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暗房里，他们在进口的胶片之上，冲洗出了一个几千年的中国的嘴脸：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禁欲主义，宗法主义，平均主义……他们将胶片踩在脚底下，冲出暗房好似冲出一个幽深漆黑的历史隧道，此刻站在原野平川之上，没有比卢梭、华盛顿、法国革命纲领、美国独立宣言，更能让他们感到长风掠耳；也没有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更使他们觉得阳光如瀑。为了这片古老而又苦难的土地，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愿走上险峻的高加索山，去做那个任凭雕鹰叼去眼珠也要盗得火种来的普罗米修斯……
中国只要秦皇汉武，还有“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汉，却从来不需要普罗米修斯。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从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到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虽然以慧星般夺目的光芒，照亮了历史的天空，可终归也如慧星一样，很快便和他们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辛亥革命一起，坠落在长夜难明、云沉天低的封建暗空里……知识分子是两股力量拧成的麻花。
比起单纯的“面条”来，“麻花”便有太多的迷茫、太多的唏嘘、太多的动摇，自然也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躁动、太多的探求。
对于前者，犹如对一个郊荒岛瘦、迎风落泪的弱者，人们很难喜欢，难怪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虽是以李大钊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可在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王明、张国焘就视自己的同类为“只有三天革命性的危险分子”，并宣称“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
对于后者，好似走来一个精力充沛、咄咄逼人的强者，人们更难容忍，想法多了便像一把把刀子，刀子扔出去将划破正进行庄严演出的舞台上的布景，让观众看到布景后不那么庄严的东西……
林黛玉不会找焦大作老公，这种文化形态不会寻知识分子作自己的载体，由此也是确定无疑的了。剩下的一群惟有非文化人，在中国工人阶级始终弱小的情况之下，他们主要当然是农民。似乎这是它非此即彼的勉强选择，其实正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的联姻--
在中国的大地上，从世世代代、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的金戈铁马声中，我们听到了农民对皇权社会、专制制度断然有革命的要求。但这一要求绝不会引起中华文明的巨大断裂，我们拂去历史弥漫的烽火硝烟，不时看到这样的镜头：一旦冲进了紫禁城下，便要黄袍加身、分封诸侯，而不会厉兵秣马，再展长缨，席卷巴士底狱、凡尔赛宫，并迎风升起春光般明媚的三色旗来……
农民虽也有民主的要求，但一条刷在土墙上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就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握缨而起，乃至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农民梦寐以求的最高生存需要--“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是他们的最高民主要求。
如果说知识分子在民主上的渴望是阿波罗飞船登月，农民的渴望只是借梯子上墙，后者不但渺小，有随时实行的可操作性，而且避免了心理的剧烈震荡。墙外也是早已熟悉的炊烟与村庄，小溪与山冈，月球上却绝对是反差强烈的气候，完全陌生的地况地貌……
农民动如脱兔，因苦大仇深具有极大的革命动力；可一旦满足了生存需要，顷刻间便静如处子。
农民能去疆场上出生入死，却不会去思想上出生入死。他们的思想得有人规范，一旦被规范，他们则终生难以逾越。
因为和土地、四季更替的紧密联系，农民安道守常，循序渐进，他们是民风淳厚的源泉，更是江山稳定的的磐石……
犹如无垠、丰饶的尼罗河流域，托起了辉煌、雄伟的金字塔一样，中国的农民完美地托起了这一种贴近乡村的文化形态。这一种远离城市的文化形态，也用一张颇为现代的包装纸，精心包装了农民的理想、农民的哲学。
这一种文化形态，面对自己上帝的赞美，是极为动人的。且看李大钊先生的笔下--“在都市里飘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里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还旅债，还归你们的故土？早早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作，那其余的工夫，都去做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向上的道理。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
“青年呵！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20--23日《晨报》）
“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例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得非常爽快……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尊劳主义’”。（《青年活动的方向》1919年3月14--16日《晨报》）
不仅仅是李大钊先生，从脱去长衫、身无几个铜板、却携同学少年走向湖南乡间的毛泽东，到二十年代倾心在农村搞“乡村建设运动”而风云一时的梁漱溟……身上无不跃动李大钊笔下的热情。
关注农民，理解农民，乃至将农民理想化，将劳动神圣化，对此，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先秦墨家--作为一种小生产者的理想学说，在这张颇为现代的包装纸上，打上的或浓或淡的痕迹呢？
与这种文化形态对农民的顶礼膜拜截然相反，它必然会鄙薄、贬低知识，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
对此，毛泽东有过一句让世人醍醐灌顶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文革”中有过“臭老九”的排队，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致使几代知识分子如履薄冰，自感来历肮脏，罪孽深重……其实，这“版权”并不属于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章太炎那里，已经把知识分子打进了另册：“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
“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
“自艺士（医师画家等等）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则多不道德者……
“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革命之道德》）在这里，知识的多寡与道德的高下成了反比。如果仅仅是一介书生之见，犹如痴人说梦，没有谁会去当真。可它一被这种文化形态奉为了金科玉律，而且这一文化形态好似玉妆粉琢的西施招摇过市，其盈盈眼波勾走了越来越多的人，并最终和二十世纪的历史虽未公开举行婚礼，却有了事实婚姻之后，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坎坷与劫难，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了。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形态呢？
它凭何魅力与历史如胶似漆、耳厮鬓摩呢？
也许取农民是民族精粹之义，这种文化形态被称之民粹主义。
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病入膏肓，积贫积弱。一切为之忧心如焚的志士仁人的心里，大抵悲怆而又激越地鸣响一曲二重变奏。这是一曲民族主义（反帝）与民主主义（反封）的二重变奏，一曲彼此的音符和旋律不时发生冲撞的旋律--
要高张民族主义，就必然会维护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中不少獐头鼠目的东西，而正是它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蛀空了一棵原本根深叶茂、遮天蔽日的大树；
要实行民主主义，就迟早得让国人睁开眼睛，而穿过太平洋的风浪，西方文明一旦登陆，黑憧憧的钢铁巨兽便会吞噬我们广袤的农村，在奇光异彩、风流不尽的霓虹女妖撩拨下，人们一直“阳痿”着的私欲，将会坚硬地勃起……
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两难境地之间，民粹主义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它是砂纸和凡士林，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各自的毛刺打磨干净，让那曲二重变奏看上去从此油光闪闪；
它是教堂和唱诗班，让多年以来志士仁人们左奔右突、躁动不已的灵魂，从此得到洗礼和安宁；
它是发动机和灯炬，前者驱动我们民族走出耻辱的泥淖而抵达富强的新途，后者则在这同时警惕着社会不会如资本主义一样失去道义与公平。
更重要的是，它依然是一把高举的革命之剑，它只会刺向敌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皇权主义，而不会刺伤本民族文明自身。
难怪它的剑影，几乎遍及世界上所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在印度，圣雄甘地举起过这把剑，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举起过这把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剑鞘里，其实插着的也是这把剑。
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因为广泛存在的农村公社残迹以及东正教的传统，以及本国西化过程一再受挫后，对英法为代表的欧洲最高文明的由“羡”为“恨”的民众心理机制，民粹主义不但在实践上风行一时，而且赤裸裸地穿起理论的外衣，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曾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折断了这把剑，并将它丢进了十月革命的炉火中……
于是，民粹主义也为中国的造反者们所喜闻乐见，因为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造反实践，正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即农民革命战争的实践。
毛泽东，作为韶山冲里一个农民的儿子，长期的乡村环境熔铸了他农民本色的情感态度和认知心理。他喜欢读人物传记，尤其是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从陈胜、吴广、张角、张鲁，到王仙芝、黄巢、李自成……读来无不兴味盎然。一部《水浒》和《三国》，从少年时代的牛背，一直放到晚年被书籍淹没了的床头，两个儿子在苏联念书时，他也托人将这书送去，担心他们在啃洋面包时却忘了啃这“土面包”。
他还着迷于古代戏曲，八个样板戏一扫天下时，他躲在丰泽园里一个人看《李陵碑》，看旧戏录象。暂且将“风雷激”、“云水怒”的小小寰球放在一边，一看就是五、六个钟头。看完，他又常常发出如是的评点：
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章太炎断定了知识分子道德的低下，毛泽东除此之外，还真心实意地相信在经验和才干上，农民也比知识分子高上一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他热衷于打发知识分子去农民那里领上一张“毕业证”，无论是对儿子、作家、犯了错误的干部，还是走出校门的知识青年。他曾经在“抗大”的一次演讲中说过：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不得食。这里说的不仅仅是个填饱肚皮的问题，在他眼里，夏日田野里那带着庄稼成熟气味的热风，肩头铜钱般厚的老茧和脚上总洗不去的牛屎，以及老农的旱烟袋上吊着的一串串天文地理、掌故逸事……不但是人间最宝贵的财富，更是使人脱胎换骨的不二法门。
毛泽东的思想，尽管风涛茫茫，云水变幻，可一条逶迤而来的河床从来不曾改变方向：少年时代，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在于他能否善待农民；大革命时期，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区别，在于他能否正确对待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如何看待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抗战时期，一个青年是否是真正的革命派，在于他是否愿意和工农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毕生为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制定了浩如星海的原则、方针、政策，其实这一切大抵树立的是一个标准，即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的态度。他对农民的肯定与推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
毛泽东是知识分子，民粹主义排斥知识分子，但这并不意味毛泽东也排斥民粹主义。
他是个农村化了的知识分子，而在二十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上，中国正是世界的农村，与动辄论西方、言必谈马列的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不同的是，毛泽东是个中国化了的知识分子。
正因为如此，在理论上，他在吸收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建党学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学说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能将民粹主义悄悄地嫁接进来，使得原属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接收起来，不那么伤神费心，只像三伏天喝青岛啤酒那样，一下顺畅地灌进工农大众的脾胃……
在实践上，毛泽东的中国化了的知识，既在微观上表现于对农村小农经济的矛盾、各阶层人物的习性、关系及历代农民起义传统的了然于胸，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一个个脸上苍白失血，也使成百上千个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们，恨不能爬上总统府的高楼纷纷往下跳去……
他的中国化了的知识，更在宏观上将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的农民革命战争，编织为一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致于历史几十年里一直死心塌地地坚信：在圆中国两百年来痛苦的强国之梦上，解放农民这一人数远为广大的阶级，要比满足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更为重要！
此外，也只有在民粹主义的氛围中，自以为机敏和狡黠的农民，才愿意领教知识分子的博大和深沉。而毛泽东似乎特别乐意充当教师的角色，他从不忌讳自己只读过师范，当过小学教师，即使在“文革”之中，林彪踩在红卫兵的肩膀上，为他戴上了四顶金光灿烂的帽子：“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他也摘下了三顶，留下的只是“伟大的导师”。
毛泽东大概明白，知识分子放弃知识的特权，俯身教诲村夫桑妇--除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苏外，这在历史上是最富有道德魅力的形象。历史上一切清教或准清教运动，无不因此而获得狂热的群众支持……
如果说，“民粹主义因素、道德主义因素和实用主义因素的搀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几个特征”（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那么，随着重视农村、发动农民、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民粹主义便犹如1979年中越边界的崇山峻岭里蜂巢般密布的地雷，在中国有了广泛、深厚的基础。
不过，这一文化形态依然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它常常和马克思主义混合在一起。当我们称道“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之时，好似当今一些写手用电脑给报纸的周末版写作，搞不清楚打出来的究竟是炙手可热的稿子，还是一张张活蹦乱跳的钞票，我们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在赞美马克思主义，还是在讴歌民粹主义……
此时，民粹主义躺在历史的床上，大抵还相安无事。
这把剑的锋芒似乎与中国革命的方向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