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哲学在中国的影响亦不可低估，80年代上半期就有过“尼采热”、“弗洛伊德热”、“萨特热”，并且《哲学译丛》和《国外社会科学动态》等刊物陆续介绍“结构主义”、“阐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哲学流派，这些对文学界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理论界进而在“人道主义”基础上，讨论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哲学思想，《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引起理论界极大的热情，“左派”、“右派”都忙着引经据典重新加以诠释。结果引发了“异化问题”的讨论，而这一问题则与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密切相关，异化理论一时成为理解西方现代派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哲学界与文学殊途同归，都开始张扬“主体性”。在哲学界，李泽厚对德国古典哲学展开阐释，从康德的思想中发掘出主体性问题。李泽厚在80年代的中国独领风骚，他的著作对青年学人的影响极大，不管看得懂看不懂，他的著作都以极大销量摆上青年人的书桌。刘再复则把“主体性”问题引入文学理论，由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占支配地位的文学理论面临严重冲击。从哲学的意义而言，“主体性”问题未必是现代主义的核心范畴，但在80年代的中国，“主体性”则是现代主义思想的入口处。
创作界的实践也逐渐在推进，除王蒙进行意识流实验外，李陀也相继发表了《七奶奶》、《自由落体》等短篇小说，虽然比较生硬，但实验倾向却更明确，高行健的几部戏剧如《绝对信号》、《车站》等，已经摆开阵势要向现代派迈进。其他一些作品虽然未标明是现代派，但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画已经侧重于向怪谲方面发展。关于“现代人”的设想呈现两极分化：其一是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现代人，另一种是性格与情感都具有某些怪诞的违反社会常规的现代人。而后者似乎更具有文学的“现代人”的特征。对这种人物的表现，当然也就有了“现代派”的部分特征。
张洁的《方舟》（1983）写了一群独身女人，她们追逐事业和个性而拙于爱情，这使她们纷纷陷入性苦闷的境地。张洁当年的感伤与温情，现在已经为尖锐怪戾的性意识所替代，人格分裂，对生活过激的反应，一些怪诞的生活行径被张洁刻画得有棱有角。
事实上，更早些时候，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收获》，1981年第6期）最早涉及到城市中男女的个性冲突问题，小说探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乃至与家庭的冲突。那个“孟加拉虎”被设想成富有个性的现代人，他以困兽的姿态与社会搏斗，并且不屑于在爱情与事业之间寻找平衡。这篇小说可能是“新时期”以来的最早具有女权意识的作品，张辛欣的叙事一向犀利而硬气，敏感而富有张力。
但现代派的高潮直到1985年才到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被认为标志着中国真正的“现代派”横空出世。《你别无选择》描写一群大学生对个性的狂热表现。这些大学才子大都自以为是，对平凡的事物不屑一顾，他们以惊人的执着迷恋和声或新的“音乐世界”，对生活有片面却深刻的理解。他们甚至要打破和谐，打破平衡，打破一切已有的常规；他们在寻找新的音乐力度的同时，也在选择骚动不安的自我，制造一种无调性的错乱的生活状态。这篇小说抓住了当时青年急于认同自我的社会心理，表现出反社会和反传统的激烈情绪。小说的叙事落拓不羁，挥洒自如，语言富有节奏和韵律感。特别是对那种无聊感和荒诞感的处理，显示了某种反讽的或黑色幽默的意味。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令人耳目一新，对于急切渴望“现代派”的文坛来说，刘索拉理所当然被指认为真正的“现代派”。《无主题变奏》讲述一个自以为没有出息的青年，他嘲弄一切世俗规范，拒绝成名成家，对学院教育嗤之以鼻。他与老q一见钟情，而老q显然是一个学院式的激进女性，她有着惊人而高亢的进取精神。她与“我”迅速上床（这在当时被看做惊人之举），设法使“我”成名，在各种社交场所周旋，这是一个浪漫主义时期的交际花和现代的女权主义者混合而成的女精英分子。
这篇小说试图表现生活的荒诞感，无聊和空虚组合成的“多余人”或“局外人”的态度。那个嘲弄自我也嘲弄一切的主角，其实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他那自我欣赏的姿态距离现代主义的偏执与绝望似乎还有一步之遥。时过境迁，人们用“伪现代派”来指称这二位闯将有失公允，仔细推敲也不难发现，刘索拉笔下那些自命不凡的大学才子看上去更像浪漫派的天之骄子，而徐星的那个骄傲不羁的文学青年也不过概括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自以为是的做派。随着这种人到处都是，刘索拉和徐星的革命意义也消失殆尽。中国的“现代化”依然步履艰难，文学的现代主义也浅尝辄止，不了了之。然而，不管如何，“新时期”重新确立的现实主义审美霸权在“意识流”小说那里，就已初露裂痕，在这里则是出现难以修复的破损，一个过早夭折的“现代主义”不过是加速这个神话的解体而已。
总而言之，1985年的“寻根派”与“现代派”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告一段落，随后出现的莫言、马原、残雪等人，标志着一种过渡，他们预示着“先锋派”代表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完全不同的文学潮流一一本书称之“后新时期”。本书作出这样的划分，并不是贪图理解的方便，本书将在随后的章节对此作出充分说明。
“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具有如此大的社会轰动效应，这是任这一时期的理论批评和文学史研究都加大了反思和另辟蹊径的努力。1984年，《文学评论》第3期发表刘再复的论文《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1985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隆重推出了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合写的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该刊1985年第6期发表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这几篇论文都轰动一时。
何一个时代都不可比拟的，而它在文学上可总结的经验又是如此之少，也同样令人惊奇。“文革”后，中国作家自以为摆脱了政治的束缚，批完了“四人帮”再反省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们认为就获得了文学的自主性。这样一种文学思想实践，不过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侧面而已。它依然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它确实为当代思想感情的变化作出了努力，并取得成效，但它毕竟依附于变革的现实实践，就是像“寻根”和“现代派”都没有超出“现代化”的总体设计一样。
在考察“文革”后的文学时，我们发现它与中国现代“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联系是如此之少，这也是令人奇怪的，也许这并不足为奇，不管是“右派”群体还是知青群体，或者“朦胧诗”群，他们与那个传统本来就是隔绝的，他们面对的直接历史就是“文革”，也正因如此它才具有如此之大的社会轰动效应。然而，这样一个断然的出发点，在不同的群体那里表现出的后果却不尽相同。“朦胧诗”和“伤痕文学”就是从这个出发点引申出的两条直线，看上去二者都是在反“文革”的历史叙事纲领下展开实践，但实际上它们有着很不相同的目标：“伤痕文学”重述“文革”的历史，倾诉了苦难的同时表白了忠诚和信念；而“朦胧诗”表达了怀疑和责任，且它的责任显然超出了历史许可的范围。它们的结果完全不同：前者如愿以偿，在文学制度体系里春风得意；而“朦胧诗”群体却落荒而走。看上去“朦胧诗”这条线短暂而后继乏力，“朦胧诗”差不多在80年代初期就渡过了它的最辉煌时代；而“伤痕文学”一直在“改革文学”乃至于在“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那里持续伸展。但是反“文革”的历史叙事，终究以“大写的人”和“主体性”完成它的辉煌终结，而“朦胧诗”则在其后的“打倒北岛”的呼声中无疾而终。随后的先锋派、新生代（“朦胧诗”后）乃至于90年代的“晚生代”都与之有着精神上的密切联系。这并不是因为随后的这些流派或群体中的分子当年大都追随过“朦胧诗”的偶像写诗作文，更重要的是那样一种精神性的承继。说穿了，随后的不安分的写手在文化上都带有某些“另类”的品性，他们在精神上实际处于“地下状况”，“白洋淀”实际是他们命定的精神故乡。这一切当然都隐藏在潜意识中，它们只有在历史断裂的时候才浮出地表。“地下写作”这一概念在90年代延伸到海外和中国城镇的边边角角，而新近崛起的自谋出路的自由撰稿人也不少见，自食其力靠稿费谋生与“地下写作”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其差别是前者印成铅字公开出售，而后者没有。在一些更具有原则性的问题上，它们似乎如出一辙。例如，它们的叙事无法被既定的主导文化纳入主流历史一一这里是指那样一种由伤痕文学反省“文革”开创的重述“忠诚与信念”的历史，以及“大写的人”和强烈的现代性意识。随后的文学不再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功能，也不再能从政治实践那里获取生存法则和力量，文学开始走着自己的路，虽然歪歪斜斜，但这毕竟是一个包含无限可能性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