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意”是一切文学艺术表达的基本特征，不管意义如何抽象甚至虚无，也不管其所指如何混乱和暧昧不清，它终究都是在表达一种意义。本书使用的“表意”这个概念也很难用英语直接表达，representation（表现，表征）或signification（含义，意味），可能很接近它的意思。一般表意更倾向于是一个动词，它类似narrating，或在动词意义上使用的discourse。但本书使用的“表意”这一术语，试图贯穿一种历史总体性的观点，这个“意”，主要是指总体性的历史意愿，它类似于意识形态的总体表象。它当然散落于各个独立的文本之中，但却是可以感觉到的一个时期的精神意愿。就文学艺术的单个表意行为而言，它可能非常独特、偶然且含义不明确。但从一个时代的整体去看，却有某种总体性的表意倾向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虽然表意这个术语主要是在历史总体性的结构中来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试图建立某种历史总体性的框架。恰恰相反，本书力图去揭示那些客观性的历史总体性，是如何隐含着人为的种种努力，而总体性总是包含着种种局部的矛盾，它们并不趋向于统一，而毋宁说天然地趋向于变异和分裂。但总是有一种超现实现实的力量要建立历史的总体性，使之向着合目的性的方向行进，这正是我们理解历史总体性并揭示其复杂的精神地形图的必要性所在。表意的焦虑卢卡契在谈到历史总体性时指出：“存在于真正结构形式中的直接的现实既不是经历它的结构和发现这个结构，而发现它们的途径，也就是在它的总体性中，认识历史过程的途径。”卢卡契关于历史总体性的观点来自对黑格尔的批判性阐释。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实质在于历史的自我意识，也就是绝对精神在历史中的体现。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的自我意识并不是自明的真理，正是由于它把它本身的真理呈现给自己，所以自我意识对其本身来说也是个谜。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显然是超经验的，也是超历史的，历史的自我意识存在于历史过程当中，但它的具体作用又不是它自己的行为。按照这种观点，所有的具体经历对于历史总体性来说就不再是同一种经历，它只是意识的内容和实体。为了打破黑格尔的历史自我意识的抽象理念和唯心主义观点，卢卡契引入历史中介的概念。历史的现实性只能在历史的过程和具体的中介环节中得到理解。卢卡契写道：“因为历史的现实性只能在一种复杂的中介过程中才能实现、理解和描述。然而不要忘记，直接性和中介本身就是辩证过程的（诸方面）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存在于理解它的认识中的每个阶段（将能理解它的心理状态）。”很显然，在卢卡契看来，超越经验现实只能意味着经验世界的客体将被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个方面来理解，也就是作为总的社会状况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历史变化的进程中。
卢卡契的中介概念显然是一个调和的理论范畴，它强调了可理解的主观性，同时把历史过程作为一个具体的现实性的客体特征。因此，卢卡契把中介范畴当做一个克服纯粹直接性的杠杆。卢卡契解释说，它并不是从外部强加在客体上的一些主观的东西，它并不是一种价值判断或者作为与“是”相反的“应该”。它只表明了它们的真正的客观的结构。卢卡契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总体性从唯心主义的抽象领域拉回到现实直接世界，他强调了历史总体性形成的现实过程和具体环节。他看到历史中任何一个单独的方面都不是那种由零碎的各方面构成的机械的总体性的一个碎片。因而认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重要的在于这种过程是一个包含着一种从它自身之内吸取一种丰富的总体性理解的可能性。卢卡契的历史总体性概念是一种现代性的抱负，它勾画了历史发展的可理解性的精神地形图。在他的中介范畴内，所有的历史矛盾都可能被重新清理，结构与秩序、理性与目的，最终都可以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图式加以建构。卢卡契的思想既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参照，也是一个重新思考的起点，不是单纯从这里出发，而是从这里开始，重新去把握历史总体性构成的那种复杂性和矛盾性。总体性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简单整合的概念，实际上，总体性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历史标识。即使像德里达那样的解构主义者，也不否定历史标识的存在，因为离开历史标识，我们将无法把握历史的运动。德里达的解构哲学确实拒绝历史，拒绝总体性，但这并不等于解构哲学不面对历史和总体性。这种“面对”就在于发现那些历史标识的痕迹。1991年3月号的法国《文学杂志》发表了德里达接受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coise wald）的采访对话，在这篇长篇对话录中，德里达强调把解构主义看成一种历史性的运动。他指出，康德赋予他的时代以批判的特征，而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可能称之为一个解构的时代。德里达强调了解构式阅读进入历史的途径。他说道：人们肯定永远不该对这样的路标放弃历史性的确认，但我想知道是否有东西可以在此呈现一种惟一的“历史性标记”的形式，甚至这个总是是否可以这样的形式被提出来，而是确切地隐含一个也许应该被悬置起来的编年史工作的公理系统，因为它与解构的哲学因素关系太密切了。
我们在谈论的事情（如果你愿意用“解构”）不是在被公认地称为“历史”的东西内部发生的，这是个具有方向性的历史，伴有时期、年代或革命、变化、不断涌现的现象、破裂、断层、认识、范例、行政区划。每一个“解构的”阅读都呼唤着存在于这些多样性的“标记”中的别样的“标记”，但我不知道它们将围绕哪一个伟大的轴进行运转。
德里达的历史不过是差异性构成的运动痕迹，在解构主义初起的70年代，德里达对历史性这种说法不屑一顾，正如他在90年代也对马克思主义津津乐道一样，他也不得不借助“历史”这种概念去提示解构主义存在的背景。当然，解构、差异、痕迹这种说法并不一定就与历史及其总体性不能掺合，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早在70年代就试图用解构主义意图改造总体性思想。作为一个在思想上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可能是最大限度吸收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并促使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思想家。在与后结构主义（包括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厌其烦的批判性对话中，杰姆逊终于也变成了一个后现代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众所周知，杰姆逊的理论深受卢卡契的总体性思想的影响，杰姆逊的创造发挥就在于他广泛吸收了解构主义的思想。在他与德里达论战的年月中，杰姆逊的理论建构也向着解构主义开放。在德里达看来，“文本之外无他物”，这种表述不只是暗示历史的本源性缺失，同时也表明所有的历史都只能存在于文本化的语言表达之中。在杰姆逊的理论视野中，“真实”（thereal）是存在的，但只能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文本才能靠近它。德里达的终极所指注定了只能在语言的阐释中迷失，而在杰姆逊那里，“所指的终极基幢是基础结构或社会存在，它既是逃脱不掉的又是不可接近的，“为能指的无限回归和逃逸奠定了基幢。杰姆逊写道：“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它作为一个缺场的原因，我们除非通过文本的形式，否则便不能接近它，而我们对它的研究，对真实本身的研究，必然要通过以前的文本化，通过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
很显然，杰姆逊的历史实在性已经沾染了足够多的差异（或延异）的思想，它们实际上在理解的视野中不断移位和延搁。因此，杰姆逊的总体性概念也是一种阐释历史的开放性话语体系。
它并未假装终结前进中的知识，或提供一个封闭的整体。对此列斐弗尔曾经指出：它指向“一个开放的整体，永远处于被超越的过程之中，恰恰因为它们将要表达具体的人所面对问题的结论”。一位出色的杰姆逊研究者，加拿大的谢少波认为，杰姆逊的总体性起到了意义结构或叙述的原始本原的作用。它导致了各种要控制历史的乌托邦欲望的产生，然而同时又无情地挫败或破解一切总体化的规划。谢少波看到了杰姆逊关于总体性的f.杰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6页。译文略有改动。
思想乃是卢卡契、阿尔都塞和萨特的混合体。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写道：“事实上，在某种自相矛盾或辩证的意义上，卢卡契的总体概念在这里可以说与阿尔都塞的作为‘缺席的原因’的历史或真实要领是相切合的。总体是不能用于再现的，就如同不能接近某种绝对真理的形式（绝对精神的瞬间）一样。”杰姆逊的总体性与其说是对历史的概括，不如说是与历史对话的一个框架，历史只是在这个框架中若隐若现，它构成了活生生的总体性规划运动，但又是不能被直接把握的在场不在的根源。
不难看出，不管人们试图建立确实、实在的历史一总体性，还是要打破它，都陷入了理论的窘境。在我看来，历史确实有一种鲜明的标记，但它又不是实在之物；它表征为各种直接的规划和运动，却又在那些根本不在的裂痕和空隙中显灵。“历史”给我们的思想和理论构成了沉重的相互缠绕的负担；同时又使我们在逃逸它时无法真正离开它。本书确实想在一种历史的总体性规划的运动中去理解那些欲望生产的乌托邦冲动，并且在这样的总体性框架中打破它自我叙述的神话，或者说历史自我意识的权威性。我知道这是一种很困难的清理，对于很多显而易见的事实或道理我要采取跳跃、逃离、遮蔽和折叠的方式。当然，回到具体的历史过程（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过程的话），这些理论上难以理清的命题，似乎都豁然开朗。在意识形态高度整合的时代，历史总体性标识会显得非常鲜明突出，时代精神汇聚成某种统一性的力量，向着明确的目标推进。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意气昂扬、精神振奋的时代。而在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处于相对松驰的历史阶段，总体性标识不是那么明确。也许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思想涣散、意志消沉的《政治无意识》，第44页。译文略有改动。
时代。但人们也可能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完全不同的时代特征。前者也可能被认为是一个高度紧张压制的时代；而后者也有可能是一个轻松自如、生动活泼的时代。在相对的意义上，任何时代都可以归结出它的历史总体性；不管是高度整合还是多元分化的时代，总有某种历史的共同性决定一个时代的总体特征。历史总体性显然有显性和隐性的两种基本形态，前者是社会强势集团掌控意识形态权力而在精神领域进行整合的结果；后者则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潜在地从不同的方位无意识地形成的一种精神趋向。当然，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历史总体性是现代性社会的特征。现代性创造出一个组织严密的民族一国家制度，竭尽全力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尤其包括思想资源，它必然要创造社会共同的目标，使社会的力量构成一个趋势，因而社会的历史的总体性就显得特别突出。很显然，在现代性社会，承受强大的外部世界压力的民族一国家，会强化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例如，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总体性过于强固的时期，它使所有的表意形式都变得简单扼要，卢卡契说的那种中介性的客观现实性存在被取消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理解历史的时候，那些主观的中介环节不能运用），某种历史能动性的贫乏也就不可避免会发生。
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不断处在革命和变革的历史转换过程，每次的转换都有必要在政治上、制度上和思想上进行重新的整合，这使得社会总是不断地处在一种总体性的剧烈变异之中。
总体性不是以渐进的形式或潜移默化的方式变化，而经常采取断裂突变的方式重新整合。中国社会在政治和文化上都试图对异质性的“他者”包容，试图艰难地吸收“差异性”的他者文化以丰富自身。尽管文化内在性的生长力不够充足，但它不断地以外在冲突和革命的方式突变，来完成新的转换。在这里当然不可能去讨论中国现代性的断裂形式这一理论问题，本书也只是在文学的表意形式方面，对“文革”后的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的变动过程进行简要的理论分析。本书试图把“文革”后至90年代末期的中国文学看成隐含一系列阶段性变异的历史过程，而这些过程既有其共同的历史总体性，又都有其内在的阶段性总体性，文学表达总是承受着这些总体性的压力而在思想上和艺术形式上作出种种反应。这种历史总体性有一个从模糊到明确，再到含糊的变化过程；也可以说具有强大整合功能的总体性，逐渐向着表象与本质分离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总体性变异。
因而，本书对总体性的把握，与其说是在勾画总体性，不如说是在清理那些总体性被建构的方式和潜在的分裂，或者说，本书倾向于解读解构总体性。
“文革”后的中国社会，在思想上需要确立新的历史起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一一这就是“新时期”的历史总体性。从政治体制、经济方针到思想运动都有明确的目的和规划。但是一个时代的总体性思想表达总是要依赖知识分子，但十七年的政治运动和“文革”十年动乱，已经把知识分子从“社会主义阵营”驱逐出去，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定义为资产阶级分子。这使“文革”后的思想表达的主体知识分子面临如何论证自身作为表达主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文革”后的中国是“新时期”拨乱反正的开路先锋，中国作家当然是自觉地与党站在一起，反省“文革”，批判极“左”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