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儿》有一些情节和人物与这部影片有近似之处，也许是实际影响，也许只是对社会主义现状的理解有相通之处。《那儿》中的那个小舅的母亲已患老年痴呆症，但她一再说“那儿好，还是那儿好”，这个次要的角色也隐约可见《再见，列宁！》中的失忆的母亲形象。小舅的形象与阿列克斯相去甚远，但阿列克斯与她的姐姐一起照顾母亲，他可以提示一个小舅似的视角。当然，这些无关紧要。它们都共同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侵人如何面对社会主义遗产的问题。《那儿》写得更彻底和明确，工人阶级的创伤和失败感表现得更加强烈。小舅朱卫国到处告状无门，没有任何上级组织能听进朱卫国的告状，工人也不相信朱卫国，而杜月梅只是说“拼了”。这句对革命文学经典台词的模仿却没有实际内容也没有下文。小说中出现的那条忠诚狗罗蒂选择自杀，朱卫国最后只好选择自杀，他的死很悲惨，那是身首异处。
确实，在中国成为全球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助推器的时期，中国的GDP突破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突破13000亿美元，这部作品却写出了中国产业工人的失败命运，他们蒙受的深重的历史创伤。这个创伤不只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和历史性的。因为工人阶级看不到未来，他们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巳经被中国轰轰烈烈的市场化所边缘化，在这场经济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只是一些任人宰割的对象。这部作品激发的情感，给人的感动是对现实极其不满的情绪（在很多的阅读经验中，被叙述成是阅读者流下了热泪，震撼人心）。这是对国企改革，三年脱困的政治任务的极端不信任。国企改革被广泛地理解为是国有资产流失，在左派理论家那里，那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合谋来侵吞国有资产的骗局。左派对“国有”的抽象热爱，要远远大于它实际存在的方式。国企长期严重亏损，效益低下，发不出工资，没有竞争力，没有技术创新。更不用说新的投入。国企只是少数国企管理层的取款机，直到把它榨干榨倒为止。但这些并不令人痛心，因为它还有“国有”的名义，只要有国有的名义，一个国家垄断主义的政治经济格局就非常巩固，就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义。盘活国有资产，抓大放小，应该说这些深化改革措施取得成效，经历过国有资产重组，国企改革应该说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国企改革还是在左翼文学的复活中被叙述成黑暗一片，那是工人阶级的末日，但这个末日同时也是左翼文学--准确地说是“后左翼”文学新生的节曰。
这是令人奇怪的。这部作品如果放到布鲁姆面前肯定不会被列进经典之列，也许按他的标准，中国当代没有作品可以列人经典。那是西方白人中心主义的标准，中国的经典当然也轮不到他来列。但是，整个的现代性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笼罩在西方的标准和规则之下，目前颠覆似乎还为时太早。因为社会主义的文学标准也是来自西方的，在反抗西方的审美霸权这点上，不管左翼右翼都有口难言，都不具有本土性的优势。既然布鲁姆目前还不是一个非法性的标准，那我们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下去。布鲁姆不会把《那儿》列人经典，而且按他的观点来看，这正是典型的“憎恨学派”推崇的作品，更有甚者--按他的观点，这篇小说还是刻意在建立一种憎恨的情感。既然它是重新举起了左翼的大旗，那也是把左翼的革命情绪、立场和态度重新嫁接到了当下。但是，这个节日庆典并不充分更不完整。在左翼革命文学中，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终究是要起来反抗，受苦是为了反抗，受难是反抗的依据、铺垫和准备。受难是手段，是觉悟的必要程序，而反抗并夺取胜利是目的。工人阶级作为先进阶级，他的形象终究是高大的，他是觉悟了的阶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因此，革命的解放事业是其存在的本质，也是所有的革命文学叙事的真正的事实性。但是现在，在《那儿》这类“后左翼”文学作品中，工人阶级只是受难的个体，也没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朱卫国的地位更暧昧，他是工会主席，所有的人都不关心工人阶级，连工人阶级自己也不关心，只有他一个人关心。但是他本人则是一个处级干部，在这样的历史结构中，他是暧昧且尴尬的。他本来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成员，但现在他要干什么？他要代表工人阶级上访，他要控告政党的组织。这里面什么东西出了错？
丁人阶级作为一个历史化的整体已经不存在了，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已经无法作为领导阶级存在，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作为一个革命的主体的本质被改变了，革命的动力和目标都被删除了。没有革命的动力和目标的工人阶级是无法现实地存在的，它不再能把自身意识为一个阶级的整体。更严重的是，阶级的界线现在变得如此模糊，如此容易被改变，不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和解放的无限延期，使得革命本身变得虚幻和不可能。
教育与福利政策，这是资本主义对付无产阶级的法宝，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越来越普遍地享有更高的教育，这使他们的命运的改变和社会地位阶层的改变并不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作为技术工人与工程师，在那些电子产业和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领域，已经很难从实际的社会现实层面上将其定位为被剥削者和受压迫者。当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中要寻找Multitute式的底层弱势大众时，目光扫过资本主义的IT产业和舒适的写字楼时，他除了用“非物质性劳动”、“政治劳动”之类的概念来把他们塑造成帝国时代的革命主体外，已经没有几张牌可打。不用说，这样的塑造显得勉强而难以令人信服。拉克劳与莫菲的后社会主义战略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历史场域中建构起革命的主体，但革命的目的论被永久性地延搁甚至删除之后，这样的主体只是一个拉康式的主体幻想。在中国，还可以看到不少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贫困、非人的劳动强度、国际资本与本土资本合谋的剥削、工人没有自己的劳工组织等等，但这一切，都被描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出现的问题，它被承诺可以在发展中解决。“发展”而不是革命，成为克服社会矛盾，乃至阶级矛盾的唯一途径。这使左翼的革命话语也没有伸展余地。左派及其“后左翼”文学最感兴趣的主题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样的话语诉求已经不是经典的无产阶级解放的诉求，而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陈词老调。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现在“后左翼们”的最高论题如果只是到这个水平的话，革命的诉求只是浅尝辄止的话语批判实践。
这一一切都意味着一个“后革命”时期的开启，中国文学主流就是左翼的传统，尽管近二十多年来，西方的现代主义也对中国当代起到冲击作用，无疑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屮国当代文学。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传统，如张爱玲被重新定位，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某种高度加以指认，但并没有撼动主流文学史叙事的格局。90年代只是一个短暂的遗忘时期，左翼的传统本来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根基，它在全球化的时代，依然会以各种方式与消费社会的符号体系和话语表意策略沟通融合，一如既往地以不同的方式起着内在支配作用。左翼文学唤起的不只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更重要的是它建立起的艺术法则，它确立的情感和审美趣味，它给定文学的价值和功用，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共同体所熟悉的，它们经常被划归在笼统而冠冕堂皇的现实主义名下。而且大的理论批评语境、在大学流行的话语体系都与左翼传统并行不悖，这都使“后左翼”文学的生命花样翻新而源远流长。对于布鲁姆们来说，文学退回到个人的孤独中去的那种愿望，只是自绝于人民、隔绝于时代的哀怨，布鲁姆们在中国不会有太大的市场；当然，“后左翼”的文学也会遇到难题，遭遇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的挑战，左翼们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都不可能彻底，在中国这样的后社会主义时期，左翼们的“革命性”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也只有半步之遥，不止没有纯真的革命主体，革命的目的论依然是一个没有谜底的哑谜。但是这一切，完成一次“憎恨学派”的复兴则是绰绰有余的。对于文学来说，能与历史反其道而行之才有力量，更何况，在这貌似反其道中，更有实际可借用的历史和现实之力呢？这就真是生逢其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