡传神写照，人们通过她的作品了解黑土地上的呼兰河城，认识东北独特的民族风情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乡土社会，并为家乡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
有论者说，“《生死场》写的是一件大事，这事大极了，大得超越了阶级意识，超过了农民的觉醒与反抗，超越了30年代农村小说的表现领域。她写的是历史，是我们民族历史的性格和命运，是我们民族大多数人众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自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惨败和悲剧。”我还要加上一句，她写的是生命的低贱，原始蒙昧的动物一样的生死轮回，生命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在这个独特发现里，萧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生存状态的新视角。因为生存的极度艰难，生命就显得轻若鸿毛，窘困中的人们一只羊丢了会辛苦找上一天，非常伤心。而一个孩子死了，则仍旧做自己的事情。“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金枝妈每夜都要把痰令人恶心地吐在金枝脸上，女儿的痛苦和挣扎她都视而不见。而看见女儿无意中采下的青柿子后，立刻老虎一样捕住她猛打一顿。王婆在大雪中剥走儿子的靴子，让他踩着雪回家。生死场上，男性饱受饥寒困顿之苦，女性更添怀孕生育之刑罚，她们在生与死之间默默穿行。精神的荒芜是萧红着笔最多的地方，麻面婆似傻似痴，小团圆媳妇被折腾得快死了，还笑呵呵的，金枝对自己人生的风雨毫无抵抗，一再遭受困厄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外在力量的强大，也在于自身的轻信、脆弱，对命运逆来顺受，一再隐忍的结果就是被一点点吞噬掉了。施暴者与被虐者同是可悲悯的，无关乎道德、人性，只是观点不同，人生态度不同，便不遗余力给予打压，习俗、婆婆对儿媳的权威，使之根本不能反抗。赵园曾这样论述：“萧红不止透过自己的荒凉感看荒凉人间演出着的生与死，也把这荒凉感写进了人物深刻的人生迷惘里。”他们被欺凌被残害，他们也对环境不作任何反抗，而在回避中将就地活着，由此形成了不思进取的思维模式，共同造就了呼兰河小城或中国的板滞闭塞、麻木死寂的文化态势和生存态势。
你看她的讽刺，温和的，不经意的，但也刺得极深。“呼兰河这地方的人，什么都讲结实、耐用，这膏药这样的耐用，实在是合乎这地方的人情。虽然是贴了半个月，手也还没有好，但这膏药总算是耐用，没有白花钱。”这种可笑的耐用使手越肿越大，可又去买一贴去，买不起的还捡别人贴乏了的来贴。“到后来，那结果，谁晓得是怎样呢，反正一塌糊涂去了吧。”不耐烦穷根究底，她原本也不是要捧出一个结果来，她只是开玩笑一样指出这地方人的可笑，人性的愚昧冥顽。这就是萧红笔下的故乡，处于千年凝滞的蒙昧混沌状态，人们在这样荒蛮的生态环境里动物般生死轮回，精神贫瘠。
而在自然中，萧红捕捉到了生命的新鲜、蓬勃与活力，认识到生命内在的力量与自由的本质，那些花、鸟、虫、蝶都在阳光下舒展着生命的美丽和灵性。童年的后花园生活造就了萧红率真任性、蔑视规范的逆子性格。看看她在《呼兰河传》中对小团圆媳妇的婆婆近乎黑色幽默般的揶揄，就可了解她对那些乐于规范他人的人的极度厌憎。她在自然中找到了心灵的契合，在动植物身上领悟了人类生存状态的悲哀，并以它们的自由状态来关照自身和整个人类的被压制被欺凌的生存困境，在这种观照里显示出萧红的洞见和悲剧意识。
3、对自由的执着追求
小说创作与作者的生命体验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同构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赵园说：“萧红写‘生’与‘死’，写生命的被漠视，同时写生命的顽强。萧红是寂寞的，却也正是这寂寞的心，最能由人类生活也由大自然中领略生命感呢！一片天真地表达对于生命、对于生存的欣悦--其中也寓有作者本人对于‘生’的无限眷恋的，正是这个善写‘人生荒凉感’的萧红，而由两面的结合中，才更见出萧红的深刻。”萧红一辈子都在为自由而奔波，经历艰辛坎坷，而现实的困窘，物质的匮乏始终如影随行。“检视萧红一生，漂泊似乎是最醒目的内容----从1930年为了逃婚离开家乡呼兰河，直到1942年在香港病逝，萧红的足迹到过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等地，不停息的脚步，追逐着对梦想不止的渴望，也在规避着如影随形的苦难。”人生的折磨使她身心俱伤，也奠定了她作品中的寂寞和一生对温暖和爱的苦苦追寻。
《呼兰河传》第五章写小团圆媳妇之死，延续鲁迅对封建礼教吃人的追问，是人心荒寒，人性黑暗的描写。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是书中罪恶的化身，她恶毒、骄横，视钱如命，对生命极度漠视，迷信又使她挥金如土。反讽的是，邻人都认为他们是要发家的，故事收尾，小团圆媳妇的惨死带来连锁反应，大孙媳妇跟人跑了，她婆婆哭瞎了一只眼，另一个媳妇成了半疯，这个家实已败落。小团圆媳妇十二岁来到胡家，是个个子很高辫子很长黑乎乎笑呵呵大大方方的小姑娘，她的婆婆开始规范她，“天天有哭声，”用皮鞭狠狠抽昏过，用烧红的烙铁烙过脚板心，就连前来骗钱的道士都有了假模假样的义愤，嚷着“婆婆虐待媳妇。”轻松从胡家骗走五十吊钱。这五十吊钱对团圆媳妇的婆婆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书中萧红仔细地算了一笔账：一吊钱可以捡豆腐二十块，十吊钱就可以全家吃上一年半还多两个月。她的独生儿子踩死一只小鸡。她打了儿子三天三夜，她自己手指头肿得像小簸箕，也舍不得买药。萧红对这个恶人寄寓了带调侃意味的同情，认为她是个可怜的愚人。“偏方，野药，大神，赶鬼，看香，扶乩，样样都已经试过。钱也不知花了多少，但都不怎样见效。”当众用热滚的水给她洗澡，烫一次昏一次。之后，她死了，“人死还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
这是全书最凄厉的章节，宛如冤鬼夜哭，令人不寒而栗。写作的基点正是“人类的愚昧”。整个呼兰河黑如沉沉夜，人心已荒寒冷硬如积年的冰雪。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是个极为无知而又可怜的人，却在小团圆媳妇的人生里以权威的面目出现。认为小团圆媳妇不合规范，因而要规矩她。她的打也好，骂也好，都显得正义凛然，也得到旁观者的认同和鼓励。当她折磨死了可怜的小团圆媳妇时，不会有丝毫的愧疚。这就相当可怕，我们身边从来不缺少这种总是试图规范他人的人。他们乐于并积极扮演这种无比正确的引导者形象，扼杀了多少“不合规矩”的新生事物，使我们的社会日渐沉闷，庸常，将精神的牢笼转嫁给他人。萧红眼中，这种无知并蛮横将他们的无知强加他人的人是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大家一起走向毁灭。而这种人和旁观者一起组成了一个极为强大的力量，将新生力量围困剿杀。
（三）一种修辞
对《呼兰河传》的文体特征，单元有这样一段论述：“对这样一部超出一般审美规范的极其特殊的小说，人们的评说千差万别，仅在文体类型上就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叙事诗、诗话小说、散文化小说、散文诗化小说、抒情性写实小说、绘画式小说、花瓣式小说、黄瓜藤式小说、杂文化小说、意境化小说等等，这么多的界说没有一种是完全适合于《呼兰河传》的，这恰恰证明了它不是任何一种小说文体学所能规范的，而是极具创造性与特异性的小说文本。”这个评价是很到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萧红作品的独特价值就在于这种无法归类。她能非常自由地穿行于自然环境、民俗风情、人物际遇、各类人的生存态势中，穿行于荒凉死寂与鲜活跳跃的美之间，将儿童视角、女性视角和启蒙视角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天马行空、舒卷自如的文体风格。
《呼兰河传》用整整一章描写荒凉：院子是荒凉的，长满了没“我”头顶的蒿草，破东西东一件西一件地乱扔着，在风吹雨淋中腐朽，生长着潮虫、蘑菇和锈；我的家是荒凉的。与景物的荒凉平行的是小城人生活的荒凉，他们贫困艰难，生老病死都一声不响地默默办理，却对别人的痛苦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做着“向疯子投一个石子，或是做着把瞎子故意领到水沟里边去的事情。”借旁观别人的苦难给自己的生活添一点笑声。出产蘑菇的草房不能遮风挡雨，歪斜得厉害。然而（房里人）听见房子叫又翻个身睡了。“一下起雨来，全屋就像水罐似的。”人们只羡慕他们捡蘑菇。破鞋掉进煮漏粉的锅里的趣事冲淡了生存的悲哀。其麻木让人震惊。粉坊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
沉重的话题后，萧红讲了一个近乎喜剧小品的场面，卖麻花的来了，一家五个孩子在挑选麻花时争夺打闹，妈妈因追赶他们摔倒泥坑，孩子被罚跪，唯一完整的麻花被退回，卖给了一个没牙的老太太，老太太连连夸奖麻花干净。可以想见，在回忆这个场景时萧红病弱的脸上是带着笑涡的。她不是嘲讽这些人为了吃而抢夺，而是写出了小城人生命活力和生的坚韧。关于豆腐蘸酱吃的美味写得令人垂涎欲滴，还嫌不足，借一个五岁小男孩的口宣布人生志向就是长大了开豆腐房。而一个对生活失望的父亲会说：“不过了，买一块豆腐吃去。”来表达人生的奢侈。她对这些人发自内心的眷恋和喜爱溢于纸端。
作品中那个小女孩是好奇的、顽皮的，对世界充满探究和冒险的激情，同时她又是细腻敏锐的，此时的她的眼光里混合了成年后萧红的生命体验，在回望这一段人生时，有深深的眷恋和冷峻的审视。借用这样一双既天真又成熟的眼睛来观照世界，很容易洞察到生活的真相和人类生存状态的荒凉。也因此奇妙地联结起了成人世界和童心世界。也因此形成了萧红小说的从心所欲，片段式场景式的行文风格，和稚拙、灵动、纯净的语言风格。
在这里，萧红巧妙采用了平行结构与对比的修辞手法。萧红温馨自由的童年衬出了成年后生存的灰暗苦涩，越是追忆其美，越是因为其不可再得。后花园的明艳欢畅越是衬出了凋败后的凄凉惨淡和前院的荒凉，小磨倌生存世界的荒凉。女人在遭受生育刑罚，窗台下的猪狗也在生产；磨房里的黑暗沉寂与窗台外的自由鲜活；乱坟岗的恐怖场景与金枝丧子的悲痛等。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与人的命运，人类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构成了相互对照、映衬的关系。
二苍凉：张爱玲的人生体悟
一提起张爱玲（1920-1995）就有一点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的意思，她的丰富与复杂，敏锐与刻薄，孤独与多情，成熟与单纯都似融汇在作品之中，很难做细致的划分。她1920年出生于满清达官显宦之家，曾祖父是一代权臣李鸿章，祖父张佩纶是清末著名的清流派人物，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被作为原型写入《孽海花》。父亲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抽鸦片，养姨太太，最后把一份家当败得精光，老境极为凄凉，也因此使他唯一的儿子张子静后来蜗居在十多平米的房子里，终生未娶。母亲和姑姑都崇尚西洋文明，是当时的时代新女性，几度联袂赴法，接受过新式教育，她们对张爱玲的影响是至为深刻的。在散文《私语》里她讲述了这一段人生经历，是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的。
母亲在张爱玲8岁时回来，这一段时间是童年里最美好的时节，父亲痛改前非，遣走姨太太，与母亲重归于好，她们的家也从天津搬到上海的花园洋房，有钢琴、有狗，有母亲的歌声，然而好景不长，父亲故态重萌，并向母亲催逼钱财，两人离婚后母亲再度去法国。张爱玲那时在中学念书，父亲娶后母。生活复归阴沉惨淡，张爱玲在《私语》中写道：“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童年时代母爱父爱的缺席，应对张爱玲和弟弟的性格养成，甚至人生负一定的责任。她提到那个时候的父母亲几乎没有一句温情的语言，“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隐，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中学毕业时，母亲从欧洲回来，张爱玲想跟随母亲，一次因张爱玲到母亲那里住了两个礼拜，回到家里便与继母发生了冲突，继母打了她一耳光反诬赖张爱玲打人，引着父亲给张爱玲一顿暴打，姑姑前来说情，也被打进了医院，后来把张爱玲关了起来。张爱玲在那间房间里生了严重的痢疾，病了半年但并未有人延医请药，而是让她自生自灭，终于张爱玲趁防守疏忽之时翻窗逃了出来，与那个家宣告决裂。更为让人心酸的是，当“我”逃到母亲家，弟弟也跟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而“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只好又哭着回去了。紧接着她又说，“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这些话真是冷酷到了极点，也清醒到了极点。她是不肯做一点点虚幻的期待，不肯给自己一点点幻梦。所以在她的作品里最常见的是人生冷酷的真相。冷漠的家，近乎冷酷的亲情和这段被禁锢的历史带给张爱玲的是永久的伤害，她的孤独、自闭，对世事人情过于清醒的洞悉，甚至她抛弃尘缘的决绝都与童年时代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