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制领域的革命完成之后，思想领域内革命的主要对象便是知识分子。
波匈事件大大强化了毛泽东心目中的两个必要性：一个是党牢牢掌握枪杆子的必要性，另一个是改造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匈牙利那震惊世界的十三天的教训正在于：成分复杂的军队，与思想复杂的知识分子联起手来，置工农政权于血泊之地。
在中国，这支大抵是农民出身、并跟着他二十多年里南征北战的军队，没有丝毫让毛泽东不放心的理由。他像熟悉农民一样熟悉这支军队。他像钟情于农民一样钟情于这支军队。即使有彭德怀、林彪这样功高盖世的元帅跳出来向他挑战，或是美国的原子弹打到了中国，把地球击穿了，乃至将地球炸毁了，他如果不得不重上井冈山，他后面还会跟着这支铁骨铮铮的军队……
在中国要出问题，便出在知识分子身上！
多半毛泽东觉得再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去进行批判、斗争，在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面前已经显得杯水车薪了，工农政权必须正面地、全面地与知识分子作一次大规模的较量，这既可以彻底卸去这颗“定时炸弹”上来日爆炸的引信；又能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视线，从由于合作化运动造成的农村各方面紧张关系上，转移到新的兴奋热点上来。
在这一热点上，与在经济问题上他总感到力不从心相反，他的思维极易转换成战争思维：诸如5月15日提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步骤；6月8日强调这场运动是“一场大决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7月9日又指出大字报是“武器之一，像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
而他只要一进入战争思维状态，犹如春风中缤纷的花雨，他便会涌出无限的才思灵气和摇撼山河的魄力，从而振兴他本人1955年以后一度疲软的威望。
是否真如此，不妨姑妄听之：有人分析，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到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及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无一不是毛泽东在作“诱敌深入”的战略假象。
最典型的例证是第二个报告，它的录音传达，睿智、通达、亲切、不带一点强权味和八股味，浑如一盘梦幻曲的磁带，舒缓地行进于人们心灵最敏感的部位上，涟漪般地推及全国的大江大河，也不放过小溪小潭，从而最大规模地调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露出水面的热情。
然而，这“鱼饵”好像是砒霜外面裹了一层白糖，刚进咀里，也许尚未到胃，便让你叫苦不迭。
1957年6月13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华沙记者西德尼·格鲁森从波兰共产党那儿弄到的这个讲话的原本。毛泽东显然不想让这个已与中国国内陡转的形势大相径庭的文本，搞乱全世界的视听，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讲话的官方文本，人们惊异地发现，前一个文本里“删”去了后一文本里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即在大鸣大放里人民如何识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这些标准看来明确，实际上却泛而无际，随时能按掌权者的意志演化出60条、600条来。储安平这样鼓噪“党天下”的大鱼钻不过去，你对某个党员、某位科长提有批评的小鱼，也难钻了过去……
好似进了外面贴满“出血价”、“跳楼价”广告的超级市场，让你尽兴采购一阵，当抱着一大堆商品来到缴款处时，收款小姐神情异常优雅地告诉你，所有货架上的价牌上都少写了一个零；
几近给你服了一帖海洛因，让你迅即堕入光怪陆离、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幻境之中。在一台特制的设备里，一盒像带录下了你所有的幻境。最后这像带放映在法庭的屏幕上：根据你带枪上了飞机，判你一个劫持飞机罪；或是你跟人家的老婆睡觉了，判你一个强奸罪……
此外，两个文本的不同之处，还比比皆是，比如：
前一个文本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在后一文本里变成：“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前一个文本里：“百花齐放里面，包括各种不同的花，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百家争鸣，也可以讲唯心论……只要不搞秘密团体”，在后一文本里变成：“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后一个文本里没有前一文本中对某些人“左”的错误的颇为辛辣的讽刺，以及对王蒙等人的作品的热情肯定。
后一个文本里不见了前一文本中对党内不赞成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人们的严厉批评，多出了“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章伯钧不能不瞠目结舌！
作为现场的洗耳恭听者，本指望靠着毛主席这篇讲话的公开发表，多少能够“漂白”一下自己，及至看到正式文本，他不由得惊呼：“完了，完了，全变了！”（见章立凡《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百年潮》2000年第8期）
读者不能不瞠目结舌！
是惊异于《纽约时报》作为“帝国主义”的喉舌，污蔑、造谣真成了它的本能？还是惊异于一个东方大国万民景仰的领袖，怎么能如此翻云覆雨，食言而肥？
最清楚答案的，自然是章伯钧这样亲耳听过毛泽东讲话、或是听过这讲话录音传达的人，他们却拿不出答案，因为在4、5月之间，宣布了一条纪律：所有当场做了记录的人，都必须将记录交上去。即使拿得出答案，或是以群体的名义站出来证实毛泽东当时就是这么说过，也无济于事了，因为这已经不是人类理性法庭上的一件官司，这时奉行的已是大森林里弱肉强食的铁一般原则了……
尽管中国漫长的皇权社会盛产过五花八门的文字狱，可你还是会惊叹这是一张多么巨大、而且网眼设计得多么严密的政治陷害之网呵！
尽管世界上决不会有哪一部军史去记载这一场以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战役，可你还是会承认这是一次多么漂亮的由“诱敌深入”到“聚而歼之”的战略转折呵！
决不是对毛泽东的在天之灵作调侃之言，在本书的采写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
对毛泽东在五个星期的自由批评之后陡然作出的急转弯，作如上之想，尽管可以理解，也貌似成立，但是否太情绪化、太脸谱化，因而对毛泽东有欠公允了呢？
一个在青少年时代便立志解祖国于倒悬、救人民于水火的职业革命家，一位终身有着巨人情怀、视古往今来为袖里风云、中国与世界为掌上乾坤的哲学家和诗人，一颗梦里也常常让工农群众激动得笑醒、乃至泪水溢出眼眶的红太阳，为了和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和加起来决不会超过十万人的九个党派较量，何至于连篇累牍地发表一次次庄严的宣言，又不辞鞍马劳顿地南下游说各路诸侯？
根据毛泽东在这之后的有两次南巡，分别发生在“文革”前夕他起意要从中南海里放逐刘少奇，和1971年他察觉到林彪的良心大大地坏了之时，我们应该相信这一次南巡的心理动机，同样是对着他已经开始不太以为然的党的。
犹如风暴与黄山松的交锋，只有在强者与强者、并证明谁是最终的强者的交锋中，毛泽东才会像针叶嵴立、枝干虬舞的黄山松一样，撑起自己全副的心智，并投出“杀手锏”。而他的南巡，正是他在党内斗争中运用得十分漂亮的“杀手锏”之一……
毛泽东发生于建国后的悲剧，并不在于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似乎总戴上了戏剧舞台上乱世枭雄曹操的一副白色脸谱；也不在于他看起来有点像将政治权术作为艺术来鉴赏的马基雅弗利，此人为中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献上了一部《君主论》，书中所热情称道的切萨雷·博嘉，是枢机主教罗德里果·博嘉与其一位情妇所生的儿子。当其父当上了教皇之后，他依仗父亲的权势，也成为了公爵，并娶法国皇帝路易十二的侄女为妻，随后认定为了目的可以不计一切手段的他，运用欺诈、谋杀、阴谋、背信弃义等各种手段，将整个意大利恍若一块馅饼一样放在恐怖的油锅里烹炸……
从某种意义上，毛泽东的悲剧在于：
建国后他的重大举措，不时闪耀着某种理性探求的光芒，并给中国的和谐与发展打上金色的希望，从而显示了在这块要搬动一块石头也时常不那么容易的国土上，他依然是一位精气神儿十足的改革者；
可结果，他的新思维总好似有魔鬼附体一样，泛动起来的却是这块土地上最愚昧、最黑暗的东西，他本人也被这些东西，塑造为阻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的一位保守者。
而且，建国后他的每一回重大举措，无不自视代表了人民的最高利益，它决非什么个人或是小集团的阴谋，而是能坦荡地展示于天下的秋日碧空，因而一时间这块土地上也总山呼水唱，风集影从；
可结果，常常蹂躏了人民的利益，或是让人民在战胜贫困的旗帜下去进一步发展贫困，或是使人民在革命的名义下去互相厮杀。当整个民族的元气大伤之时，人民再以一种冷漠的眼光去打量紫禁城里那个颇为孤单的身影，便会多多少少地感觉出他身上散发出的宫廷政治的气息……
毛泽东建国后在创造什么的同时，又几乎总在破坏着什么。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来说，直到1978年，中国人民才有了一张可以思索与探求的安静的课桌。
毛泽东建国后在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同时，又几乎总在疏远着人民。因此，当1976年1月，北京三十里长街上的人流，披着满天素净的雪花，以绵延不绝的哀思去一寸寸地挽留周恩来的灵柩时，人民就已经在心头开始埋葬那个毛泽东仍抱住不放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时代……
动机与效果的背离；
理想与实践的分裂；
理性与感性的抵牾；
是晚年毛泽东这出悲剧的苍凉且又无奈的基调。
在1957年，毛泽东已经走进了这出悲剧。因此，我不认为早在1956年，反右运动就已写在了他案头上的台历上，即他殚精竭虑发动的大鸣大放和整风运动，为的是搞一场“聚而歼之”的阴谋，或者称之谓“阳谋”。
关于它们被发动的背景，及毛泽东在这一期间的心理轨迹，在前面的第二章、第三章，已有粗疏探讨；现在得探询的是大鸣大放和整风运动，最终却表现为一场“聚而歼之”的阴谋，或者称之谓“阳谋”，这里真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22心情陡然急转弯
刘少奇、彭真等人的担心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在新时代的辞典里几乎可以删去的“罢工”、“罢课”的字眼，日渐频繁地出现在党内来往的电报和文件上。1956年9月以后的近半年中，全国各地约有一万多名工人罢工，一万多名学生罢课……
在195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指出：
这一情况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必须避免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这类问题，而应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使人民内部矛盾能够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得到解决……
如果说，此时面对毛泽东在全国推开整风运动势如破竹的决心，刘少奇、彭真等人的态度均有所克制的话；那么，到了鸣放温度趋于白热化的5月，尤其是感知并获悉首都高校校园内一浪高过一浪的震荡，以及那潮头上意气风发、俨然圣女贞德的林希翎等人的演讲，昔日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也曾领导过学生运动、并深谙此中三味的他们，那份担心便如集雨多时的乌云，不可抑制地溢于言表了。
5月25日，刘少奇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话：
“……使整风运动搞得更好是每个人都应注意的问题。如果指导得不好，就可能出问题，人民会走上街头……大学和中学已经在活动中，如果工人群众行动得慢些就再好不过了。如果工人、中小学的教员和其他群众组织也开始动员起来，我们将无法坚守阵地……如果我们不能控制事态，那么很快成百万的人将会起来，使我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这对我们将是不利的。”
对于校园里那些大多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没有做过工种过田、更没有打过仗的大学生们，党和政府不计他们父辈的前嫌，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甚至给他们足以高过农民生活水平的助学金；可他们的下巴上才长出几根软毛来，或是刚刚能在大庭广众前讲话不红脸，就貌似老道地装出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政治家模样，就党和政府的事务妄加评说，乃至图谋不轨……对此，刘少奇无疑怀有深深的不满。
5月间，他对北京地质学院的毕业生讲了一次话，面对台下走进礼堂前才放下手里“反官僚主义”小旗的大学生们，在给他们以某种嘲讽之外，他似乎也不自禁地视毛泽东就在眼前，表露了自己对以反官僚主义为首要目标的所谓“整风运动”的强烈抵触--人们说，“好极了，你们是党员。但是你们夸耀自己是老战士，并且还受到了官僚主义的影响。”这种评论并非不真实。
然而你们呢？你们不是党员，你们生来就居住在城市，你们是否也受到了官僚主义的影响呢？我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高--我仅仅是个中学毕业生。我昔日的同学，有些已经是大学教授了，他们有没有一点官僚主义呢？我认为，那些从不是党员、从未在山区呆过的人，可能受官僚主义的影响更深--并且不仅仅是官僚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影响。而我们呢？仅仅是受到一点官僚主义的影响。资本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即便有，也非常少……
刘少奇的这种情绪，在党内显然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是党员非党员、文化高抑或是文化低的人都会沾染上的官僚主义危险呢？
还是匈牙利事件业已证明了的、猎犬般随时企图冲上来咬断社会主义咽喉的资本主义危险呢？
人总是不那么乐意听取反面意见的，与一般人稍有不同的是，相当多的党员和高、中级干部，他们不仅是不习惯于听到不同的声音，还几近从骨子里认为对方没有资格发出不同的声音。在一个自视为新社会的缔造者眼里，除了工农大众以外，其他阶级、阶层，大抵都是那个已被钉进棺材里的旧社会的飘零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