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他和冯亦代一起，都是吴晗在民盟北京市委里信得过的人物，有个什么事，都先和他们商量，既然吴晗在反右斗争里是个响当当的左派，他们也应该无疑是左派；就说按照闵刚侯的布置，他参与“制造”右派覆灭前的最后一跳、并由此唤起全国人民极大无产阶级义愤的“六教授会议”，更是个有功之臣，再怎么着也该受到保护。
可渐渐地，原本笃定像雍和宫里菩萨的他，感觉情况不对了：他是民盟市委五人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反右斗争一开始，从外面调进了四、五个干部，自他们来后，五人小组名义上没有宣布解散，但有什么事再也不找他了；再就是依惯例，每年的十.一，他都会受安排参加一些活动，或是去天安门观礼，或是听哪位中央领导的报告，但今年的国庆节，他形影相吊，好似被陈世美遗弃的秦湘莲……
与全国民盟组织被打成蜂巢的情况一样，民盟北京市委的右派也多得似胡同里叫卖的一串串冰糖葫芦，仅在40多名市委委员里，就有近一半被划为了右派。
民盟烂成这样，必须要有人承担政治责任，在中央，自然是章伯钧、罗隆基的罪责了；在各省市，是各民盟组织的头负了。可在北京，不能叫吴晗负，那大约就只有让担任民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金若强负了。在这个位子上，他比一般人更清楚这个账该算在谁的身上：
1956年以来，正是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三番五次指示，民主党派要做好对广大知识分子的联系与发展工作。给民盟的指标是年内要发展一千人，且专门指出，作为联系文教界的民盟，过去所发展的有“教”无“文”。民盟市委一边照此办理，侯宝林、马连良、尚小云等文艺界名流，便是在这一年给发展进了民盟；一边又自尊自爱，保证质量，严格审查标准，56年里，只完成了五、六百人的发展任务，为此，统战部还批评民盟市委太保守，有关门主义倾向……
真是“伴君如伴虎”，怎么这话，放在你们身上怎说怎是，而忙坏了我们跑腿的不说，还怎做怎不是？金若强为此而被划为右派的冤枉与愤懑，真似老天见了也六月飞雪的窦娥了！
作为民盟市委主委的吴晗，自然知道这些，可在整个反右斗争里，他脸上始终是六月阳光般的灼热，他不敢“飞雪”，也不能“飞雪”，只能由着自己昔日得力的麾下，去做屈死的窦娥……
怎么这样轻率呢，仿佛人不是人，而只是一堆萝卜，从水里捞起来抛上案板，胡乱地剁成条状或是块状，然后按自己的口味撒上各种调料，腌制成风味各异的萝卜干；
怎么这样无知呢，好像打下去的不是人的脑袋，不是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中国最需要的脑袋，而是一根根没有呻吟、没有痛苦、没有血泪的木桩，并打算以此抵御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主潮对于中国大堤的冲击……
公正地说，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表现得这样轻率、无知，虽然不无知不轻率时候，在1957年中国的苦难之河里，只是倏忽一闪的浪花，或是貌似沛然、可一旦撞上礁石，便化为咻咻泡沫的波峰。为了后人们对反右运动有一个尽可能完备的了解，我还得择其一、二，记录下这种时候--
虽然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地推翻蒋家王朝的日子里，那么多的富豪大亨早就席卷而去，荣毅仁，这位年仅33岁便拥有纺织、印染、面粉、机械等方面的24家工厂、被称为“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中国资本家首富，却留在了大陆；
虽然在1956年初夏的一个晚上，他在毛泽东会见了包括他在内的上海80位工商界代表人物之后，十分痛快地交出了全部的生产资料，感动得已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次年1月，特地由北京专程回到上海，在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朗声宣布：“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分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副市长……
但其实在五十年代，犹如隔着他家的西式雕花玻璃窗看街景，荣毅仁对于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心里还是蒙蒙胧胧的。
在工商界，一度流传着他私下里说的一句名言：
“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是投降。”
没有不透风的墙。反右斗争一开始，有人便打算像吃油爆大虾一样，要剥去他那红色的外壳。毛泽东很快得知了，立即委托一名高级干部，向正似热锅蚂蚁的他带话：要把荣毅仁与右派区分开来。毛泽东还指出了他的错误，要他认识错误并坚决改正，并说“共产党并不因此而不信任你。”
一顿豪华的大餐就在咀边，可没有吃到，某些人的沮丧便是自然的了；而荣毅仁的感激之情，及以后加倍改造自己世界观的良苦，也是可以想象的了……
一年多后，经中共中央决定，荣毅仁奉调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小家碧玉型的上官云珠，银幕上风神清雅，楚楚动人，尤其是含悲含娇含嗔时，一对美目如露如电如焰，风情无数。毛泽东欣赏这对美目--
“1956年1月，她被突然接去中苏友好大厦，那是一栋在哈同爱俪园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斯大林式建筑，它用一个细长的尖顶，将一颗在夜晚可以发光的红色五角星送入云端。在那个天顶高大的正厅里，她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据说，她在那一天的日历纸上写了一行字：‘今天晚上，我幸福地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啊！’”（陈丹燕《亡者遗事》《收获》2000年第4期）
但满溢着无产阶级阳刚之气的新时代银幕，拒绝着这对美目。建国后的七年里，上官云珠只让在《南海风云》一片里扮演了一个台词很少的女游击队员。于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整风鸣放会上，她和被称为“中国第一老太婆”、日后被打为右派的吴茵一样，有着不小的牢骚，不少的意见，便不足为怪了。反右开始后，在该厂内定的右派名单里，她赫然有名。
很快，上头打来招呼，上官云珠从这名单上消失了，顶替她右派名额的，是另一个演员，并被送去青海一个劳改农场。她的名字，不久，却出现在一个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名单里，该团即将去国外参加电影节。而且，人们注意到，以后若是有外国同行来沪，她也总是春风满颐地出现在陪同场合……
1957年时，韦君宜正在中国作协所属的《文艺学习》主事，眼见总共不过二百多人的作家协会，右派已划了五十几个，而且与自己编辑部联系较为密切的作者，如刘宾雁、王蒙、邓友梅……都成了右派，她日日怦怦跳动的心里，感觉自己与他们为伍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她将预感告诉了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的丈夫杨述。后者，很快地转告了妻子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蒋南翔打了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韦君宜《思痛录》)于是，她得以幸免掉进一条正大面积转着旋涡的苦难之河。
在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社论之前，十分关心《文汇报》和徐铸成处境的邓拓，已经给徐铸成、钦本立打来电话，除了提前打个招呼外，他还要他们采取主动，先自行检查。听罢电话，徐铸成一定震惊万分：
在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没几天，自己就去了苏联访问，这一去44天，回京已是5月下旬，大鸣大放的高潮已经过去。在莫斯科时，他曾找来几张最近的《文汇报》，作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成熟起来的老报人，一个重要的编辑技巧，便是对于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力求平淡，内容一般的标题，则不妨打扮得突出些，可这几张报纸的处理恰恰相反。
到京的傍晚，他即跟钦本立通了电话，问对方标题的处理像吃了火药似的，火气为何如此之大？钦本立的答复含糊不清。直到“文革”后，徐铸成才了解到这一时期，钦本立几乎天天接到柯庆施的指示，要《文汇报》为大鸣大放火上加油……
回到上海，更是5月底6月初，已近反右的信号弹在中国升空的时刻，除去开过即将闭幕的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一次会外，他整日伏案赶写访苏见闻，几乎隔一天交一篇，尚未抓起报社的全面工作。即使《文汇报》“一个时期内”真有一个“资产阶级方向”，按日子算，这也与他无关。对此，不但他作如是想，就是钦本立也如是看。
钦本立还真是一条汉子。听罢邓拓的电话，除去和徐铸成一样的震惊外，也许他是个老党员，出自对党斗争系统惯性的了解，涌上他脑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得赶快救报救人，而第一个要救的就是徐铸成！
他当即要求见柯庆施，向后者表示：如果《文汇报》这个时期有问题，应由自己负责。徐铸成访苏回来后，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发言里讲到了报社如何“拆墙”的经验，这是市委宣传部白彦副部长两顾其家反复动员后他才出来说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该划为右派。
柯庆施讲了三条意见：一、徐铸成的问题只作为认识问题，不作为政治问题；二、他还是当总编辑；三、他还得有职有权。钦本立一听，大感慰藉，铸成兄这一桅杆不折，《文汇报》这艘船，也就不至于在惊涛骇浪里沉没了……
钦本立将柯庆施的这三条意见在报社宣布后没两天，一位前国民党立法委员、现复旦大学教授，却在市里的一次批判大会上点了徐铸成的名，徐铸成又心惊肉跳了，钦本立拉上他，又去求见了一次柯庆施。
这一次，像其隆起的大鼻子，柯庆施的架子端得高高的，冷峻的目光恍若是从云天间射出来，他对徐铸成说：我已对钦本立说过，《文汇报》的事不能由你负责。可你的一只脚早踹入右倾泥潭里了，你自己得从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
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还从老师那里搬来了一段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颇似不听话的儿子，总算有事寻到了老子，被老子给灰头土脸、秋风黑云地训了一顿。虽然徐铸成被羞辱得脸上由白转红，又由红转白，但一颗不安的心又回到了实处。
随后，他便赴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四次会议。没几天，《光明日报》刊出一条署名新闻，揭露他在去年的民盟新闻小组会上谈过，《文汇报》复刊后，一切听罗隆基指挥。也许，他听说了些什么，他分析这是来自康生之流的旨意，为了应证《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里所断言的罗隆基与《文汇报》编辑部是右派系统的两帅，他们像凶残的鳄鱼一样，正不顾一切事实，要把自己往右派的泥潭里拉……
在报社里知道此事的人不少，别说是听罗隆基指挥了，就是罗隆基来的稿件，徐铸成也不一定刊登。对浦熙修、罗隆基两人的关系有些隐隐担心的他，或许总会不自禁地找个什么地方发泄一下；或许，真是稿子本身写得不合报纸要求，他曾退过他两次稿，有人劝道：退回给他不太妥吧，他可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别的报刊请他写他还不一定写……
徐铸成的回答是：我不管他是什么副主席，我只就稿子论稿子。
据说，罗隆基下起笔来，历来战无不胜，有时国务院的工作报告，周恩来也请他去润饰。抗美援朝中的“保家卫国”一词，便是在罗隆基起草的各民主党派的宣言中首次出现，毛泽东大加赞赏，因而一时间成了举国上下的口号。大约罗隆基也只有在徐铸成这里被挫了刀锋，为此，一次在民盟中央开会时，他悻悻然地说：《文汇报》还说是什么知识分子的报纸，竟连我的稿子也不登……
似乎是在考验他的神经是铁做的还是肉做的，7月上旬的一天，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特地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看他，又告诉他：
“毛主席十分关心你，毛主席昨天接见赵超构同志，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别提到你，说：‘徐铸成同志的包袱比你重，但无论怎么样的包袱，丢了就好了。’所以特别叫我来传达他的意见。”
毛泽东的声音，多半使徐铸成处于一种复杂莫名的心境之中：
在他众多的朋友和同事像熟了的稻子一样，被“阳谋”的一牙牙刀刃带着滚滚的流火之风，给不容置疑地无情地割倒之后，对毛泽东于自己的高抬贵手，他很难不感激涕零；
可同时，4个月前，毛泽东在丰泽园对《文汇报》的赞美之词还言犹在耳，自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结束以后的这一段，自己在报社又并未主事，他又实在不明白自己的包袱从何而来。
然而，和当时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不敢说毛主席的思维混乱，他只有拧麻花般扭曲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历史，哪怕拧下来的错误，自己听了也一定觉得虚伪。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似理性又似非理性的扭力，俨然像雷锋做好事无须人看见，在个人独处时，它一样扭曲不误……
在7月2日的日记里，徐铸成写道：这几天的教育对我特别深刻。从来京后，反右斗争步步深入，无论什么场合都是反右斗争的战场。三星期来，我的体会一天比一天深刻，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一天比一天提高。初来京时，还没有认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经过斗争检查分析，才开始认识了。满头大汗，人像掉进水里一样，不知怎样才能安排自己，党对我还是采取帮助和保护的态度。当时，正在《北京日报》礼堂举行全国记协反右斗争大会，每天开一次会，主要是批斗我和浦熙修同志。提法是：批判浦熙修的反党罪行，对我则为：批判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显然有区别，大概我这是被放在火烧阶段，而浦熙修则早以列入打倒对象了……（《“阳谋”亲历记》）尽管，上层都有人打了招呼，但为徐铸成打的，显然比为上官云珠、韦君宜打的马虎。
尽管，都是毛泽东发了话，可徐铸成没有荣毅仁的幸运。
我想，对此起码有这样一种解释：
犹如1957年的那口油锅下，并不只是他老人家一根柴，即便放在4个月之前，也并不是中央高层所有的领导者，都对复刊的《文汇报》叫好，油锅依然对他照炸不误。好似言情小说的一波三迭，最终，他还是被划为了右派……
五花八门的右派分子，给我们勾画了一场光怪陆离的运动。
对于这场以最优秀的人种及其赤诚的热情，在中国的政治敌人标本里，又制造了一个最新品种的运动；
对于这个像猫捉弄老鼠一样捉弄着知识分子，却浑然不觉自己终将受到历史报应和人类文明嘲讽的国家；
对于不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告别了安宁与创造、理想与事业、良知与良心，也是刚刚能吃上一口饱饭的中国从此将告别稳定和发展的1957年……
我们在不胜扼腕、不胜唏嘘之外，还将有着怎么样的思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