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纯文学”并不纯真的梦想
“纯文学”在最近遭遇质疑，这对于一直哀叹中国当代文学缺乏文学品质，缺乏经典文本的人们来说，无异于打了一计响亮的耳光。人们把当今文学的困倦归因于纯文学，并且开出救药良方，那就是像一些电视片纪录片一样直接纪录底层困苦的现实，文学能从这里获得对现实说话的力量，并且改变文学萎缩的状况。尽管这种说法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但其前提及推论却值得再加斟酌。其一，中国当代文学处于软弱无力的状况，这种判断既不周密也不真实。很显然，文学所处的历史环境发生了变化，文学原来汲取能量的主导意识形态背景不再发生作用，文学必须依据自身的能量来产生文学效果；而且影视与传媒文化的发达，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化娱乐形式，挤压了文学的空间，这并非单纯是文学本身如何退化的问题。其二，“纯文学”的概念是一个开放式的概念，它不是某个特殊历史阶段给定的特殊内涵的一种指称，在任何时期，关于“纯文学”的追求都存在，只不过不同时期会给予不同的含义，任何时期都存在着对“纯文学”不可磨灭的追寻，失去了这种追寻，意味着文学自我创新的动力就全盘丧失了。其三，“纯文学”并没有纯真的梦想。“纯文学”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纯粹的“纯文学”，把这个概念提取出来，好像真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或者只是与个人情感发生关联的追求形式技巧的纯文学，那是不存在的。纯文学之“纯”，只有相对的在具体语境中才能确认其意义。在大多数情形下，“纯文学”只是代表着文学创新所认同的那种文学性品质一一一它是在特定的现实语境中，被文学共同体公认的一套关于文学性价值的准则规范和文学的表现力，以及对这种表现力的拓展。其四，当代文学并非不关注底层民众的贫困现实，而这一点恰恰是当今文学始终存在的主导潮流，这一潮流从来没有断过，只不过现在有了新的美学上的意义，正是这一要点，构成本文论述的中心议题。也就是说，正是对底层苦难现实生活的表现，当今文学（主要是小说）找到与“纯文学”融合的一种方式。这一点正是当今中国文学最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就这一点而言，提出“纯文学”作为一个对当代文学考察的切人点，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过去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对底层现实的表现，主要是以现实主义“简单再现”的手法展开，这使现实主义小说经历了上百年的艺术上的复制，确实让人们感觉不到艺术上的较大变化。除了依靠对现实的还原，依靠所表现的客观对象所反射的意义，它不能，也无需在艺术表现方法方面做出多少探索。越过现实主义边界的艺术实验，它又不可避免变成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东西。艺术探索的度，决定了在常规意义上可以被识别的艺术性与生活的可还原的理解之间达成的默契。当代小说的叙事当然也怀着某种意识形态的冲动，但这种意识形态表达是自觉的，而不是在主导超量意识形态的语汇场中的裹胁情形下的认同。例如，当代小说讲述下层民众的故事，这种选择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二，趋于成熟的一代中青年作家对当今时尚化写作（美女作家或70年代群）的抗绝；其三，国内日益兴盛的“新左派”的话语氛围。后者显然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新左派”的诉求重新强调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关心底层劳动人民，控诉贫富差距，指责全球化带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等等。当代文学对“新左派”的呼应也不过是顺势而为，当代文学本来就在对生活的极端性表现方面寻求突破途径，而贫困或苦难正是生活尽头的一种存在状态，它为当代文学寻求艺术表现的力量提供了可能性。说到底，这依然是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所提示的路线图。
“纯文学”的梦想不是什么贵族化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早年的浪漫主义提出的口号，旨在反抗大资产阶级在审美上的霸权地位，一些边缘的波西米亚式的流浪艺术家才提出这样的口号，这既是反抗，也是一种策略，当年高呼这个口号的那些人，戈蒂埃、福楼拜、波德莱尔等人，不都是梦想着挤进法国上流社会的沙龙吗？审美场域的斗争也是象征资本的争夺战斗，一些阶级群体胜利了，一些阶级群体失败了，这就是艺术的变迁史，它们始终贯穿于文学艺术历史的各个阶段。80年代关于“纯文学”的一些说法，远没有成为一个时期文学变革的标志性口号，连见诸报刊杂志的像样的文章都没有，更不用说紧密的文学艺术群体·它只是一些人在私底下的说法，一些感想或念头而已。它只是附属于“现代派文学及其表现形式”这种讨论的纲领之下，并没有谁明确提出过“纯文学”的概念。事过境迁，人们回望历史，好像80年代存在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纯文学”运动，这种状况在80年代后期以前是不存在的。只是伴随先锋派文学的出现纯文学”才显出一点端倪。80年代确实有过自觉寻求文学形式突破的艺术表现形式的方法探索，由于它与实现现代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它可以壮着胆子把现代主义的资源挪用过来。关于“意识流”的讨论，关于现代派小说的争议等等，这都是实现现代化及文学现代化的纲领底下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它与当时文学界展开的热烈的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人道主义，以及主体性等的关系并行不悖。只不过文学创新的（也就是来自文学内在发展的）要求，被更热闹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遮蔽了。人们关注的是它所折射出的反意识形态的意义，而没有关注到文学创新内部的原发的要求。只要意识形态的控制没有到绝对的地步，没有超强的支配力，文学立即就会寻求自身的创新趋向。当然，也可以认为80年中期关于文学的现代派引发的小说创新的艺术形式问题，具有强调文学的品质和艺术表现力的意向，这只能说是潜在追寻“纯文学”的倾向。因此有两个问题要做出区别：第一，80年代并没有明确的对抗意识形态的“纯文学”运动；第二，因为意识形态的支配力有所减弱，文学自身的创新要求可以表达出来，由此可以推导出第三点：“纯文学”始终表达了文学自身的创新要求，它在任何时期都不可避免存在。之所以在80年代中期首次表达出来，这只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在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真正脱离政治的严格控制而且回到自身。换言之，从1949年（或更早些从1942年）开始，中国文学就走上了特殊的道路，这就是超量的政治化的道路，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这种情形才发生变化。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是文学史上的特例，文学与政治，与民族国家的事业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承担了超强的历史重任，以至于当代中国文学史，主要以政治运动史的方式展开实践。80年代后期，“文学失却轰动效应”（王蒙语），也就是从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心退出，退回文学自身的领域。文学主要是以自身的规则来完成艺术上的变异，回应现实的各种挑战，但开始遵循文学自身的逻辑。事实上，当年的潜在的“纯文学”意向，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意向，是历史转变的必然诉求，中国文学从此也开始不再依赖国家意识形态，或者不再是全盘性地表达民族一国家寓言。
当代文学确实有一段时期处于彷徨犹豫状态，在失去了民族一国家的寓言指称的宏大叙事的背景后，回到文学本身与应对市场使它并不能找到恰当的平衡。但在90年代末期，作家们逐渐趋于平静，显著标志就是刘震云花费六年功夫写出四卷本的《故乡面和花朵》，尽管这部作品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取得充分的市场效果。但刘震云在这个时期，以这种方式写作如此我行我素的作品，无疑是引人深思的。它说明作家依然怀有纯文学的理想，依然把重心放在文学品质的锤炼上。很多人漠视了这部作品，但它对于那些在文学上努力前行的人们来说，是一种谷唤。一个人如果没有对经典的梦想，何以会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写作如此笨重的作品呢？刘震云本来要对故乡来一次真挚的怀念或哀悼，然而，他发现故乡也已经迷失了，他显然是怀着绝望，怀着敌意，对现时代的“新新生活”给予了顽强的嘲弄。他除了撕碎后现代的“恶之花”一类的生活前景，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刘震云的书写，在对经典的失望中，在对故乡的绝望中，在对未来的“新新生活”的无望中，展开了他的无边的话语之旅。他最后的书写是，小刘儿带着他的老母亲走上了夜奔之路，这是逃亡之路，又是恪尽孝道之路。这真是在现时代对文学进行的一次绝妙的自我书写！刘震云要忠于什么？他找到《水浒传》以及民间传说，那些故乡的“复古的共同记忆”，这种追寻就是走向绝路了！这就对了，文学的本质不就是不断地冲击绝路吗？文学如果不是走在绝路上（绝境中），而是在平坦顺利的风光无限的大道上，那就肯定糟了。不管文学表现什么，大多数人的愿望还是少数人的感情，这都可以，不管是以什么形式，以什么方式都只是表面现象，重要的是，它有没有走在绝路上（绝境中）的感觉，它有没有走在绝路上一一那才真正摸着了文学的门道。
很显然，当代相当一批作家正在摸着门道，他们努力沉着，没有为大势所左右，走着自己的绝路。在表面的繁华与热闹的背后，我们可感觉到一些人的冷峻，一些人在语言文字的背后透示出的绝情。刘震云、熊正良、东西、鬼子、荆歌、刘建东、麦家、艾伟、吴玄等等。这个名单还可以更长地开列下去，在他们的书写中，可以感觉到文本内在要冲击的那个绝境，由此产生出的那种力量。
（二）文学的方式建构新的“个人伦理”
“纯文学”之为人所垢病，主要是人们对90年代的文学现实不满，而与“纯文学”挂上钩，显然是想当然的指控。90年代并没有什么“纯文学”运动，也没有什么起支配作用的“纯文学”观念，有的只是人们对文学的基本准则的理解--这是始终存在于文学史内部的艺术规范，随着不同的时代它会有不同的含义，但它始终存在。它也是始终被历史化的东西。如果说连这种对文学的基本规范的坚持都应该放弃的话，那文学就真的没有剩下什么东西。文学没有必要自卑到这种地步，连自己的基本准则都应该放弃，那就只配当可怜的小角色了。事实上，人们不满90年代文学，不满对文学的文学性保持最低限度的坚持，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要文学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困境中的人群。例如，李陀先生指出：
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文学很难适应今天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不能建立文学和社会的新的关系，以致90年代的严肃文学（或非商业性文学）越来越不能被社会所关注，更不必说在有效地抵抗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侵蚀同时，还能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不过，我觉得真正严重的是，90年代的文学批评并没有指出这一问题，相反，批评家或者以“后现代”的名义赞扬、鼓动那些应和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写作，或者和作家一道慨叹“文学边缘化”啦、“知识分子边缘化”啦，然后更进一步论证“边缘化”怎样必要，怎样合理。我基本上不赞成这样的态度。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这么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当中国改革出现新的非常复杂和尖锐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当社会各个阶层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都在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的时候，90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反而是陷入到“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和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我愿意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一定是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
李陀先生是如年代文学探索的领军人物，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创新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李陀先生再次提出他对当代文学的针砭及呼吁，无疑是值得当今文坛重视的高论。只是这里对90年代文学的概括与评价，可能还要做些更具体细致的分析。李陀先生之怪罪“纯文学”，就在于它没有对“中国改革出现的尖锐的社会问题”进行发言，大多数作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人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李陀先生是基于文学要介人现实，批判现实的立场来评价“纯文学”的。第一，李陀先生从当年的“纯文学”（文学创新与变革）的鼓吹者--在当年就是抵抗文学对现实意识形态的全盘介人--转变为呼吁文学要介人现实，这种转变是幅度很大的变化。尽管其前提是先批评了纯文学对现实的漠视，随后才指出问题症结，但假定前面的指责与事实有些出人，指责并不重要，重要的反倒是后者了。对现实的批判性则是真正的诉求。“关注现实”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但这个建议从来都是特定意识形态的反映。试想，哪位作家不是生活在现实中？除了写作童话，作者的写作如何能够脱离现实呢？当然，这里强调的“直接”、“面对”，强调了特殊的方式和立场，这就是关注底层，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这就是“新左派”或“新右派”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很显然，李陀先生的热心在于，呼吁作家们介人到“新左派”或“新右派”的论题中去。这是难度很大的争论，意识形态及意气用事是其主要特征，要作家介人进去，并且以“文学的方式”，显然吃力不讨好。一且用文学的方式，又难免不沾染上“纯文学”的尴尬。意识形态要么是全能的，要么是无用的。告别了80年代的人们，又有多少勇气和热情重新把文学捆绑到意识形态的战车上去呢？90年代乃至21世纪，与80年代大不一样了。那时确实有过文学界与哲学界思想界，以及其他艺术门类并驾齐驱，大家关心一个话题，大家都在一个时代思想意识纲领底下思想与发问。就像大家说着同样的话，有着同样的焦虑，读同样的一本书，看同一部电影。然而，现在社会分化严重，不同的行业或领域，人们都有很不相同的问题和思想方式。现在，再想建立一种时代共同的思想纲领，大家都保持同一立场，都批判同一对象，都有共同的目标，那就不切实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