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到2005年的小说隐约中以不同的方式又在写作“文革”故事，“文革”在这里似乎不再是一段需要反思的历史，甚至不再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事件，但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落。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写作“文革”的作品倾注笔墨去写作身体。甚至身体才真正构成小说叙事的动力机制或美学表现的核心装置。“文革”与身体，这两个差异如此之大的事物，这两个似曾相识的结合，在当下又被粘连到一起，这颇有点蹊跷，肯定有诡秘之处，这是一项历史的阴谋还是文学的花招？无疑需要去琢磨。很显然，经历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冲刷，遗忘、排斥、禁令等等，足以使这段历史与现在的人们构成陌生化的距离，这足以使这段历史的真正内涵变得更加虚弱。“文革”已经变成一段历史甚至更抽象的时间的代码，它的虚空正好充当身体的容器，然而，身体的能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足以扩展出历史时间的容器，它反过来还可以它的光洁、美丽、妖娆来遮蔽历史。正是考虑到这点，使我产生了写作此文的念头。
（一）当下的身体盛宴
毋庸置疑，身体写作成为近年来文学叙事的一道热闹风景线，绚丽多姿的身体展示了当代文学妖娆的时代画卷，这与50年代到70年代，乃至80年代的灰布土衣包裹的压抑身体构成了巨大反差。人们一直惊叹文学热衷于身体裸露，也由此担优道德沦丧。但这些年人云亦云者多，真正认真地探讨、分析、总结者少。今年的一些学术类刊物对此有比较全面的反应，这些反应划归在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名下，例如，《文艺研究》、《文化研究》等刊物就有系列文章发表，研究得比较深人。其中主要涉猎消费文化中的身体符号，也有涉猎文学方面的文章，显然，这项研究只能说刚刚开始，消费社会中的身体符号传播，以及当代文学中的身体表现会越来越旺盛，也会更精彩。这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挑战。最近的一本美国人彼得·布鲁克斯写的书《身体活》。
由新星出版社翻译出版，作者研究了从古希腊到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中的身体表现传播的历史，这是一本写得相当不错的书。对身体的兴趣是消费社会的主导兴趣，铺天盖地的时尙杂志，那几乎就是人肉市场，但都被美其名曰是人体美，是生活的理想图景，是时尚的潮流趋势。审美现在仅仅是身体的遮羞布，或者干脆说它就是皇帝的新衣。审美文化现在几乎就是身体文化。我们无法想象，离开了身体，更准确地说，离开了肉体的欲望，当代消费社会的文化符号传播的动力还会剩下多少能量。体育赛事都要和身体扯上，足球宝贝们的性感身体反倒成为维系球迷们热情的国家连环套；而歌星影星们的绯闻甚至比音乐和表演本身的意义要大得多。这个时代的人们对身体欲望的兴趣已经远远大于其他所有事物，这当然是对巳经富裕起来的城里人而言，但被称之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景观的身体符号本来就是为他们而作。相比较而言，当代中国文学写作身体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不过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巳。
2005年，说到文学中的身体，那风头肯定被余华的《兄弟》抢尽了。小说开篇就是不厌其烦的“屁股”，如果不是自负到如此地步，没有人敢如此放肆，如此肆无忌惮地玩弄身体最敏感的部位，而且是女人的“屁股”。小说的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看女人屁股后身败名裂，我们刘镇的群众都认识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了。”那个屁股出自刘镇最美的少女林红的身体，小说喋喋不休地介绍说，到了晚上，整个镇子的男人都闭上眼睛想象她的身体然后起劲地自己动手。小说就用这个屁股展开叙述，显示出余华特有的残酷而凶狠的幽默，一路说下去，都是关于屁股的种种言谈，这是一次屁股的美餐，少年李光头用谈论屁股换来一碗面条，这是道地的美餐，屁股的美餐和面条的美餐。前者捧献给李光头听众和今天的读者，后者满足李光头的食欲。当然，小说无疑以对屁股的津津乐道来揭露了那个年代压抑的欲望，而且也有可能从另一方面说明，那个年代的人们的欲望并没有被压抑住，它随时要窜出来像妖怪一样作祟。欲望、本能，人性的丑恶在“文革”这样特殊的历史时间中展现。当然，对于聪明的余华来说，对身体的利用只是一项借贷关系，他把它寄存在历史中，更准确地说是寄存在美学中。历史、人性、政治、伦理等等，对于余华来说，都要成为美学叙事艺术的原材料，这与多年前的先锋派如出一辙，尽管余华在公开场合经常唾弃过所谓的先锋派。如果不是余华的叙述能力在起支撑作用，不是他的又冷又酷的幽默在起作用，很难想象如此简单的故事，如此杂乱而又夸张的细节可以支撑得起一部“大师之作”。但余华的才华还是胆大妄为地支撑住了，看客们的虔诚无疑也起到鼎力相助的作用。
余华对身体的利用无疑有些过分，这样的过分我说过在他是有艺术效果在后面等待，身体屁股在冷幽默的推动下还是可以胜任。但至于余华为什么要选择屁股，这无疑还是有投合时代需要的考虑，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阅读段落，一开始就具有的视觉冲击力，女人丰满的“屁股”，这是足以让青少年和成人男人喷血的视觉现象。当下的趣味与历史结合在一起，其意义是双重的，效果也是双重的。但最终的结果不会是等量齐观，鹿死谁手还待求证。不知道是不是余华的大师架子摆得太足了点，这本书在读者中的热烈与在批评家那里的缄默还是构成奇怪的对比。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2004年，熊正良的《别看我的脸》也是一本在身体叙事方面登峰造极的作品。这部作品尽管写的是“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之初的经历，它在反身体压抑方面，无疑还是对准“文革”延续下来的当代社会机制。小说的第2页身体就出场了，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叙述人是一个剧团的画家，他在画布景时注意到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余小惠裹在白色练功裤里的丰满的大腿，当然，作为过渡，这时还是若隐若现，“生动得让人没有办法”。到了第3页，“事情就这样急转直下”，余小惠就同意做他的人体的模特儿。“她目光闪闪地问我，你真想画？我点点头。我的脖子都似乎有点发硬。她咬一下嘴唇，松开，又咬一下，什么也没有说，就开始脱衣服。她的衣服从她身上到了她手上，又从她手上飘落到了一只靠背椅上。她脱胸罩和内裤时又咬了咬嘴唇……”心理描写非常出色，熊正良是画画出身，紧接着描写人体拿出他写实功底：
她双手抱着胸，侧着身子，微微地把手松开，乳房就从她的手臂下突了出来，或者说弹了出来，接着她又把脸抬起来，开始脱牛仔裤……我听见我心里叫了一声，我想我看见那要命的泥沼了，沼泽里正在冒着美丽的胰泡，我还听见了它们细微的哗哗噗噗的叫声。我觉得全身都抖起来了，就像有一瓢凉水猛地激在梁沟里……
这里的叙述可能有一点细节上问题，前面已经脱掉了内裤，后面何以还要脱牛仔裤？也许叙述人太注重脱的细微过程，所有的细节。
因为画裸体模特儿，叙述人“我”被判流氓罪劳教数年，放出来后到歌厅当上了经理。一次在广州邂逅已经成为歌女和妓女的余小惠。余小惠早巳墮落，当然是被社会逼的，那次当裸体模特儿让她付出更为深重的代价，她几乎被当做破鞋处理，不会再有正常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希望可言。这二人邂逅重逢，却在上演一出乏味的肉体交易。
她脱衣服不紧不慢，她把衣服扔在另一张床上，然后看着我，下意识地挺挺胸说：“你不来吗？”她的乳房沉甸甸的。她的身体跟当年真没法比了，那个跟朝霞一样的身体不复存在了，眼前是一个陌生的有些疲惫的身体。这个身体看起来是懒洋洋的，无动于衷的，但我还是很激动。我把她揽住了。事隔多年，我能够再次抚摸她，我没法不让自己不激动。我的抚摸从她的腰开始，然后是臀部和大腿，再然后是她的乳房和乳头……
这是余小惠在小说中第二次脱去衣服和裤子，但暴露出的不再是青春美丽的身体，甚至也不是充满色情魅力的身体，余小惠的身体已经伤痕累累，不用说，心灵上的伤痕更加深重。对身体的拯救转变成对精神、心灵和信仰的拯救。但这些拯救杂乱无章，因为本身没有明确的信念。这部名为“别看我的脸”的小说，那要人们看他的什么呢？他的脸终究被毁容了，这是身体伤害的一个表征，身体被毁了，心灵还会完好如初吗？不用说，这是身心交瘁的结局。“别看我的脸”只是一个借口，应该看的是不断地脱去衣服和裤子。这部小说堪称是当代对身体最彻底书写的作品，这个“我”因为身体而被囚禁，但他的命运逃脱不了在身体中穿行，他后来在歌厅当经理之类的职务，这是对身体全面领略的职务，而且是最堕落的身体。他领略了那么多的身体，这是一本打开的当代身体现象学（而不是修辞学），这是对身体的现象学式的展示，面对事物本身，直接的身体呈现。不要带着原罪，不要带着文明和政治积淀至今的眼光来看这些身体。
对身体的阅读就读出了这个时代的本质吗？开始是身体的极度压抑、压迫和剥夺；后来是身体的极度的放纵、展现和堕落，这两个逻辑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呢？身体解放并没有预示着身体和心灵的自由，身体已经被摧毁了，已经被历史性地摧毁了，在一开始就被毁了。“我”的身体和余小惠的身体，曾经沉浸在艺术的美的光辉之中，但紧接着就都被摧毁了，随后的解放只能是堕落。熊正良似乎是要表达当代中国的身体出了问题，这个逻辑并不是从压抑到解放就解决了，而是身体自身并不能解放自己。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依然是没有信念的问题，身体与欲望的放纵，这是压抑的翻版，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但是对身体的思考答案是如此简单，何以要写出如此繁华茂盛的身体故事？
（二）进入历史的身体
现在，身体是威力无比的叙事原材料，只要运用这个材料，就能获得超额的美学价值。更全面地运用身体展开“文革”叙事的作品当推东西的《后悔录》。这部名之为“后悔录”的小说，是一部关于身体的后悔录，也是最直接的身体批判檄文。小说关于身体的悔恨声讨不再是抽象的欲望表达，而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直接面对身体的两大重要器官，其一是口腔，其二是生殖器官。这是身体的唯物论，实实在在的面对身体的器官，小说始终运用对器官的检讨来推动叙述。这个大胆亵渎之举显示出东西驾驭叙事的能力。这个身体的批判最初是从口腔开始，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儿童“口腔期”一样。身体最幼稚的冲动就是口腔，小说直接的后悔的就是曾广贤多次的“口误”，也就是“多嘴”造成的恶果。这个多嘴，先是害惨了父亲，让父亲几乎送命。随后则是导致亲密朋友赵敬东自杀。而这两次口误多嘴，都是因为这二人的生殖器官犯下错误。
小说一开始的多嘴“口误”是泄密父亲与赵山河的肉体关系。父亲曾长风苦于妻子不与他同房，就与造反派赵万年的妹妹赵山河发生肉体关系。赵万年施行报复，把曾长风打得半死。曾广贤不能管住自己的嘴巴，经不住造反派赵万年的诱逼说出曾长风与赵山河的私情，结果导致父亲的灾难。这样的“泄密”显然不是父亲身体真正遭难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时代的压抑，在于阶级斗争形成的对人性压迫，人对人的敌视，对人的身体及欲望的漠视。曾长风的身体无法抹去历史记忆，这是一种本能的记忆，甚至不带有阶级的记忆方式，只是人的本能，人的基本的存在。但他显然落人了“非人”的状态中。在这个非人的时代把这种男女双方自愿的肉体关系定义为非法，历史强行剥夺了人们的身体欲望，使欲望变得非法。性的压抑是对人性压抑最彻底的形式，人的存在的基本的权利被彻底践踏。
从“口误”的后悔转向关于自己身体的后悔。关于曾广贤的身体的“后悔”，小说写到有三次。第一次是少年时代，小池在去插队的前夜脱下裙子让曾广贤看她赤裸的双腿，曾广贤却骂池凤仙是“流氓”并且逃之夭夭，后来也有机会与池风仙发生关系，但都功亏一篑（第21页）。第二次是对张闹，有那么多的机会却始终没有发生肉体关系。后来从监狱出来，张闹几乎要献身于他，他却临阵脱逃，最终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接触。第三次是等他出狱的张小燕，所有这些他都失之交臂。
在压抑的年代，那些美妙的身体是全部幸福的归宿。倒霉的曾广贤只有在错位的想象中来接近身体，身体在这种想象中显示出全部的蓬勃旺盛，再也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像东西玩弄的诡计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地把身体呈现出来。
那个于百家为了从农村跑回城市，想了无数的办法试图在劳动中把自己弄病或受伤，但都落了空，最后却是参加一场婚礼成了拐子。他从农村偷跑回城市，对曾广贤大肆渲染他和小池（也就是池凤仙）的身体关系。他把小池描绘成一块“豆腐”，“她的身体多软，多嫩，好像没骨头，一口咬下去出好多的水”。说得让曾广贤大口大口地喘气，可怜的曾广贤当年还叫小池“流氓”并且逃之夭夭，现在只有想象的份。更要命的是，在于百家鼓动下，他的想象转向了张闹。小说写道看着他滑动的喉结，听着他‘豆腐、棉花、嫩葱、泥塘、杀猪、鬼哭狼嚎’的形容和比喻，我恨得差不多杀了自己。当初只要我把手放到小池的胸口，只要轻轻地抱她一下，那后来发生在于百家身上的事，全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而且提前两年。多好的机会，多美的豆腐，我竟然然没下手，真是笨到家了。这么悔恨了儿天，我对张闹的想象日渐丰富，其实也就是移花接木，把‘豆腐’当成她柔软的肢体，把4棉花’放到她的胸口，把‘嫩葱’贴上她的脸皮，把4泥塘’装在她的下身，然后再把自己当成屠夫，把她当成待宰的猪，这么一来，她不‘鬼哭狼嚎’才怪呢。”（第43页）
这确实有点下流，很不道德，但在被剥夺了生活一切的乐趣的状态中，还有什么更高尚的心理和对生活的期望呢？但这些想象本来都有可能实现，都可能转化成生活的快乐甚至幸福，但是没有，一切都往最坏的方面发展。
这个倒霉的曾广贤，他的身体总是那么不走运，到底出了什么差错？他的人生道路被身体欲望的延搁弄得错乱不堪。最为懊悔的是对张闹的身体，他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张闹搞到手，但结果却成为一个被诬告的强奸犯。不只是身体，而是心理和性格，一种对欲望的认识和表达，已经完全病态了。在强大的革命政治压抑下，身体的机能发生了严重的错位，性格和心理也相应发生变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