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湖畔可以接受来自南美洲丛林里的响尾蛇，但得先把它的毒牙拔下来；新社会已经收容了这些破落户，就该从政治上抽掉他们的脊梁骨。倘若他们还在那里肆意置喙，尤其是对着革命的象征、真理的化身--共产党品头论足，除了表现他们正在积极聚拢自己政治上的钙质外，还能有别的什么意味吗？
现实生活里似乎又反馈了这方面的信息。
据新华社6月20日报道：
6月17日早晨零点十分，北京市报子胡同12号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曲正的住宅里，发生一起炸弹爆炸事件。炸弹是用火药、铁片、滚珠等制成的，爆炸时曾将窗上的玻璃炸碎，落地后曾经起火，但经住在室内的人及时抢救，损失极小，也没有伤人。报道断定炸弹是反动分子从临街的窗户投掷到屋里去的，并称北京市公安局对这个案件正在侦查中……
据新华社8月5日报道：
6月12日、13日两天，在湖北省汉阳县，一小批反革命分子利用该县第一中学学生的升学要求，煽动和组织了一千多名学生举行罢课及暴力活动，他们冲进县委和县政府办公楼，捣毁国家财物，殴打党员干部，并张贴反动标语：“共产党走下坡路了”、“打倒县委会”、“毛主席要下台了”、“欢迎国民党赶快回来”……
虽然这类公诸于报端的事件，都发生在6月8日之后；但能意料的是，在6月8日之前，在中国这么一大片国土上，要搜罗些令人想起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猖獗气焰，如同在鸣放终于被烧得开了锅之后，要获取知识分子已经蜥蜴般变色、民主党派几近沐猴般雀跃的证据，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它们一定似壮阳药物被服了下去，使党内反对整风运动的力量更坚挺了。
据罗德里克的分析研究，在整风问题上，政治局委员中，支持毛泽东的有9人，其中态度坚定并能积极参与辩论的只有5人；而他的反对者也有5人。考虑到政治局候补委员虽不能参与政治局内的表决，他们的政治能量却不能低估，这样连同他们也算在内的话，站在毛泽东一边赞成整风的有11人，即：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彪、陈毅、李富春、贺龙、董必武、李先念（罗德里克认为，董、李两人虽绝对忠于毛，但在此事上态度有些动摇）、陈伯达、康生；对整风表现冷漠乃至持反对态度的有9人，即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彭真、彭德怀、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此外，还有罗德里克无法确定其观点的刘伯承、罗荣桓两位元帅。（以上见《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在中国，要准确弄清某些政治事件，比如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或者高层人物们在这之中真实的态度，几近于站在3月的春水边，要弄清水里活活盈盈的蝌蚪是雌是雄一样困难，更何况一个外国人？
将陆定一划在毛泽东的另一边，似乎就大有商量的余地。但是，即使蒙胧如云遮雾绕的庐山，也总有满目青葱的时候。好似一只勤勉的书虫，在中国当时及“文革”时期一地鸡毛般的官方、民间报刊资料里，爬去十几年光阴的罗德里克先生，起码“啃”出了一个基本事实：
随着整风运动将一面巨大的镜子耸立在党眼前，并在这镜子里展示出一个脸上、肩膀上沾有历史灰尘的影象时，在中央政治局里，因此而清醒起来的人不是增多了，而是减少了，甚至还因此失去了往日决意要在河山已定的中国一心发展经济的清醒，又将一块“运动”的石头紧纂在手里，只待合适的时机便向那面镜子砸去……
省一级领导也大抵如此。
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一书里，引用了一位后来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高级干部的话说，“毛主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这场内部危机中，电报雪片般地飞来，所有的电报都要求（对整风）加以限制。”
罗德里克也在上书中写道：
无疑，一部分电报出自省一级领导人之手，他们担心批评的迸发会使自己的下属官员们威信扫地。有证据表明：至少有9个省的第一书记反对毛。这9个省拥有二亿五千万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0%以上。在这些省份中形成的反对派，业已成为毛在政治局里的反对者的后盾……
周恩来一定看到了天边愈积愈厚的乌云，脚下越堆越高的石头。
5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已发出一连串秘密指示之后，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建社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这个讲话，曲曲折折地透露了他此时复杂的心境，内称：
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在今天中国社会中是急需的。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个长期的工作，应该用和风细雨的方法进行。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这样做，希望大家也这样做。
6月3日，李维汉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在这之前，他曾分别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是否要在这个稿子里表示出党即将要进行反击？
毛泽东在审阅了稿子后，仍不愿意提前几天披露出自己的“阳谋”来，他只在上面加了一句话，即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周恩来则对李维汉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作了这样的表示，你也可以讲。似乎周恩来是想通过李维汉的咀巴打声招呼，在这中国的政治原野上每一刻都有“飞蛾”在浑然不察地扑向一堆危险的篝火之时，能提前几天悚然于这危险，不算太早，可也不算太晚。如果李维汉真这样讲了，起码不会有三天后的“六教授会议”……
仅仅是因为来自于党内强大的压力，毛泽东并不会改变自己的初衷。九年之后，这压力更是强大到让他在政治局里几乎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可他依然发动了一场置党于九死一生境地的“文化革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一年多来他迸射激情的火苗的初衷，正是在党内压力的锻床上逐步成型的。
导致毛泽东陡然作出急转弯的，是否首先是他的心情作出了急转弯？
当初他坚信通过建国这些年来他亲自发动的一系列运动、批判、斗争，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改造；他更坚信自己不是斯大林，不是拉科西。因此，在这场整风运动里，他不会失分，相反，当知识分子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清除他所缔造的党身上的腐败，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尘灰，以及批评那个庞大、纷繁的体制对于人所隐含的异化时，他们更会发自五脏六腑地感知他的英明与博大。
他早已习惯于登临天安门城楼，以一种谦虚得似乎不为所动的面容，去垂听广场上芸芸众生们响彻云宵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在当前他眼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在充当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别动队的时候，毛泽东似乎更看重这来自中国知识分子们火辣辣溢于言表或是水滔滔奔涌于胸的称颂……
在这同时，他预料在整风运动里失分的，只会是被“八大”的石芯试纸试出了心灵真实颜色的某些同事。
结果，整风运动却释放了比他预计更多的不满和牢骚。这不满和牢骚并不仅仅于冲击他所期待的目标，它们也针对建国以来他在经济领域的诸多主张：诸如马寅初提出根据1956年冒进的情况，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得放慢一步。陈叔通要求中央检查一下八年来的经济工作，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一方面大？张奚若将党在领导建设事业方面的缺点，总结为“四种偏差”，即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陈铭枢则干脆点名毛泽东，“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作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
它们还着力冲击了建国后他发动的针对知识分子、并以为他们从中得到了相当程度改造的一系列运动、批判和斗争，以及由此在新中国开始躁动不已的民粹主义的文化形态。
你可以拿走贾宝玉的许多东西，但你不能摘去他脖子上的“通灵宝玉”。
孙猴子可以给唐僧提一些意见，但决不能对他不时给自己念上一段紧箍咒表示不满。
在毛泽东眼里，这些运动、批判和斗争，从来不是可以从共和国的耳朵里掏走的耳屎，腹腔中截去的盲肠，而是标识一种革命精神、一种政权性质的共和国的呼吸。
而且，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中民族文化的人格化身，没有谁能比毛泽东更本能地感觉：在中国从来没能像在俄国一样赤裸裸地穿起理论外衣的民粹主义，在分量上却和披着威武雄壮的金属铠甲的马克思主义没什么两样，它一旦被撼动了，便无异于在抽去中国革命的肋骨……
毛泽东的愤怒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愤怒之外，在一生中很少有过沮丧的他，或许他还得像咽下射出满口酸水的青葡萄一样咽下沮丧：他精心清理好的一副牌，关键时刻却让对方得分、自己失分了。他亲自送上滩头阵地的先头部队，在进入阵地后却向他开了火。尽管众多的知识分子随后有了被一个“阳谋”愚弄了的感觉，殊不知在这之前，毛泽东多半就有了一个遭知识分子欺骗了的感觉……
此刻，他一定看到了：被“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所掩护的一个个“斐多菲俱乐部”；
此刻，他脑海里无疑又重现了匈牙利事件的腥风血雨中，那些曾铅块一般压迫他心脏、雷电一样刺激他瞳孔的镜头……
如果说是毛泽东心情的改变，导致了国内形势的急转弯；那么，他在这心情的笼罩下，目光再度投向1956年以来风雨未收的社会主义阵营，一种似曾有过犹豫至今才得以明确的结论，则更使这急转弯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力度，即从长远看，是修正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将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受其害。
尽管大鼻子的赫鲁晓夫，不久就被毛泽东视为当代修正主义营垒里最阔的烟筒，可在这时--1957年5月，这座“烟筒”，却与毛泽东手里的烟卷冒出了同样的信息：赫鲁晓夫断然宣布，在苏联结束伏尔加河春汛般汹涌地送走一个时代、也将他本人送上政治顶峰的“解冻”文学运动……
我们还得进一步发掘毛泽东的心理因素。
心理与心情有联系：心情是太阳光的话，心理则是紫外线。心情是情侣间的肌肤相亲的话，心理则是双方最敏感的动情点。
心理与心情又不是一回事：心情会依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可心理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植根于灵魂的隐秘处，在不同环境下的区别，只在于或是继续蛰伏，或是骤然吐露。而且，心情不一定能表现性格，但心理却绝对营造性格。
李维汉这样回忆到，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反右，李本人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的。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他都及时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5月中旬作第三次或第四次汇报时：……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回忆与研究》）
李维汉本人也是通过这次汇报，在毛泽东紧拧的眉头下，才开始有了反右的思想准备。
罗隆基的这几句话，无疑似刀尖一样捅破了毛泽东心里早年的一个旧伤疤--
13岁以前的毛泽东，放过牛，砍过柴，帮助父亲种过田，读过私塾，记过买卖小账，干着所有农村的孩子都干过的事情。一直到17岁时，他才走出闭塞落后的韶山冲，得以避免其他的孩子生于斯、长于斯、最后也死于斯的命运。
对于这个高1.82米的个头，爱吃辣椒，操着一口浓厚的湘潭口音的青年，外部世界将其视为呼风唤雨、应者云集的英雄，那还是几十年后的事情。在这之前，他未少白天揽着只影，晚上枕着孤独，他曾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报上发表过征友启事，可应者寥寥，仿佛他充满激情的呼喊，不啻于长沙城里一片悠悠而下的黄叶……
当他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穿着绽有补丁的青布大衫、挑着书箱走进北京城时，冷眼也未少似雨点一样，向他已拥抱了中国的滚烫胸臆打来：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一个月薪八元大洋的助理员（那时北大教授的月薪是200至300元），他因用一手龙飞凤舞的字体书写卡片，而招到高级职员的训斥。他多次在胡适、周作人等人来馆里借书时，以特别周到的服务与特别谦恭的微笑，期待结识这些誉盖京华的名教授。他们却几乎从未正眼瞧过他，连讲几个字也极吝惜，好似从他们口里飘出来的不是汉字，而是金末。
直到1936年毛还告诉埃德加·斯诺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西行漫记》）
即使在他就要当上杨昌济教授的乘龙快婿时，他在杨家，有人敲门他去开门，进来的是梁漱溟先生，对方向他点了点头，便算是打过了招呼，径直离他朝客厅走去，有如他只是杨家的一名男仆……
如果毛泽东仅仅是自卑的，那就犹如进了大观园并被众多夫人、小姐所调笑的刘姥姥，日子并不会感到有太多的难过。
他恰恰又是异常自尊的，1910年早秋，当他和他那专制、暴躁的父亲大吵一架后才得以去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他写下了此生的第一首诗，这诗里便透露了他决意要如流星雨一样冲击历史苍穹的抱负：“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为此，可以相信，这类对他的漠视，更有以后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对他颐指气使，或漫不经心地评点“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游击习气”、“狭隘经验论”……都曾使他心头伤痕累累。
当毛泽东终于一了夙愿、将中国的乾坤一揽于袖中之日，自觉或是不自觉地为着一种在历史上富于道德魅力的形象，去雍容大度地和失败者、旁观者握手言欢，仿佛胜利者放弃了胜利的特权；其实，他却从未对旧日的伤疤冰释于怀。
他的自尊是强悍的，也许他的自卑也是深刻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一旦有人触及到他旧日的伤疤，他何以勃然大怒，肝火顿升，犹如电闪在雷霆之前，几乎未经思维，一个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念头，便在脑袋里炫然而过……
我注意到建国后除罗隆基外，似乎还有一个人也触及到了毛泽东的伤疤。此人便是彭德怀。
他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就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他写上了关于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得不偿失”、“有失无得”等言论。当刘少奇第一次拿到这封已被毛泽东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时，他略略翻了一下，起初并不感到有多大问题，可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字眼一跳入眼帘，他的心就好似被绑上了沙袋一样，沉沉地下坠了……
果不其然，还在庐山上，毛泽东便在一份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上，这般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