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刻后，国防部出动了正规军以制止流血事态的扩大，可士兵们一到现场，他们的使命感，便像遍地的群众尸体上的累累枪眼一样破碎了，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十分清楚正是拉科西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造成父老乡亲们的生活日益凋敝，而纳吉任总理时允许农民私人耕种的政策，曾使亲人们的脸上有了短暂的红润……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往日也不满于保安部队对人民的暴戾，眼下他们的枪口几乎同时掉转了，与群众一起向保安部队发起了进攻！
布达佩斯，倒在了冲天的火光和殷殷的血泊之中……
多瑙河畔如诗如画的匈牙利，频临于内战的边缘……
从10月23日到11月4日，十三天里，被冠之以“斯大林”型的苏军巨型坦克，两次隆隆地碾过匈牙利的土地。
十三天里，先是匈牙利的一届政府宣布解散共产党，取消一党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并呼吁联合国的援助以捍卫它的中立；而后，是另一届政府致电联合国，坚决反对把匈牙利问题提交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去讨论。
十三天里，有上万公民死于动乱，最后一个付出生命的是纳吉，不过他是在一年之后，因为这主政十三天的责任，他被处以死刑。当他走上绞刑架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这十三天震撼了全世界，联合国成立了匈牙利问题特别委员会，各国共产党纷纷发表声明，对此表明自己的态度--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乔治乌称匈牙利事件“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而是反革命。”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眼里，这一事件是“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进步的愿望和国家与政治领导机构的活动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导致武装斗争的爆发。”
荷兰共产党认为，“这次事件是一场暴动，一场企图以武力来摧毁和玷污匈牙利人民民主新政策的事件。”
美国共产党则说，这是“一次争取民主化、争取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和争取在他们同苏联的关系中取得完全的国家主权和平等地位的人民起义”……
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密切关注着苏联和东欧事态的发展。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更应该是一个异常复杂、心绪难宁的时期。
在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他的反右倾保守的经济观点受挫外，他在全党全国至高无上的地位也遭到了挑战。
在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里，有4处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这样提到的：大家知道，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刘少奇热情洋溢的政治报告里，则有104处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他着力赞颂的正是毛“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天才与能力，而未提及毛对集体领导的尊重。
这一显著的变化，也许出自于刘竭力将毛泽东与斯大林区别开来的一番好心；也许也出自于刘暗示毛本人得与斯大林划清界限的一番苦心……
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必须接受毛泽思想的指导，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里却删去了这句话。在讨论时，一些代表对此有些议论，刘少奇不动声色地作了解释：
“毛主席对全党的领导是在七大上确立的，现在即使我们不谈它（意指毛泽东思想），每个人也都清楚。此外，一个人如果总是重复某些事想要人们经常听到它，这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效果。”（此条引文可见多种“文革”资料中，这里引用的是《打倒刘少奇--反革命刘少奇的一生》，由北京第四人民医院井冈山战斗队于1967年5月编印。）
毛泽东在看到非斯大林化的船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东欧的海面上，划开层层翻腾巨浪的同时，无疑也隐约看到了在中国的海面上，也有几只企图追逐那船舷而去的海鸥……
两年后，他在成都会议上这样说道，对于苏共二十大，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处想必在于这证实了他对斯大林管理模式早就有过的怀疑，这将促使他探索出新的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忧处呢，赫鲁晓夫主旨为“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无异于送来了一面镜子，有人想把它挂在中国的墙壁上，以不时正他的衣冠。
大概有过两年的迟疑，此后也是在成都会议上，他站出来决心摘去这面镜子。他这样说道：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正确的，像对马克思、恩格思、列宁及斯大林正确一面的崇拜。我们要尊重这种崇拜，永远尊重这种崇拜……还有一种错误的个人崇拜，也就是不加分析，盲目地遵从，这就不对了……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搞个人崇拜，而在于崇拜的个人是否代表真理，如果你代表的是真理，就应该尊崇你。要是不代表真理，集体领导也没什么好的……
对待东欧局势，毛泽东的心情大概也是亦喜亦忧。
鉴于二十、三十年代中国革命受共产国际干涉的痛苦经历，以及建国后他与斯大林打交道的经验，他十分讨厌希拉里·明克、拉科西这类领导人物，他们犹如当年的王明一样，不过被苏联的牛奶、面包养肥了肚皮，便以为这肚皮里盛的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而视挺立于自己土地上坚持斗争的党为孩子，自己该来充作孩子的教父。
他理解波兰、匈牙利两党要走出克里姆林宫影子的渴望，他乐意看见一个党，哪怕是一个石子般小的党，表现出自己的意志来，使感觉一向良好的莫斯科在享用精神盛宴时，被硌得一阵阵牙痛……
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似乎故意怠慢“老大哥”，他安排苏联、波兰两党代表团一起与自己会见。在与波兰代表团的谈话中，他以明确的口吻表明了他对哥穆尔卡的同情。以致于米高扬的脸上涨红得似掉进滚油里的龙虾，当天即率代表团飞离北京，而不是与其他五十多个代表团一起，等到大会结束。
这年11月29日，伦敦电台《世界广播内容综述》节目里报道：哥穆尔卡承认他上台后，波兰得以避免苏联出兵干涉，不重蹈匈牙利的命运，这一切多亏了中国。他强调，这一事件证明中国党已经是波兰党的一个“经受过考验的好朋友”……
对于匈牙利事件，毛泽东采取了与此相反的态度。他鄙视似头野牛，把多瑙河边一个原本光彩照人的瓷器店给搅得天昏地暗的拉科西；对戴着夹鼻眼镜、有着教授头衔的纳吉，他也持有某种怀疑。那十三天里，他徐徐地抽着烟，还想等等再看，可10月23日一过，他把烟头重重地按灭在烟缸里：
他理解人民拿起斧子，削去社会主义的大树上被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还有腐败蛀空了的树皮，但他决不容忍用斧子砍倒这棵大树；
他支持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实际发展自己的要求，可这决不意味能借此跑去社会主义阵营的航船上，纷纷拆走自己的甲板，从而让资本主义阵营在一边享用牛排、小红肠与马提尼酒的同时，一边美滋滋地观赏这航船逐渐解体，并最终沉没于人类历史的海平线下……
于是，“据一位前匈牙利外交官说，中国驻布达佩斯大使对情况十分了解，似乎已预见到局势的发展并向北京发出警告。他不赞成米高扬与纳吉谈判撤出苏军的问题，可能正是根据他的建议，中国方面迫使苏联镇压叛乱。”（詹罗德·拉德万伊《匈牙利革命与百花齐放运动》）
匈牙利事件后不久，邓小平也这样告诉一个西方作家：“至于中国人民，他们十分不满的是，当帝国主义用飞机把反革命分子运回匈牙利的时候，苏联却迟迟不进行干预。”（克罗夫特《红地毯通向中国》）
而毛泽东本人，很快便视莫斯科在匈牙利的新监护人卡达尔，为一位凯旋回来的英雄，一年内他在北京两次盛宴款待卡达尔。
尽管布达佩斯街头的硝烟，很快被金秋的鲜花所淹没，残存在马路石缝之间已经发黑的血迹，不久也被涌过阿尔卑斯山脉的第一场冬雪给洇化，但这一震撼了世界的事件，给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重大的课题：
流血的双方都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战斗；胜利者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审判，失败者在临刑前呼喊社会主义万岁。社会主义，你到底是什么？（赵启强《走向绞刑架的纳吉》）
要真正认识并回答这个事关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课题，历史已经证明人类耗费了此后三十年时间。但在当时，毛泽东似乎有意于涉猎这个课题，不过他大抵是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这个方面去涉猎的：
从匈牙利事件的刀光剑影里，他看到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在党与群众之间、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存在着种种的矛盾。这些矛盾一般地表现为非对抗性，倘若处理不好，便会被国内尚未肃清的反革命分子和境外的敌对势力所挑拨、利用，前者如摇唇鼓舌的斐多菲俱乐部，后者如在整个匈牙利事件期间，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以及其他西方电台，不分昼夜连篇累牍的煽动性广播，而上升为剧烈的对抗性，并可能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被颠覆。
因此，党必须在一手永不放下阶级斗争之剑的同时，另一手建立起能有效处理这些矛盾的矫正机制。
也许，正是由此开始，毛泽东在这一矫正机制的设计草图上，填上了全党开展整风的内容。
相形之下，我们感到了刘少奇的“浅薄”。在党的八大通过的、据说毛有某些不满但来不及修改的政治决议里，刘少奇给我们呈现的是另一幅图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犹如不久我们就会看到，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刘少奇并未因此而放下阶级斗争之剑；鼓噪农业合作化的热情尚未散尽的菊香书屋主人毛泽东，也并非将经济的发展搁去了临天花板的书架之上。
但这里确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导演风格：前者首先关心的是舞台上那块颜色脱落、扑满灰尘的布景，他以为只要换上一块气韵新鲜、气势博大的布景，中国的舞台上便会光彩夺目起来；而后者主要关注的是台上的演员，随情节的推陈他们将表现出怎样的冲突，以及自己手中的导演本子里该怎样驾御这些冲突……
此外，匈牙利事件的腥风血雨，那些压迫心脏、刺激瞳孔的镜头：
用钢绳、切割枪、重型卡车去捣毁斯大林铜像；
爬上政府大楼摘掉红五星，并挖去国徽，在国旗上留下一个斗大的窟窿；布达佩斯市委书记和他的同事，打着白旗，战战兢兢走出市委大楼，走在最前面的书记当即被一梭冲锋枪子弹撂倒，其他人随即也被击毙；
大街上一堆堆焚烧的党旗、国旗，滚滚的黑烟漫过电线杆上吊着的一具具尸体，他们大抵上是党的干部，或保安人员。有的还像当年罗马市民处置墨索尼里一样，给倒悬起来……
这在极大地激起毛泽东无产阶级义愤的同时，也一定给了他一个在日后挥之不去的梦魇。
也许是当时混乱且又止于表层的传播媒介所致，也许是这一事件所提出的一系列口号纲领，比起非斯大林化的苏共二十大来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也许是他口袋里的民粹主义此时亢奋无比，好似脱兔般跃到他的胸前，使他的想象也亢奋起来……
总之，他看到的是：
一个温文尔雅、从来只使用思想不使用枪杆子的阶层，却在十三天之内，比明火执仗的军队，更能有效地颠覆一个兄弟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更能迅捷地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沦于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的悲惨境地。
这个阶层就是知识分子。
其中，他又牢牢地记住了一个名字--“斐多菲俱乐部”。
其实，纳吉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他更是一位有着40年党龄、与匈牙利共产党的历史一样长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如果说他有“罪”，这“罪”便在于他批判了非马克思原意的专制性质的社会主义，而且这一批判，天真地超越了提携他的赫鲁晓夫，更超越了还处于大梦不觉的历史。
在最后一次审判时，他说：
我曾两次努力在我国维护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时，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则是苏联的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牺牲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们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
历史证明了纳吉的预言，三十几年后，匈牙利人民以比当年安葬拉伊克更大的规模，举行了他的国葬。但历史也嘲讽了他，匈牙利人民摘去了“社会主义”的招牌，欧亚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摘下了这一招牌，在世界的大街上剩下的几块招牌要坚持下去，无疑得付出极大的勇气。
细想想，这到底是纳吉本人的悲剧，抑或是未能从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阵痛里感应出什么的共产党人的悲剧？
其实，被毛泽东视为这一场腥风血雨的策划者与组织者的斐多菲俱乐部，它的20个人的领导机构中，有13人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青年联盟的中央书记、宣传部长和布达佩斯青年联盟书记，此外便是科学家、作家、记者和大学生。
从1953年成立以来，该组织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对拉科西的政治、经济路线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讨论和批判：这是一个耗费了巨额国币来维持的巨大机器，其目的原来是保护人民，使资本主义不能复辟，实际上却用新闻检查、思想管制、监禁、酷刑与谋杀，保护了少数寡头的权力……这无疑是1956年匈牙利的天空上聚会的第一阵乌云。
然而，知识分子拿不出钢绳和切割枪去推倒斯大林铜像，也少有勇气爬上高度足以俯瞰整个城市的楼顶去摘掉红星，匈牙利事件的主力确是工人阶级。枪林弹雨中，与苏军对抗的民间武装力量里，两支最大的队伍均由工人组成。即使在纳吉内阁被苏军的坦克所推翻、新内阁还没有从莫斯科到达布达佩斯之时，也是由各民族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中央工人委员会，在维持匈牙利大地和天空的呼吸，并从中传达出人民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