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寻根派”作为一次意识形态推论所急需的集体命名，把知青的个人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个人记忆被置放到历史的中心，讲述个人的记忆被改写成讲述民族的历史。“寻根群体”因此成为站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交界线上的思想着的历史主体。重要的不在于讲述历史，重要的在于历史地讲述。曾经迷惘地审视自我的历史伤痕的知青，现在被推到时代思潮的前列，参与当代思想的对话，站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交叉的边界，“寻根派”当然有理由把自己设想为“民族历史”的主体，设想为与世界对话的第三世界文化的代言人。在完成历史的“修复重建”之后，文学叙事获得了新的历史起源，文学叙事主体也具有了主体性的历史地位。关于历史、现实以及个人情感，总之，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方面，新时期文学建立了一整套的表意体系，它有效地成为“审美的”意识形态实践。但如何使文学回到自身，回到文学本体，依然悬而未决，也就是说，不是在意识形态实践的意义上来确立文学的存在价值和理由，而是在美学的意义上来建立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体系。这也是一直试图摆脱政治直接支配的文学，在经历过主体论的讨论之后要面对的文学本体论问题。实际上，80年代初期，文学的意识形态实践一直也是借助了美学创新的成果，例如“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二者本来源自文学本体的创新，前者受到俄罗斯浪漫派或西方浪漫派和现代派的影响，而后者则是西方现代派的直接产物。但二者都在狂热的意识形态推论实践中，作为时代精神的生动表达而被理解和接受。当代文学的创新既承受“历史化”的压力，也被“历史化”改写。在意识形态活跃时期，当然不可能有纯粹的文学创新，甚至文学创新本身都成为意识形态推论实践的一部分。80年代中期，对创新的要求显得更加迫切，创新的焦虑既是典型的80年代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观念，也是文学本体的表意策略变革的必然要求。事实上，80年代中期，艺术上的创新步伐并不大，但对创新的渴望，以及创新遇到阻力却极为强大。“寻根文学”被称为“85新潮”，实则是打了折扣的创新，它不过是因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映衬，才显示出它与世界潮流相去未远，而事实上，它不过是知青文学的某种思想深化而已。当代文学的艺术创新被注定了要在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才能突飞猛进。这一点并不奇怪，实现现代化乃是中国社会的总体目标，文学理所当然要成为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向导，那么，现代主义理所当然是它创新的根本方向，只不过作家个人的经验和知识局限，使它看起来可望不可及而已。
80年代初期，文学创新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正是在实现现代化的纲领之下获得合法性的，尽管这种合法性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质疑和压制，但由于它实际与社会的根本目标一致，文学共同体的潜意识里，它合乎历史进步的方向。正因如此，理论界对现代主义的引介和论述都是在“现代化”的纲领下进行，把现代主义与现代化相混淆，一半是无知，一半是因为实现现代化的时代总体情势使然。早在1978年3月，徐迟发表《文艺与“现代化”》一文，引起多方注意；1979年3月，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组织关于“外国现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1982年，徐迟发表《现代派与“现代化”》（《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震惊文坛；同年，文坛围绕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展开争论，不少知名作家参与讨论。80年代初期，袁可嘉选编《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发行量在5万套以上，陈琨的《现代派论稿》多次再版，总印数不少于5万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上海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外国文学报道》引介最新的西方文学，销量可观，影响卓著，为当代思想发展推波助澜。相对于理论界的热烈状况，作家却成了一个旁观者，显然，热衷于谈论现代派的作家毕竟少数，而付诸实践的则更是寥寥无几。
王蒙显然是最早开始追寻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的作家，他的数篇意识流小说可以看成是中国当代现代主义的滥觞。王蒙出于什么目的运用意识流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意识，似乎难以捉摸。也许王蒙在写作伤痕时，就与当时主流倾向的重塑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形象有所不同，王蒙更感兴趣的在于劫后余生的人们的复杂心理，他也许还试图去揭示更深刻的历史根源。这些以王蒙当时的思考不是不可能达到的深度，但王蒙显然不会直接去碰撞历史难题。意识流一类的叙述可以把那种复杂性的思考改装成艺术形式和表现技艺。只要看一看那几篇被推为意识流代表作的作品（如《蝴蝶》、《春之声》、《夜的眼》、《杂色》等），就可以一目了然。事实上，就这一时期的写作而言，王蒙的形式主义并不浓重，他的“意识流”不过是比较偏重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感觉，相比较伍尔芙和乔依斯的意识流来说，王蒙的小说《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开辟“关于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通信”专栏，刊登了冯骥才、李陀、刘心武等人的通信。随后，《文艺报》、《读书》、《人民日报》展开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
还是偏向于现实主义一类。但当时现实主义的简单明晰的主导文风，使王蒙的小说叙述风格显得锋芒毕露。
王蒙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受到西方现代派意识流小说的影响尚难以断言，但聪明过人的王蒙那时肯定注意到西方现代派的翻译作品，只不过出于他要表达的思想的隐蔽性而在形式方面浅尝辄止。主张直接从艺术形式、技艺方面大量吸取西方现代派的是剧作家高行剑高行健当时也写小说，但总是受到质疑，据他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写的小说被认为“不像小说”、“不是小说”或“不会写小说”，出于这种压抑，高行健于1981年在《随笔》上连载多篇短文介绍西方现代派，随后花城出版社结集出版。这本题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引起极大的反响，先是王蒙在《小说界》发表一封公开信支持高行健，随后刘心武在《读书》上又加以推荐，紧接着《上海文学》发表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人关于这本小册子的通信，引发了一系列的批评与反批评。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组织系列文章对这本书及现代派进行系统批判，其结果则是使“现代派”在中国的影响更大。
报刊、杂志评介西方现代派也多了起来，早期现代主义，如伍尔芙、乔依斯、卡夫卡、布莱希特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后期现代主义乃至于后现代主义者，如荒诞派戏剧，巴斯、品钦、巴塞尔姆、卡尔维诺等人的作品和言论都有。虽然不成系统，但对文学界产生的冲击则是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