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被雨淋湿的河》所表现的那种现实性，可以在当今中国的任何街头小报上读到。鬼子是从当代媒体直接挪用事实，还是依据个人的直接经验获取事实，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鬼子抓住了这种东西，他叙述了一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农民离乡一返乡的传奇。而在这部传奇的内在结构中，隐含着对于当代底层平民极为不公正的双重力量：一方面来自经济，另一方面来自权势。晓雷开始因为经济而逃离土地，随后因为法的力量他又不得不返乡。但他却卷入关于权势的斗争，这个逃犯最后成为反腐败的英雄。这种传奇显然带有很强的黑道故事色彩。主人公步入黑道，但总是具有正面品质，他们的行为不过被先验地规定为不合法的，但他们每一个具体行为都是正义的，都具有英雄特征，晓雷就是这样被表现出来的。但鬼子总算是抓住经济与权势这两个支点，而这两个支点又确实具有“现实性”，这使得晓雷的形象不是单纯在黑道传奇小说的意义上被书写，而是在现实的历史语境中被讲述。
《被雨淋湿的河》应该被看做在小说叙述方面相当成功的作品。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情节与场景，小说的结构与情节的过渡展开，叙述语言与描写，以及结构的呼应，等等，都可见鬼子的功夫。例如，结尾处陈村背着儿子的尸体再遭一伙强盗抢劫，最后出现了关于主题的那条被雨淋湿的干涸的河床。这些都可见鬼子在叙述上所下的功夫。但鬼子的小说有时过分关注传奇性，灾难总是如期而至，这会使鬼子的小说叙述方式落入某种套路的危险。另一方面，鬼子面对现实苦难的写作，显得过于沉重，虽然有分量，但其力量是否能长久持续，尚值得思考。鬼子在尝试用反讽和黑色幽默来缓解那种沉重感，也许这是前进的一种方式。
当然，小说的力量并不只是暴露的力量，我说过，鬼子的小说并不是简单的批判现实主义，揭示底层生活的艰辛，不可摆脱的宿命论，这些都不过是鬼子小说叙事的一个必要的语境。去发掘生活的那些荒诞性，人的自我意识是如何与那些不可抗拒的宿命力量同谋，这是鬼子小说最令人惊异之处。鬼子的小说叙事看上去极为客观冷静，而事实上，他的叙述的直接力量来自对人物的自我意识的不断揭示，去发掘人物的自我意识与环境的互动过程，它们使叙述时间的推进显得紧张有力。因此，这些偶然的甚至有些怪戾的意识活动，深入到人物的内在的自我意识中，一步步展开，它们编织成一条无形的生命之索，导引着并且也将最终勒索着这个人走向他的命定归宿。这些偶然的意识活动来自主体自身，这使鬼子的叙述始终是从人物的能动性出发，客观性的因素不过充当了一个个必要的跳板，鬼子的人物愈是具有主体性，愈是能动地表现自我意识，他们离生活的谬误就越近。
去发掘主体能动性的荒谬性，这使鬼子的叙事充满了反讽的快感或黑色幽默的效果。他并不是一味去表现苦难兮兮的生活现象，而是去发现人的主体能动性是如何把人推向更加荒谬的生存境地。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在这里被彻底颠倒：人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自由本质，每一次能动的选择都是对自由本质的摧毁。鬼子的人物差不多都是热情洋溢、自以为是地走向穷途末路的，这就是生存不可摆脱的命定劫数。在这种境遇中，鬼子展开了他对叙述语言的有效发挥，观看这些底层人是如何自觉走向绝境，因为他们的命运已经被给定了，怎么有可能变更呢？鬼子的叙述语言给予了一种反讽的效果，而去体验一种穷途末路的快乐，更加彻底地表现了一种对破碎生活的无望之情。
总之，对底层人的持续不断的关注，把艰辛的生活推到极端，关注年轻一代农民逃离土地和由此遭遇到的困苦，以仇恨为轴心展开叙事，把人物对命运反抗的荒诞性与内在的自我意识相连接，以及强调叙述语言的表意策略，等等，使得鬼子的小说既具有传奇性的特点，又具有当下小说所少有的那种思想冲击力。也许我的这种说法有失公允，这样看来，写作快乐的生活与表现苦难就没有质的分别？当然还是有区别。写作苦难至少引起人们关注底层民众的艰难，提醒人们注意到社会责任感。只不过我试图打破对苦难的迷信，因为，在现时代，苦难的根源已经变得非常暧昧隐晦，人们表现苦难的外表，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同情悲悯，很难有更实际的意义。但由于文学长久形成的传统，苦难的生活一直是文学表现的核心和根基，只有苦难似乎才具有历史感和社会本质，才具有力量。但现时代确实令文学陷入尴尬的处境，重要的不是去发现苦难，而是解决苦难。发现苦难而不去解决它，那就有欣赏苦难的嫌疑。可是为了求得解决苦难，对苦难的表现就不是文学的专长，而是新闻媒体的强项。报纸，特别是电视这种现代传媒，可能在表现苦难和解决苦难方面，比文学更具优势。传统文学以真实性效果制造的“感人”的美学品质，现在也不得不被削弱。文学以什么打动人呢？或者说，“打动人”这种说法可能都显得很奢侈，也许吸引人更适当些。
单纯的人性与命运难以起到支撑作用，人性和命运与其说是表现的中心，不如说是表现轴心。围绕这根轴心，小说叙述的功能才能充分展开，小说的表现性因素才能获得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就是说，像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这些作品的成功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否写了苦难，写了人性的悲剧，而在于它对苦难和人性悲剧的处理方式。它把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生活推到极端，加以全面的扭曲和撕碎，把那些有棱角的、锐利的生活断片加以重新组装，使生活显示出它的不可抗拒的颠覆性。这类小说在叙述方面创造的经验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那种张力和活力如何贯穿于人性命运的诸多方面，使之具有复杂和多重的美学品质，这就使文学在叙述中获得了再生的力量。不管是鬼子还是同代其他作家，如何揭示当代社会的本质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的表现依赖相当丰富的文学性因素，他们能抓住苦难的本质吗？苦难的本质能够被直接或清晰地揭示吗？当代现实被多种力量所造就，历史似乎没有一条绝对之路，我们拒绝它或是紧随其后，都是相当困难的选择。“摸着石头过河”，并不只是指行为的方式，并不只是一种形式，它也是一种观念、思想和态度；它同时还是一种本质，一种没有本质的本质。就这一问题更深广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含义，本书将在第八章《无根的苦难》中进一步讨论。
本章试图通过晚生代群体的写作来描述当代文学叙事出现的反本质主义倾向，但这并不等于认为，反本质主义成为一代青年作家所追求和信奉的写作原则。事实上，反本质主义并不是一种明确的思想意识或艺术创作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年一代作家对现实适应的结果，同时也是历史转型的后果。反本质主义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青年一代作家对信念、理想与终极关怀方面的怀疑态度和迷惘情绪，但在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他们逃离长期形成的中心化体系和独断论的尝试。
当历史的总体性趋于分裂之后，现实的本质也难以确立，文学叙事不得不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个体化的小叙事，由此导致被表现的客体不再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文学面对“现在”写作，这就使文学叙事热衷于捕捉生活过程和断片，制作生活的奇观。年轻一代的作家是在表现生活而不是评价生活，表象式的拼贴，也就是“现在式”的叙述方式，不是本质式的书写，而是无深度的反本质主义的书写。在这样的时期，崇高的或悲剧一类的美学风格，转化为戏仿、反讽或黑色幽默。这种转变既是被迫的，也是自觉的。被迫的在于，它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实践方式转变的间接结果；自觉的在于，文学写作更多地依赖个人的直接经验、个人的内心冲动。任何具有历史敏感性的人都不难发现，文学传播不再仅仅是国家制度体系的有机生产，而是更普遍地走向市场化的自由动作。文学的社会功能从总体走向来看，不再有能力创造社会共同的想象关系，或是充当意识形态整合的有效形式，更经常的是作为调节社会精神和心理的抚慰手段。在弥合社会的精神裂痕方面，在完成社会无意识的宣泄方面，以及在满足人们的日常想象需要（提供高情感平衡和快乐原则）方面，它才可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当代文学创作并不意味着由此进入个人化领域而一劳永逸，实际上，人们并不能迅速适应文学降低自身对文明的把握潜力和对现实的影响力。在思想意识和艺术表现力方面，它也面临诸多的困扰。事实上，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存在一个巨大的认识论断裂带。80年代中后期，传统反映论不能把握多元分化的历史现实，作家艺术家对历史、世界和现实的认识关系，作品与现实世界的直接反映关系，都不得不发生变化。艺术形式从意识形态推论实践的历史空档浮出地表，年轻一代作家依靠艺术形式对历史和现实存在世界重新编码。确实，形式革命有效地充当了认识论（反映论）破损的桥梁。年轻一代作家艺术家无法对世界提出一整套的认识，而仅仅依凭语言表现和方法论就能改变传统艺术方法所建构的世界图景。这是一种以逃避的姿态完成的解构策略，人们无意中只是摆弄着一些形式方法的魔圈，就使文化的制度化体系在艺术方法论这一层面上象征性地改变。这个“解构的”（逃避的）时代也是一个过渡的年代。从1987年到1997年，整整10年过去了，人们在没有深度的平面上戴着脚镣舞蹈，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学最具有挑战性的革命景观一一这也是一个过渡时期。人们努力逃避那个不断移位和自行解构的中心，努力寻求个人的感觉和体验，中心化价值体系解体的那些碎片作为个人精神超度的飞地。现在，面对90年代中国的现实，仅仅以逃避的姿态是不足以表现这个变革时代的神奇景观的。对于理论批评来说，同样要找到理解这个时代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清理，另一方面则是必要的建构。但这并不是要回到本质主义的更改基础上去，也不是简单重建文学的深度模式和一元论的历史观，更主要的是在现时代的历史语境中创建文学认识现时代世界的思想体系。而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关注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它与当今跨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它的政治（专制）制度决定的那些社会现实和人们的心理状况，权势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轴心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年轻一代中国作家有必要思考的命题。
不管怎么说，在90年代最后几年，中国文学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一方面，年轻一代作者置身于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在历经着传统向现代剧烈转型的历史机遇，青年一代的作者可以目击神奇的历史现场。越来越多的新生的文学力量步入文坛，构筑着新的文学空间，他们对现在的普遍关注，无疑有效地促使当代中国文学变得更加生机勃勃。但是，另一方面，文学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被更多的社会力量分解和利用，文学随时都在离开自己的世界，文学正在危险地被变成商业主义审美霸权的工具。是随波逐流，成为当下利益的俘虏者，还是把握住文学的历史机遇，开拓现时代文学表现的领域，把中国叙事文学推进到一个更有挑战性的高度，这就有赖于“晚生代”们后来居上，具有对文学说话的良知，具有引领历史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