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由田汉主持的《戏剧报》多次派记者登门动员他写文章对戏剧工作提意见。全国文联的两位领导人也亲笔写信派专人送达，请他去出席文联召开的鸣放座谈会。率真的吴祖光感到自己再不说些什么便有些狗肉不上秤了，临出门前，夫人新凤霞劝他不要去，新风霞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穷苦艺人，她有一个朴素的人生经验：再了不起的人也爱听奉承话，哪有听了丑话不翻脸的人呢？吴祖光以为她的这个经验在新中国早已是明日黄花，他说：“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还是我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头一个发表的，他老人家有什么信不过我的呢！”
他大概是一副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劲头出门了。座谈会上，他只是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情绪稍有激动时，也偶尔露了一点“峥嵘”--那种办事粗暴又不懂文艺的人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当然是指个别领导人。
他的发言在《戏剧报》上发表时，田汉提笔写了这样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由此，吴祖光当上了戏剧界头号右派。
于是，我们还能明白所谓的“六教授会议”，大约颇近似于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的性质--
最早提出开这个会议的是章伯钧。他的秘书给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办公室副主任、市委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金若强打来一个电话，内称章伯钧想通过民盟北京市委的渠道，了解一下首都几所最具影响的高校近期大鸣大放的情况，能否请对方邀请些教授，在近日内开一个汇报会。
金若强不以为然。
一来民盟北京市委深受其主任委员吴晗的影响，无论是眼下的章伯钧、罗隆基，乃至日后担任了民盟中央主席的胡愈之，都不被吴晗看在眼里。虽然在月白风清之夜，他与胡适的那段情缘，也偶尔萦绕于怀，但解放后他的一帆风顺，一马平川，使得在他的心目中：这些人虽然资格比他老，年纪比他大，影响也不会在他之下；但恍若试管婴儿与普通婴儿的差别，自己政治上的纯洁性几近天然，而自己受党的重用也是不带引号的。
何况，民盟受统战部领导，部长李维汉在党内的地位也在彭真之下，而为他敬仰、也欣赏他的彭真，和他就在同一层楼里办公。他有什么必要舍近求远、拣起芝麻丢了西瓜呢？
吴晗每有机会，必强调我们民盟北京市委只听中共北京市委的。即使在他本人当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之后，他似乎也嫌这把交椅会赃了自己的裤子，他来民盟中央极少，民盟中央有什么决议与指示，他依然置若罔闻。
反右斗争以后，经李维汉同意，各民主党派决定在天安门广场联袂举行一次自我改造大会，为求声势浩大，以展现一场暴风雨洗刷过后的“崭新风貌”，没有多少人的民盟中央机关只能像其他党派一样，主要得靠北京市委的队伍。其他党派蔚然壮观地出来了，可民盟的旗帜下还是三瓜两枣。赶忙去民盟市委查问，回答是吴晗将此举向彭真汇报了，彭真未作答复……
吴晗这一被称作“腰斩民盟”的做法，造成民盟内外议论纷纷，矛盾重重，可无论是李维汉，还是民盟中央，都成了铁扇公主，不能不由着操起了金箍棒的吴晗，在自己肚子里揪肠扯胆……
二来，金若强感到时间上安排也有困难。得派人下去联系通知，对方还得有所准备，怎么能说开就开？但还是勉强去联系了两所学校，人民大学表示愿开，而北大态度消极，他立即以此为由反馈给了民盟中央：此会难开。
很快，金若强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闵刚侯，时任民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以后又当过司法部副部长，民盟中央秘书长。六十年代初期因身体不好离休养病，“文革”初期病逝。这时，他与胡愈之、李文宜、周新民等人一样，是民盟中央里身分未曾公开的中共党员。他在电话中说：
“老金，章伯钧提议的那事，你不用管了，我们已作了安排。会议定在明天开，地点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你也得来。有一点现在讲清楚，这会不要当面作记录，可你得用脑子记，会后我们一起再搞份文字记录……”
第二天上午，金若强去开了会。会后，他凭着记忆搞了一份会议记录，交给了闵刚侯，由他们进一步补充去，他当时以为会上不作记录，为的是打消人们的顾虑，而会后追记，则是民盟中央需要这份材料存档。
他决没有这样的想象力，即自己刚做完的不是一份文字材料，而是在参与制作一枚将置章伯钧和六教授于死地的炸弹。他们不是决定由钱伟长去统战部走一趟，并请史良转达总理能否拨冗跟他们见一次面吗？无论是去统战部，还是想找总理谈一谈，他们要反映的都是自己对目前首都高校鸣放形势的几分忧虑，以及作为共产党的挚友，民盟得站出来为党讲话为党排忧的真诚愿望，这里会有什么不可与天下人言的奸诈和诡计呢？
直到这枚炸弹在7月1日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中爆炸开来：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会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
金若强才意识到，不但在想象力上，自己是个侏儒，闵刚侯则是位巨人；而且在导演兼剪辑水平上，闵刚侯也有相当的才情。
7月3日，为了与1日的社论相呼应，《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闵刚侯写的一篇长文《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该文说，章伯钧和这些到会的教授们在紧急会议上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一致认为，成功地反对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并称：
他们认为，共产党这条大船一定会被掀翻。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到处散布各种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以此煽动人民群众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其目的企图是在这条大船上钻几个孔，使大船倾覆得更快。
从5月中旬，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反击社论出来之前，党的各级组织大抵都在忙着“引蛇出洞”，好似一幕大戏即将首演的后台，化妆师、服装师、美工师们怀着半是紧张、半是兴奋的心情，在各自的行当里精益求精，纵横捭阖，以便开场铃声一响，即往台上隆重推出各个品种齐全、打扮齐全的“右派分子”；
可我们也不能排除在这期间，有一部分党的干部，或是出于良知，或是出于有利于日后工作的考虑，或是出于个人的友情，还也许在这之间兼而有之，他们也确实保护了一些人--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眼下正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的黄炎培，神态急急，步履匆匆，已经走到了后台，硬被李维汉给打发了回去：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5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回忆与研究》）
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郑少文，虽名列部长史良之后，却是部里主事的人物，必要时，有资格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天，又通知他去列席会议，会上恍若放了一部惊险样式的电影，他看到一列高速运行、且车厢里正播放着圆舞曲的火车就要出轨，一幢被霓虹灯装点得好似水晶宫般璀灿的酒店即将爆炸，但他不能向沉浸于美妙旋律的乘客和痴醉于壮丽灯光的旅客打声招呼。会议结束时一再强调，与会者必须以党性担保，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半点消息。
在“党性”的炉子里，他宛如一只剥光了毛、无所作为的北京鸭，可良知不甘心就这么被烤成一汪油来，它驱动着鸭爪最终还是在半空中划拉了几下，在部党组会上，他说：
“我老生常谈一句，我们党组成员都是党员，虽然现在上面号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但我们谁也别忘了自己是党员。”
就这么一句话，司局长们在整风运动中都成了水泼不入、刀插不进的铁狮子。
中国是个官本位社会，一旦灾难来临，要从这灾难里解脱出去也得按照你的级别：在列车里不坐在软席车厢里的人、在大厦里不住在高层上的人，郑少文无法打招呼了，只能婆娑泪光里，看其纷纷出笼，翩翩划水，最后一一撞上枪口，跌落网里……
周扬虽是中宣部副部长，在文艺界一言九鼎，在党内只是个中央候补委员，他是在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三天后，即5月18日，才获悉毛泽东肚子里新的打算，他一天也未耽搁，当晚就给邵荃麟打了招呼。此时，恰好黄秋耘也在场：
“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侯，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顿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色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
‘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
‘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
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周扬来的电话，哎，转了！’
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
‘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
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部一问，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大错铸成，无法挽回。要是我早两三天就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还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报》抽出了几篇措辞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唉！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
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说一个‘转’字，哪怕我是个‘小诸葛’，在5月18日晚上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黄秋耘《风雨年华》）
需要情报，还得是“准确”、“及时”的情报，这到底是在哪里呢--
是在阳光朗照、江山明媚的社会主义中国？
还是在战况瞬息万变、惊魂裹有一层淋淋冷汗的火线指挥部？
抑或是在庄家于变幻莫测的价位中，好似大鱼玩弄虾米般玩弄中小散户的股票市场？
如果，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能凭着诚实的劳动、自由的思想，去获得自己安定的生活；而只能靠着是否能在几分钟之间打探得某种消息，才能得以苟全政治生命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必然被阴谋如乌云般深深笼罩着。
如果硬要说这一阴谋是“阳谋”的话，这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
阴谋，尚需提心吊胆、嗫嗫嚅嚅、左顾右盼；
而“阳谋”，因为有权力的强有力支撑，则能大张旗鼓、振振有词、一意孤行。
而且，阴谋只会造就一个罪恶的小集团，或是一支林立果式的别动队来；但在这大面积的“阳谋”之中，我们将会看到：投机心理，明哲保身心理，更有落井下石、顺风扬沙等人类最为卑鄙的品质，便会毒液般大面积地侵袭人们的血液中，从而造成这个国家大面积的道德滑坡……
21突然冒出来的六条标准
现在，我们得探寻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四次整风历史上，唯有这一次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运动，在破尽重重阻力、刚刚开展了五个星期之后，毛泽东何以陡然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为本书的写作，我发现--犹如提起中国革命，人们就会提起杜鹃喋血的井冈山，霜天寥廓、秋风呜咽的万里长征，和高原上雄浑无边的黄土好似惊涛一般拍打的延安；只要一提起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1957年，便是几代知识分子们一个魂牵魄绕、挥之不去的话题。
是1957年像个斯芬克思之谜，坐落在他们无法绕过的精神历程上；
还是在历史收下了几十度的春华秋实之后，还很难说人们已经走出了1957年的梦魇？
我能肯定并为之感受良深的只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以为1957年和1966年一样，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精心炮制的几件史无前例的作品之一。换言之，即反右斗争并不是在这一年的5、6月间狂飙突起的，而是早在这之前便写上了他案头的台历。
从毛泽东的人生观、哲学观来看，在雄险新奇的斗争中求得平衡、创造、发展，并充分满足自己的使命感、愉悦感，是他毕生都在努力追求的社会境界与人生境界。
1913年，年仅20岁的他，在《讲堂录》里这样勉励自己：“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四年后他读《论理学原理》，又在批语中对刘邦与项羽不共戴天、汉武帝与匈奴逐鹿大漠、魏蜀吴三国草木皆兵……赞叹不迭：每当其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写进历史，则“令人喜读”。相反，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承平之世，如长缨般的雪亮斗志，被漫世的绮糜之风日渐剥蚀，写进历史，则让人“殊厌弃之”……
在毛泽东与蒋介石在中国的大地上作完了最终的较量后，他的心理屏幕上那起伏不定的曲线，并未得到一江秋水般的安宁与舒展；他的思想雷达里如果失去了异常光斑，他的大脑似乎便会像孙猴子被唐僧念上了紧箍咒一样巨痛不已。
他面前必须站有敌人！
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里，他必须发动一次又一次战役！
运动在中国的频繁，便几近欲火烧身的猫儿在春夜里叫春那般天然。
运动总与整肃联系在一起，也就如放纵总与梅毒联系在一起一样天经地义。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毛泽东一直讲工农是这个政权的基本群众。
这个政权的敌人呢？蒋介石在叫嚣“反攻大陆”，可他的话还不及台湾海峡的风涛，真能在东南沿海撞出一片轰响的浪花。美帝国主义固然不可一世，但是志愿军将它赶去了三八线外，这证明毛泽东的“美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的论断有着牛顿三定律的科学。
地主、富农还在，但在土地、生产资料被剥夺以后，他们大抵只剩下一顶肮脏的帽子，给压在子孙们的档案袋里。资本家还在，可好似一下油锅便炸得鲜红的龙虾一样，他们几乎在一个夜晚，便将几代人含辛茹苦积累起来的产业，纷纷交出去“公私合营”……
他们成不了毛泽东的心头大患。
从他建国后一次次发动的批判和斗争里，可以看出，他可以叫山河变色，他对于知识分子是否变了同样的颜色，却始终心中无底。他可以没收一个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他对于知识分子植根在脑袋里的私有“生产资料”--知识，却始终未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打击良策。
如果说，在1956年之前，知识分子是工农政权的心腹之患这一想法还只是电花石火；那么波匈事件之后，他的这一论断已经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