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民粹主义的推崇者毛泽东，也许是因为他本人在遵义会议之前屡遭打击，他还记得真理一旦被冤屈是个什么滋味；也许是因为在严酷无情、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里，夜晚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睛，他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在别人“左”的时候，他还能识别出“左”来，在延安为“抢救失足者运动”承担责任并加以甄别，便是一例。
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从总体上说，还远看不清楚毛泽东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竟会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
即便是来自解放区、身心已留有斑斑伤痕的知识分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隆隆的开国庆典的礼炮声中，蓦然回首过去，除了难以忘却康生那藏在镜片后的一对冷蛇似的幽光，更多的还是庆幸自己经受了革命的考验，从而才能在今天站在十月蓝湛湛的晴空下，分享这革命所带来的无限光荣与巨大憧憬……不过，民粹主义一旦睡在了历史的床上，揭开掩体的被单，“左”倾思潮的突起与泛滥，便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指针，正越来越接近这个时间……
4圆，一种美妙的平衡
当中国卸下从民族解放的大道上一路驶来的满肩风尘，摆在眼前的已是一条奔向现代化的大道。
随之骤然而至的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全社会吃喝拉撒睡的全方位管理。与战争环境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截然相反，毛泽东感到了陌生。在没有其他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他欣然接受了伊凡大叔的经验，在接见来访的苏联客人时，他用一个小小的幽默道出了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极为虔诚的心情：你们是大乌龟，我们是小乌龟，我们只要跟着你们后面爬就行了……
很快，蛰伏的民粹主义，感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战争年代那种登高一呼、便山摇地动、云集影从的壮阔画面，得送进历史博物馆了，领袖的盖世神力和英雄之举将失去大众观摩的舞台。如马克思·韦伯所分析的一种由前理性时代愚昧落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造成的社会心理现象，即奇理斯玛型统治，得为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法理型组织形式所代替。
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个人永恒的魅力，精神上神秘的感应，热情火焰一样燃烧，意志黄河一样奔腾……
那么，后者强调的则是系统运转的稳定，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以及三军仪仗队一般的秩序，春江花月夜一般的和谐……
另一方面，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疏远农民的经验、才干乃至身分的优越感的同时，必然要愈来愈亲近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在事业上的热情。知识分子却是这样一种尤物：当长征途中多少吃皮带、咽草根的故事，让他们既感动不已、又羞愧不已的时候，自身的价值感和荣誉感在他们的头脑里只是一片空白；而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农民们道德的魅力与身分的优越感，日愈稀薄于共和国每日攀升不已的脚手架前，他们的价值感和荣誉感便日愈苏醒了。
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后者给自己戴上“社会的良心”的桂冠，并以理所当然、毫不妥协的姿态去审视社会、批判社会；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身上，也流着儒家传统的血液。唐朝的魏征、姚崇为这个传统标识了楷模，即知识分子必须为国家尽忠尽职，当统治者偏离了国家利益的时候，知识分子要敢于直言进谏。
这便意味着，在长期以来习惯了一种声音的社会氛围里，得开始习惯响起不同的声音；而且，犹如在吃了一顿肉食之后，总能在牙缝间剔出几点肉丝来，作为西方文明的心仪者与传播者的知识分子，一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便总能让人从中捕捉到几丝微妙、乃至令人不安的东西来……
民粹主义开始在床上躁动不已。它眼里有了血丝，腮帮上鼓起了一道道的棱子肉，指关节也被扳得叭叭作响。在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之后，它不会甘心就这么悄然地离开历史舞台……
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中民族文化的人格化身，毛泽东自然感觉到这来自两方面的挑战。
对于第一个方面的挑战，随着本书的展开，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素来讨厌繁文缛节、又着迷于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巨大感召力的毛泽东，将会怎样以越来越激烈的口吻，去嘲讽那个庞大的将他和自己人民隔离开的法理型组织形式，并使这一组织形式的驾御者周恩来，如同在泥泞地里驾御一挂重载的驴车，日愈陷入一种动辄得咎、狼狈不堪的境地……
对于第二个方面的挑战，毛泽东早已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传达出他鲜明的倾向--
长期以来，他交了不少党外朋友，诸如黄炎培、柳亚子、章士钊、陈叔通、马叙伦、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王季范、周士钊、周谷城、冯友兰……翻一翻《毛泽东书信选集》，名单还可以开得更长。
对于党内干部，毛泽东宛如只接受香火、而从不离开庙宇的庄严的菩萨，基本只保持工作关系，极少有私人交往，即便是对几十年跟随左右的周恩来，建国后他也只去过一次西花厅，其他领导人家里，他则一次都未去过。
而对于这批人，他则由“菩萨”还原成了有着儿女情长的人：迎送出门，上下搀扶，挽手搭肩，泛舟漫步，嘘寒问暖，送钱送物，且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程潜早年当过他的老师，一解放，程潜来北京，他亲自去车站迎接，据说这是他唯一一次移动大驾，去车站欢迎一个人。周谷城曾和他共事于湖南师范，在他的鼓动下，周谷城还参加过湖南省农民协会，并被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建国后，自1957年到1965年，毛泽东到了上海，或是周谷城去北京，总会安排两人见上一面。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时，念友心切，竟特意派了架飞机来上海接周谷城。
1920年，为湖南的革命运动和蔡和森等人赴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颇大的款子。毛泽东找到章士钊帮忙，后者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筹措到二万银圆。四十三年后，章士钊早已将此事置于九霄云外，毛泽东却记起了，从这年开始，每年的正月初二，都派秘书从他的稿费中取出二千元，给章府送去。到1972年，累计“还债”已满二万元，秘书自作主张将此事停办了，一生不爱摸枪更不爱摸钱的毛泽东，对这笔钱则记得牢牢的，他告诉秘书说：“我‘还债’是假，给老先生生活补助是真，那能真的十年就停？不过对行老可不能这么说，你告诉他，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是多少我也算不清，就这样吧，只要行老健在，利息就得还下去……”
毛泽东很强调在阶级社会里生活，每个人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他的这批朋友们身上的旧烙印可不是一点点，要能刮下来，大抵每人都能刮个一斤、半斤。以章士钊为例，其人当过北洋军阀时代的教育总长，对其所作所为，鲁迅曾写文章加以斥责。毛泽东却能网开一面，以旧谊新情轻松地抹去了他们身上的烙印……
和他们在一起，毛泽东更能挥洒自己性格的魅力。无疑，他会向他们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励他们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和党与人民站在一起；但更多的是与他们一道纵横古今，吟诗唱和，意溢于海，情满于山，一派文人墨客气象。在这派洋洋暖暖的气象中，他们无不为毛泽东的通今博古、上天达地的学识所折服，但更被他的礼贤下士的儒雅之风所倾倒，眼前的这位不就是集历代圣王于一身的当世“风流人物”吗？
于是他们或效行皇权时代的礼节，对毛泽东执君臣之礼，或在呈送的诗文中多有溢美之词：
“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涤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
在这一氛围里，自尊心极强、在党内生活里从不向别人袒露心迹的毛泽东，紧绷着的神经在浓厚的书卷气中得以放松，“高处不胜寒”的心灵，在酽酽的友情吹拂下有了暖意；更重要的是，与知识分子放弃知识特权，去俯身教诲村夫桑妇一样，胜利者放弃胜利的特权，去雍容大度地和失败者、旁观者握手言欢，这在历史上同样是富有道德魅力的形象。
毛泽东一定感到了这种魅力，并醉意微醺地沉迷于这一魅力……
早就有人注意到，“一个颇可揣摩的现象是，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文人，特别是革命队伍和党内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成为毛泽东的私交朋友的却不多。”（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揣摩的现象是，这批“旧式”朋友大多有深厚的古代文化根基，儒学修养自然也不在话下，但倘若不夹起尾巴做人，而认真地表现出儒教的风骨来，毛泽东仍会这般温文尔雅吗？
1953年9月9日，梁漱溟先生在听取了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之后，在小组讨论会上作了关于发扬民主的即席发言。反应颇为热烈，周恩来便邀他去大会上发个言。
11日下午，他走到了主席台上，稍作应景之词，便直指他一向关注的农村和农民问题：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仿佛这涉及到了“专利权”，而“专利权”是不容侵犯的，次日，大会上毛泽东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当即写信，要求往日那位胸襟博大、谈笑风生的毛泽东站出来讲理。次日晚上，两人匆匆晤面，那位毛泽东似乎从此离他远去了，站在面前的依然是以九雷轰击他脑袋的毛泽东。16日，他又在大会再次发言，表白自己是拥护总路线的，以求公众评理。会场上一片沉寂，他没有料到当虎皮的斑斓之色出现在草丛中时，公理也就从森林里失踪了……
第二天，一位中共领导人登台，将梁漱溟的历史剥得一丝不挂。毛泽东斜睨着这一丝不挂的历史，点燃起一支香烟，顺吐出的一缕缕袅袅烟雾，不时送过几句话来：
“你虽没有以刀子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你提出所谓‘九天九地’……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是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派的建议”……
少有人提及早在1953年，顺缕缕袅袅烟雾飘过来的，已经不是烟卷味了，此话一出--“以笔杀人”，毛泽东打量知识分子的目光里，就有了浓浓的火药味……
梁漱溟要求当场作答，但被告知第二天再讲。次日，在这本该是他“刑场”的地方，“杀人犯”却更加倔犟地挺直了自己瘦长的脖子。他的话刚开头，便不断遭人打断，不让他再讲下去。他转过头，不含一丝乞怜的目光直逼毛泽东：
“……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及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以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泽东当即回答：
“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此刻一定感到了一种大厦将倾般的彻骨悲凉，一种即将在玉石俱焚的火焰中腾空而去的悲壮：
“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两人的对答声不时被台下狂愤的呼喊所打断，共和国最高级别的会议，俨然开成了“文革”期间七月流火般遍布国中的批判会：
“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
“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
“梁漱溟滚下台来！”
历史记下了这一幕：这是建国后，在党外人士里，敢于当面“犯上”的第一人，也许还是唯一的一人！
梁漱溟未免过于迂腐，极端认真，但仿佛正是他宁折不弯的人格力量，使个性同样分明的毛泽东，觉得了几分踌躇，倒是毛泽东的口气有些缓和，答应给他十分钟陈述。
他却不依不饶，为了充分袒露心中的冤屈，他要求和批判者一样“有个公平的待遇”。结果有人提议表决，自然是东风压倒了西风，他就此被哄下台，这一驱逐便是悠悠二十余年……
露水对霞光是敏感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着同样的敏感；
猫头鹰对夜色是警惕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着同样的警惕。
他终生割不断自己与农民阶级的感情脐带，但当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压在他的肩头时，他又能够驾御自己的感情：农民可以打下江山，夺取政权，农民却不能设计机床、电站，规划铁路、通讯，培养出中学生、大学生，并用文字为后人记录下眼前这个被称之为“毛泽东时代”的史诗般的年代……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可他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毛之不存，皮即不毛之地。
他给了知识分子一个活动的天地，这天地是一个圆：圆心是工农作主的政权，半径则是意识形态的尺度与他的忍耐。
他觉得，有了这个圆，在保持中国革命的纯洁性，和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建设成就来--这两者之间，便找到了一种美妙的平衡。
作为感情源于农民阶级、胸怀与视野又远远高于农民阶级的毛泽东，他的想法无疑是对的。但是犹如物理学上著名的加速度实验只能在真空里进行，如果换在非真空里实验，其数据便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在民粹主义躁动不已的氛围里，在知识分子的价值感与荣誉感泯灭多年之后，一旦经工业文明春风的触摸，已经如柳芽一样小心翼翼地绽开之时，这种美妙的平衡，便常常被不美妙地打破了……
5双方都未找到感觉
罗德里克和费正清这样评介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949年以后，党对知识分子执行了互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它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比以往儒家思想对传统文人施加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入细致。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励知识分子在专业上多生产一些东西。这种互相矛盾的态度使得政策发生摇摆：在镇压时期要知识分子服从思想改造运动，在比较松弛的时期又给他们以某些责任和优遇，希望在实现现代化中赢得他们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