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女性自我认同的故事融入对一个时代的文化眷恋，构成这部小说的特殊意味。这个倔强的女性一方面试图逃脱既定的男性语境，另一方面，她试图进入这个时期的文化场，在文化语境中来书写女性的自我意识。这部个人经历的自传体小说，生动地体现出作者对一段男性话语历史的嘲笑与质疑，正像男人的性欲的虚假性一样，那些话语表达的虚假性，在这部作品中始终是被质疑的出发点。令人惊异的是，林白能在历史与性别的不断错位式的对话语境中，去重述历史现场。对文化黄金时代的回望，显示出一种特殊的精神体验。这部看上去简洁平实的自传体小说，在叙述方面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林白的叙述始终把叙述人与被叙述人，以及人物所处的环境剥离开来，这使她的叙述贯穿着一种自由穿越的力量。她的叙述人与人物的自我意识，构成一种奇特的二元反讽关系。她的主人公（自我认同）的形象永远处于生活的弱势状态，她顾影自怜，但从不自以为是，她总是恰当地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以及自身的弱势地位，因而她的人物天然拒绝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若即若离，既是一种自怜，自我保护，也是对权势的抗议和嘲讽。从这一意义来说，林白的叙事就不是简单直接的女性身份认同，而是不断地拆解，拆解女性最内在的自我一一与其说它是走向肯定，毋宁说是走向更多的疑虑。女性的本质身份是什么？女性有（性别的、社会的、文化的）身份吗？林白始终充满了疑虑，因而也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海男都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女性作家，如此专注于语言战略，如此不顾一切进入诗意化的形而上迷宫，一直在制作一种奇怪的女性主义文本。海男在写作了《女人传》之后，于2000年出版了更富叛逆性的《男人传》。这部小说首先是一部反小说。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没有明确的故事时空，只有叙述，纯粹的叙述和纯粹的思想。如果按照断行来排列，那就无疑是一部长诗。这不能不使人惊异于海男对诗性和叙述的把握所达到的极限状态。试图阅读小说的人，在这里肯定会失望，甚至愤怒。这几乎就是一部拒绝阅读的作品。如果对汉语言有特殊的爱好，如果把汉语言当做一种魔法的语言，当做一种毒品，那可以在这里充分过瘾。海男的文本永远保持一种动机，一种姿势，一个方向。海男的写作使人想起当年孙甘露的小说，那也是一种纯粹的语词系谱学。孙甘露寥寥几篇小说给当代汉语言文学留下了一个长久的问号，现在已经没有人关注这种发问，包括孙甘露自己。但海男还在提问。
一个女性作家如此激烈地书写男人，拆解男人，这确实令人惊奇。关于男人，谁能说出什么真理？这是一个最平常的话题，以至于没有人有兴趣和胆量去谈论它。但是海男有胆量，而且有资格。作为一个女人，而且是作为一个未婚女人，她敢于谈论男人，敢于写作男人传，这本身就是一大奇观。海男也许最有资格谈论这个主题，数年前，她就以一本《我与五个男人的故事》令文坛大吃一惊。但据我所知，这本书只是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其实没有什么胆大妄为的内容，并且文本本身还是相当实验性的那种风格。但谁有勇气用这样的书名呢？只有海男。就此一点而言，她有资格谈论男人，为“男人”作传。虽然说在她个人的写作经验范围内，这是《女人传》的一个必要延续，但要作出这样的延续依然需要胆识和才智。男人是什么东西？《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说过，女人都是水做的，男人是泥涅的。可见男人都是俗物，不过是利益和欲望的动物。在大多数女作家的笔下，特别是具有一些女权主义意向的女作家笔下，男人大都是猥琐卑鄙的小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海男过去的作品中不断出现过的男人，总是以父亲的形象来意指生活的缺失。这些“父亲”总是死亡，突然死亡或早年故去。海男的女主人公总是处在执拗的恋父状态。我对海男的身世一无所知，她对恋父情结的顽强表达一直令我惊异不已。这些“不在”的父亲对她的内心构成一种阴影，一种持续的精神焦虑。我无权对此进行弗洛伊德式的读解，但能感觉到海男对男人与众不同的理解，她也许是少数能够理解男人的人。这种理解是全面的、自相矛盾的，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尖锐的触及。很多女人，与男人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也许她与不同的男人都有各种接触，但少有女人愿意去了解男人。女人更愿意把男人当做一种工具，当做室内或户外的劳动力，当做银行或旅馆。男人的内心，男人的命运，有多少女人会去理解。有多少女人包括女作家，会把男人当做一本书，一页一页翻下去仔细阅读？女作家们都爱玛格丽特·杜拉写作的情人，可是，杜拉更关注的依然是她作为女人的内心生活。男人不过是女人内心生活的一种素材。如此全面地来讲述男人，并且是在纯粹形而上的意义上来讲述男人，海男可能是极端少数的愿意并且能够理解男人的女作家之一。
这里的男人已经从历史化的结构中剥离出来，对（一个）男人的一生（从10岁到80岁）进行抽象化的书写。只有男人，一个精神性存在的纯粹男人，以及一些围绕着他的无穷无尽的女性符号。正如海男在小说叙述的意义上是反小说的书写一样，她写作的男人是反历史的，看不出这个男人的现实化的故事，他被放置到纯粹的情感情境中去阐释。这个男人传，又是男人和女人的精神外传。其实质是解构男人的历史，把男人的历史折叠放进女人的圈套中。也许这部男人传可以简要地读解为一个关于恋父情结的故事中隐含的一个恋母情结的故事。正如海男过去的女人一直生活在父亲缺席的阴影之中一样，这个男人一直生活在女性的阴影之中。海男关于男人对女人的那种渴求与恐惧的理解是非常精细的，一个永远无法长大成人的拉康式的男人。在这个意义上，海男既是在书写一个普遍性的男人，也是在讲述一个个性化的男人的故事。男人在渴求伟大时，都显得那么勉强。男人只有在成功时，才能有自我的存在，他的成功如何能得到最后的确认呢？海男写道：“他的成功就是他的自由，所以，让一个成功的男人回到一个女人身边，让她为自己而哭泣一一这是多数男人弥补自己奋斗史的艰难过程的一种期待。你抬起头来，你想看到她被你所折磨的模样，她被爱情折磨得越厉害，你越痛快。而她必须尽一切努力去哭泣，她在你成功的翅膀之下去哭泣。”男人在成功的时候都需要女人来证明。但是男人并没有翅膀，女人才会飞翔，而且随时准备飞翔。男人只有双脚，他只能站在大地上。这是男人的悲剧。就像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阿喀琉斯，这个最强壮和勇猛的大地母亲之子，一旦被人抓住脚踵倒置在河流中，他的生命就完结了。这就是男人被注定的命运。确实，这部小说的根本主题在于探讨生命的幽暗与生命之光，生命在哪里开始和停止，在哪里达到高潮？这部作品对男人的书写既离奇又独特，既单纯又异常复杂。海男在这部作品中流露出一种奇怪的母性情感，她几乎是以一种怜爱在观看这个男人冒险的生活史。男人不顾一切“在路上”奔波，直到男人成熟的年月，那种怜爱则更加富有温情。路边的旅馆，黄昏的忧郁，无法抗拒的饥饿，河流，烟雾，互相重叠的岁月，温柔的梦乡……这些都使男人的角逐岁月变得困难重重。海男的叙述像是一次抚慰，一次激励和一次呼唤。
《男人传》充满了诗意的迷惘，它既不锐利，也不软弱，这是一次对男人的解构还是理解？抚摸还是扼杀？女人的气氛始终弥漫于其中，使人看不清男人的本质一一这就是海男写作《男人传》的目的？
六、深度的困扰：重新本质化
并不是说90年代年轻一代的作家就一味地反对本质主义，我反复强调的是，他们的反本质主义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变动的现实所作的直接反应。现实的文化秩序或思想意识的变动，使原有的意识形态一体化实践出现多元化分离，对现实本质、对事物的看法都无法作出准确而肯定的表述，他们的写作因而具有反本质主义的意向。但在90年代后期，也有一部分作家对现实生活有着明确的判断，揭露现实矛盾，试图诊断当代生活，确认生活的本质要义，确认文学的价值取向。这种倾向集中体现在部分揭示“苦难”的作品上。随着中国当代市场化趋势加剧，沿海发达地区或边远地区，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资本原始积累以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代价。这种现象激起一部分青年作家的关注，他们的作品显示出一种冷峻的批判性。广西的鬼子在这方面是一个突出的代表。鬼子的写作有着持续的主题，这就是关于困境中的人们如何徒劳地挣扎，并且走向彻底绝望的境地。鬼子令人惊异之处，在于他的写作不惜扼杀人们生存的任何希望，他的表现和暴露都不留有余地，冷静得近乎冷酷，直面人类生活那些最无望的时刻，鬼子自信他抓住了生活的某种坚硬的本质。
1996年，鬼子发表《被雨淋湿的河》，引起强烈反响。小说讲述一个农村青年独自跑到广州打工的遭遇。贫困的晓雷幻想到广州可以赚钱，却忍受不了工头的压迫剥削，而把工头杀死，结果成为公安机关通缉的罪犯。晓雷逃回家乡，再次目睹了家乡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成为一时的英雄，但却被当局镇压，被人杀死，父亲目睹了晓雷的死，背着晓雷的尸体回到村里。这篇小说居然发表于中国官方最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奇怪的是，它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品被允许发表。这篇小说显然极为大胆地暴露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的阴暗面，现在很少有人能像鬼子这样毫不掩饰地去表现乡土中国在转型期所面临的悲剧。这篇小说涉及逃离土地的青年一代农民如何在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找到新的生存起点这一严峻问题。新的剥削与压迫，不公平与不公正，反抗与暴力冲突，等等，围绕资本积累愈演愈烈。鬼子写过不少底层青年农民，但晓雷的形象可能是最有力度的一个。这在于鬼子并不仅仅把晓雷当做一个叙事角色来处理（像其他小说所处理的那样，仅仅当做以仇恨为基础来推动故事向极端发展的有机符号），而是注入了实际的现实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是严峻的，逃离土地的青年一代农民，像逃犯一样在祖国沿海地区流窜，很少有人作为成功者衣锦还乡，更多的则是像晓雷一样作为一个被掠夺者和被损害者，同时也是一个非法之徒重回故里，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