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上看，《米香》显得圆熟舒畅。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叫做米香的青年女子的美丽凄楚的故事。米香显然是属于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十之类的那类人。她不太善于从事田野劳动，但却是游泳的好手。她穿着游泳衣在水库里游泳，让无数的男人为之倾倒。她显然心地善良，救了落水少年佟，并且教会了佟游泳，显然也启迪了佟的青春期。米香的婚姻因为偶然的生活变故出现了困局，未婚夫张山死于一次行动，但她怀着张山的孩子，未婚怀孕，在那个年代她遭到严重的歧视，并且被打人政治另册。但她并没有屈服。她敢于利用男人，一方面是男权构成巨大的政治压迫，另一方面她利用男人的欲望而获得生存的保障。结果，她的日子过得挺自由自在。女人们把她视为祸水，但男人们无不把她视为欲望的对象。在人格失去尊严，而且尊严的丧失如此轻易的情况下，身体就没有理由享受圣洁的名誉了。我们无法得知米香内心是如何想的，小说没有去表达她使用身体而陷人痛楚的心理，这是小说没有流于俗套的地方。佟后来成年，但也是在米香的赦免与给予下完成了成人仪式。这部小说生动而细致地表现了女人美丽的身体与善良的心灵，揭示了男权对女人的压迫，批判了男权及其政治的丑陋。女人的身体本来是圣洁而美丽的，遭遇男人的欲望之后，却逃不脱被亵渎与蹂躏的命运。小说当然也批判了时代的政治谬误，但更深刻程度上却指向了男性的卑劣。小说充满了对美的毁灭的哀叹与人道关切。小说的笔法细腻委婉，语言洁净，叙述流畅明晰，轻淡而又趣味盎然。作为一篇短篇小说显示出精练而有内涵的特点。只是米香的性格心理、命运遭遇还不够独特，在过去的作品中总是能看到这类形象，女人作为大地圣母与淫妇浪女的混合体。甚至也可以看出张贤亮笔下的马樱花、黄香久的某些影子。董立勃的叙事非常轻松自如，写过《白豆》这样有力度的作品，写这个故事自然不在话下。但这类故事毕竟多少有些女人类型化形象的意味，而且它像是一篇压短的中篇小说。人物命运的分量过重，短篇小说要以某种奇异性来给作品定位，而不是依靠整个故事。说到底，需要对生活进行异质性的把握，才能达到短篇的那种深刻性。小说在艺术上可挑剔的地方不多，但就是不够极端与怪异，谈歌的《绝债》由《绝债》与《绝瞎》二则短篇构成，两篇小说的主题都是关于信任。前者写一位生意人季远志借给朋友钱却要收高利息，但他为了营救这位朋友出狱，倾家荡产。对于他来说，借钱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帮朋友解救出困境也是朋友情义应尽的责任义务。吴亮显然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因此犯了几次错误，最后终于明白这个道理。商人吴亮显然不能区分责任与情义，在他看来，借朋友的钱，朋友应该让利。但季远志却把经济利益与朋友情义分得很清楚，但小说中的意思似乎在这一点上也不甚明了。到底季是为了教育朋友要有经商之道，还是真正要分清责任与情义？按小说的描写，似乎是前者。尽管这里有点不清晰，但小说还是写得相当老道。小说的笔法凝练，白描手法，寥寥几笔，人物形象性格心理跃然纸上，可见作者的笔力。《绝瞎》对传统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做了充分描写。瞎子蒙受东家重托，帮东家找回离家多年的儿子，最后对东家的财产分文不取，自己依然过着行乞生活。瞎子被塑造成一个讲信义的人，这是一个理想化的传统价值凝聚而成的形象。这两篇小说都是讲的责任与道义的问题。两篇小说都有古典笔记小说的特征，也有道德寓言的意味。小说虽然取材于古代社会，讲的也是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准则，但对当今中国现实显然有着直接针砭意义。这两篇小说倒是切人了那些极端性的经验，写出了人类生存不可逾越的那种困境，其力道可见一斑。
闵凡利的《张三讨债记》讲述一个善良的人如何被一个恶劣狡猾的朋友欺骗坑害的故事。张三善良软弱，李四狡猾。张三一次又一次讨债都无功而返，最后想出一个报复的办法，就是在李四家赖下去，他总得还钱，没想到李四施了美人计，张三不仅原来的债没有讨回来，反倒欠下李四的债。这篇小说无情地嘲弄了善良软弱的人，这样的人没有好结果，逃避不了必然吃亏的命运。当然也揭露了李四这种乡间无赖的丑恶面目。但对于战胜丑恶的人，小说也没有提出一个有效的方案。对于农民来说，对于生存于这种恶劣环境中的人们来说，到底什么是维系他们存在的依据？法、正义、公平、善？这些现代社会的东西，在这里似乎都不存在。张三显然是一个倒霉蛋，小说写出了善良的人在乡村无依无靠的绝望状况，在它的嘲笑中透露出一些悲悯。小说写得生动，人物情状的描写十分精练精彩。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来对人物本身的存在情境进行嘲讽，在辛酸中透示出喜剧的趣味，在喜剧中又洋溢着辛酸的悲情。李四坏到极点，张三又老实到极点，这样二元对立的二个人不断上演着存在的游戏。这里面包含着博弈论的那种结构，好坏，对错，就像翻牌一样总是不断试错，张二的牌总是翻错了，最后他还是错了。这是一个关于永久性试错的故事，充满了反辩证法的思想。没有对立统一，对立是绝对的，最后张三走到回家的路上，事情咋就变成这样呢？真是不可思议。小说嘲笑了我们流行的好人得好报，善最终战胜恶的流行法则。
石舒清无疑是一个功力深厚的作家，小说以心理意识流式的形式展开，描写一个人在沙尘暴来临的时刻到黄土漫天的户外野地行走的经验。小说中的“他”是一个“精神上很脆弱的人，敏感到近于病态”。小说非常细致地描写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土雾迷漫的情境中，一个人的心理活动。他想了他的父亲，主要是他的母亲--这是关于家庭的思考。他想了院子中的那些树木和其他物体物件一一一这是对存在的小环境的思考。他想了天地，想了这些土雾沙尘的来历，它与人的生存构成的关系。这是在一个特殊的自然环境中，思考人伦价值，思考人与自然构成的关系的小说。重要的在于对人的心理进行一种细致的展示。就小说叙述而言，叙述时间在这篇小说中被突显出来。小说始终是在心理意识流的状态中来展开叙述，我们不知道时间的进展，但时间被严格地限定在心理活动中，时间以线性的持续的方式一点一点推进，通常小说的时间要大于自然的时间，一个段落可以包括很长的时间，但在这里，小说的叙述可能小于自然时间，也可能力图与自然时间合而为一。这篇小说显然可以称之为意识流小说，也明显有探索文本叙述时间的意思，可以见出作者相当深厚的叙述上的功夫。这篇小说与其他几篇小说不同，它属于具有一定实验色彩的小说。从通常的意义上看，《土天》也是一篇不错的作品，但其内在的哲学意味过于隐晦，对人性直接经验的穿透显得不够有力。
温亚军的《天气》是一篇颇为怪异的小说，说它怪异并不在于它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或者它有什么惊人的技法。重要的在于它对于一种极端经验的开掘，使小说具有一种异质性的意味。小说讲述一个乡村农民的不幸遭遇。小说明着写老天故意跟建成过不去，只要他一晒麦子，天就下雨，搞得村里只要看着他家晒麦子，马上就收拾起来。建成的命运显然非常差劲，他的儿子失手把村上的人打死去坐牢，女儿为了救哥哥出狱，逃出家乡，也不知到外面世界干了什么。最后建成叔死了，村里人却不知何时晒麦子，何时收拾麦子。小说描写了农村农民的狭隘心理，他们对建成的那种态度。建成显然深受伤害，但他也没有办法，他的运道就是如此，老天就是跟他过不去。小说重新提起了这个问题，谁来保障农民的利益？老天都和他们过不去，他们的活路在哪里呢？小说中出现了“我”这个在城里当“官”的人，实际上我不过是个记者，父亲显然非常虚荣，他为我骄傲，也不让我在农忙时回村。农民对“官”的向往与他们无法抗拒的天气，正如一枚硬币的两个背面，中国的现代性远没有完成，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多年过去了，农村一样的要靠天吃饭。而“天”总是跟建成这样的农民过不去。“他刚才一直闪烁不定的目光也移到了别处，他那枯草一般的白头发，却让我又一次真实看到了他的凄苦。”这使人想起鲁迅当年笔下的闰土的形象，显然闰土的麻木还没有那“枯草一般的白头发”更令人心酸。这一切被归结为“天”的问题，恰恰是“官”的社会对其忽略的结果。
小说的意味深藏不露，让人琢磨，让人回味，有一种非同寻常异质性意味从内在中透示而出。从艺术上来说，《天气》显得结构有些凌乱，要表现的主题建成叔的故事经历了数个自然段才出现，这在短篇小说中是不恰当的。但《天气》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表现，却有着沉甸甸的内涵，那种冷峻让人透不过气来。建成的命运遭遇再次深刻地提醒人们关注中国农民的生存处境。这一切依然是在现实性的意义上来读解的意义，更为触动人的是对那种绝望感的描写，一个朴实平凡的人对生活和自我生命存在的那种无助感。建成叔的晒麦子，就像加缪笔下的西希弗斯推动那块石头，怎么也推不到山顶。一个简单的行为，就写尽了无法完成的宿命。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而是世界是这样。在这种平凡无奇的日常性背后，我们看到生命存在的根本性无奈。存在的苍凉无助，与那种荒诞感和绝望感混淆在一起，使这部小说具有一种通常很少达到的异质之力。
我写作此文完全是一次事后的感觉，在一段密集的阅读之后，我才发现当代小说是如此不同，每个文本，每个写作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人们对小说的理解是如此不同，对当代生活，对历史的理解也大相径庭。选择没有是非之分，只有力量之别。这种个人性不可避免，也无法改变。当代的个人性还不只是宏大历史解体的产物，而且为全球资本，为信息与传媒，为消费主义的氛围所塑造。这就使得这种个人性并不是临时性的过渡，而是面向未来的恒常趋向。当代小说已经不可能具有全能性，史诗式的作品已经因为历史的崩塌而显得支离破碎，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就以失败的姿势作了最后的努力，阎连科的《受活》则把宏大的历史变成残缺的片断，并使之具有异质的独特性。
极端性并不是什么怪异之举，它所揭示的异质性不过是达到深刻性的一种途径，这就是个人对生活，对存在性的一种领会与穿透，在异质中使存在开启，使语言的表现可以进人一种更为自由的状态，可以在那个时刻接近存在的真实性。当历史给予的那种深度性和厚重感失去之后，文学留给写作者的只是个人的道路，去开辟、去夺取，或者逃逸，那都是个人的选择，在个人的超绝中使文学语言获得无限伸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