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倘若突然讲起民主来
从反右运动的锋芒直指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让民主失色的运动。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民主这是一样火炬般亮丽、诱人，若把握不好又常常炙痛身心的东西。近八十年来，在街头、广场上，它作为一个政治的概念，多少热血青年迎着枪林弹雨，为它而声嘶力竭地呼喊；在一篇篇宏论大文里，它作为一个文化的概念，多少民族精英希冀以此如滔滔江水，一洗历史沉滞的血脉，现实褐色素纷起的脸庞……
热闹是热闹，时髦也时髦，风流云散之后，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现状呢？
在上世纪最威武雄壮、最大规模的一次较量里，如果说，有着八百万全副美式装备军队的国民党，是被仅有三百万小米加步枪的军队的共产党打败的；不如说，蒋家王朝首先是被民主打败的。从共产党扛着斧子，闯进国民党那貌似壮观、实际上强烈弥漫了腐败、专制气息的树林，并锲而不舍地发出斧劈之声：“反对独裁”、“实现民主”……那一天起，共产党就拥有了一个远比正面战场更为广阔、更让蒋介石先生淘尽了心力与体力的战场。
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的胜利。
犹如我们当今可以进口电脑、小汽车，可以进口保龄球、高尔夫球，却进口不了人的现代化一样；中国可以轻松地引进民主的口号，乃至民主的形式，比如现在农村村镇一级普遍实行“海选”，在部分城市的街区也由选民直选，但与此相比，要引进民主的真谛颇为艰难。
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政党的喜好使然，而是受几千年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制度所决定的一个民族的局限使然，也是闭关锁国的中国积弱积贫达数个世纪后的必然悲剧。如果，中国人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过程有一个长期的心理准备，也许，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便会省却许多麻烦……
毛泽东显然缺乏这样的认识。
建国后他未少奢谈民主，在举国一片宛如唱诗班对于上帝赞美的“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在中国人眼里，多半，也在他自己眼里，他是一位给六亿神州带来了和平与民主的贤明君主，尽管这一贤明君主的形象，对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嘲讽。在他的种种民主的作为里，重要的一条，便是他把本可以随着第二战场的终结而未尝不可以予以解散的十几个巴掌大的政党，也带进了新社会，并一并以民主党派概括之。
可在毛泽东的民主修养里，民主，不是社会进步的目标，而只是社会变革的手段，犹如他多次使用这一手段：
1957年，让知识分子从臃肿的冬衣里，伸出头来惊叹早春天气的“大鸣大放”、“整风运动”；
1966年，让一代青少年刚刚啄破鸡蛋壳，就冲上中国政治舞台、俨然天兵天将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民主党派，除去要求它们为中国的政治橱窗装饰民主的花篮外，仿佛并不乐意它们为这个国家再做太多的事情。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民主党派，显然也缺乏这样的认识。
他们还记得，在第二战场上共产党人与他们嘘寒问暖、相濡以沫、并肩冲锋的情景。他们真诚地相信毛泽东在第一届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关于民主的允诺，以及毛泽东在首次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上所摆出的民主的架式。除去在四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黄炎培外，在政务院下属的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其中正职有15个，他们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梁希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其实只有14个，如前所说，胡愈之为中共秘密党员。
民主党派，在同样真诚地拥护共产党对中国全方位领导的同时，它们中的许多人，又难脱过去在欧风美雨里耳熟能详的西方民主的巢臼：
他们以为民主得有形式，民主最高和最集中的形式，就是政党，如同无论是章伯钧，还是罗隆基，对待传言中的胡愈之等秘密中共党员总敬而远之，他们总想保持自己政党的某种独立性；
他们还以为民主要有力量，民主力量的主要表现，便是在执政党的声音之外，还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他们期待共产党，能像成熟的庄稼倾听金风、秋寒的江山倾听雁鸣一样，潜心地倾听他们的声音……
于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既是模糊不清的--
虽然，每个党派麻雀虽小，肝胆具全，上至中央委员会，下至基层支部，几近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虽然在各级人大、政协里都有每个党派的位置，在各级政府里也有每个党派的代表；但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却没有一部在国家政治生活里运作的必备法典--《政党法》。
与口头的允诺，或是朝令夕改的看法比起来，唯有一部法律，才能有效地保证每个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各自的职责、相互间的关系，并保证它们在尽职尽责之时，不会受到惩罚……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又是泾渭分明的--
犹如毛泽东异常警觉共产党内部的集团活动，并像在晴空下抛丢飞碟的少女那般潇洒、自如，动辄以“集团”的帽子，抛掷去自己昔日战友或同事的头上；他对于民主党派的管理，也是极其严格的。
从质量上讲，共产党内知识层并不富裕，尽管如此，还是将其中相当多智慧的大脑，放到了统战部门；从数量上说，前面已有涉及，在1953年，各民主党派加起来，总共不过6万人，但从中央开始，到省、地、市、县各级，作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干部，犹如一个浩瀚的大海，即使少于6万，没有一比一的比例，也该不会少于三比二。从人员编制、活动经费，到发展方向、工作部署，无一不得经过统战部安排或首肯。
也许，正是这视民主为目标与视民主为手段之间产生了某个误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他鼓动你说，像闪电鼓动风暴、风暴鼓动海鸥一样，鼓动你破门而出，去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你被他的真诚所感染，你以为可以说，其实，双方都未意识到，这是在玩火式的玩水。犹如原始森林里必然爬满藤萝野蔓一样，只要你涉及到了这些问题，你就很难不涉足体制那伟岸的“原始森林”，即便你小心翼翼似柳絮一样在那潮湿的地面上放下自己的足尖，可他对你的愤怒，还有因这体制已拥有太多既得利益的人们对他、更对你的愤怒，顷刻间，就会像水一样从复满古老青苔的地面上喷射出来……
也许，正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中这模糊性的一面，与泾渭分明的一面之间，蕴藏了某个陷阱--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他请你们挺起腰来，要你们打掉因渐感当瓷瓶、花篮而生的几分消极、几分委琐，你们被他的胸怀所感动，以为真可以挺起腰来，其实，双方都未意识到，这是在玩水式的玩火。阳光不折射在焦点上不会燃烧，监督不表现为力量便难成其为监督。当你们从有形无形的戒律中伸出自己的手脚，并渐渐地使他感觉到一股又一股的力量，而且，这股股的力量，都接近于最敏感的部位时，他根深蒂固的怀疑，由来已久的戒备，便似阳光走到了焦点上，陡然间烧起了一场熊熊大火，让你们如羊肉串一样在火上烤着，刚刚舒展不久的筋脉，立马又嘶嘶地收缩了回去，而他自己为着失言，为着原本就被人们明里暗里指责的轻信与轻率，也脸上感到一阵阵火辣辣的炙痛……
1957年，因急剧地在中国考验了民主的命运，而充分地展露了这个误区，清晰地呈现了这口陷阱。
毛泽东，似乎由此看到了，民主--不但有自己的传统，还有自己的惯性，这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很难嫁接在中国的枝头，长成一个符合自己口味的果子。
于是，走过了这个误区的他，不再抱有两年前在中共中央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认识：几年来，民主党派采取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参加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它们的领导和成员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确有很大进步，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已经跨进了一大步。如果说，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有一只脚进入了社会主义的门槛，那么，可以说民主党派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处于优势地位了。民主党派作为整体来看，已经选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它们将跟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了。
而是随即打下一根大棒，他的愤懑，几乎能让中国的民主党派，永远沦为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破落户子弟！
195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的社论，内称：“在整风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一大批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员和成员。由于他们的这种政治地位，并且，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富有政治经验的，这班人在全国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中扮演了骨干作用。他们在全国、在地方上，或者在一个方面、一个单位中，充当主帅和大小头目，筹划、发动、号召和组织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在一个时间内，右派路线在各民主党派内都有深刻的影响；一部分民主党派，就整体而不是就局部来说，右派路线曾占了上风。因此，在一个时间内，各民主党派有许多组织，都成了右派分子用来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合法工具。”
“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死心塌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论是有党派的和无党派的，都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现在看来，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不是死心塌地，而是三心两意……”
“就现状说，各民主党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只有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这一个改造之所以是根本的改造，因为是由资产阶级政党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质改造。”
中国的民主党派，大概由此发现，在掉进了那口陷阱之时，它们所有关于民主的期待也跌进去了，而这正是它们以后二十年内再也爬不出来的灵魂。
这期间，虽然它们的外壳尚在，人大、政协里，还能听见它们丝丝缕缕的呼吸，可这只不过是一个个没有思想也没有感觉的梦游患者……
1957年，注释了这样一个命题，1966年更证实了同一个命题--
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倘若突然讲起民主来，这多半只意味着接踵而至的，将是一场对于民主的灾难。
33一张万能的膏药
从反右运动的阵势，紧紧地包抄着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叫知识惊恐不安的运动。
在人类的历史上，知识是这样一种东西：
她是周口店北京猿人第一次打出火焰来的燧石。她是在牛顿的凝望里从枝头落地的那只苹果。她是马克思在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的一张桌子下，日久年深磨出的那双脚印。她是本世纪初美国莱特两兄弟驾驶的一架木制骨架、麻布蒙皮的双翼飞机，在2.5米左右的低空留空的那激动人心的12秒……
如果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实现了旧有的诱惑、又感觉到新的诱惑，并极力去再实现它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打碎了旧有的羁绊、又感觉到新的羁绊，并试图再打碎它的历史；那么，知识，正是这历史不断嬗变的最直接、最深刻的动力。
在知识新鲜而又温暖的子宫里，永远生长着思想与科学这一对孪生兄弟。
若失去思想，人的大脑，不称其为大脑，而只是一堆糊状的白色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若失去科学，人类社会不称其为社会，只是大自然中一个循序变化的生理过程。
为此，知识是崇高无上的。
知识化的程度，标识为一群人口的质量，一个民族的质量。要预测一个国家的前途，是如日升中天，还是如日下江河，只要看看这个国家的人们爱不爱看书、看些什么书，或者知识在与权力、金钱的排列中，列于什么位置，便一清二楚了……
知识，又是生性自由的。
她是夏季太平洋上的飓风，高山海峡隔不断它，意识形态的藩篱也隔不断它，只要有人群的地方，便有知识的闪耀和知识的汇涌。她还是无形又无价的私有财产，她一旦升华或爆炸起来，无论纽约，还是东京，任何一家牛气冲天的股票市场也为之逊色……
为此，知识又标识风险，常常意味着痛苦。
她总在流动之中，追求之中；而她的一个孩子--思想，又总让她处于观照之中，她的另一个孩子--科学，则总让她处于批判之中。而黑暗，因害怕光明总拒绝观照；愚昧，因害怕文明总拒绝批判。在这些地方，知识，常常是异端的别名，反动的化身，等待母子三人的不是沉重的荆冠，就是森严的法庭……
实际上，1957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二十多年后比起来，还远没有扬起加里略式的大脑，他们仍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不过不满于这“地球”不断发生冲撞激烈的“地壳运动”。他们更没有去做让中世纪教会害怕的“败坏作为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中国的历史、文化都在晓谕他们，眼前是一轮中国之巅上从未有过的辉煌日出，他们只是为自己不时被排斥在这朝阳的光环之外而感到委屈……
毛泽东却嗅出了浓厚的异端气息。
如果说，党内的不少人是从本能上排斥知识，那么，在整个大鸣大放的高潮里，他那冷峻的双眼，大抵却从理性上看到了这深藏在知识分子头脑里的私有财产，比起资本家压在箱底的金条、地主藏在墙缝里的帐本，对于中国的现实与未来，更具有不可估量的挑战性。
就这方面而言，毛泽东比起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党内的多数人来，绝对更有“知识”。
犹如薄情的男子写在流水上的誓言，他很快改变了1956年他曾经同意的周恩来对于知识分子的总体看法：“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他现在的分析是：“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10%的人，是不赞成或者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10%是多少呢？是6000万人。”
又分析道：“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大概有1200万人”，“现在知识分子有500万人，资本家有70万人，加在一起，约计600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3000万人。”（《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虽然，在前面的一段话里，他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加了一个限制词“一部分”，可联系起后面的话一想，我们便会发现，这限制词不过是个聋子的耳朵，老妪的胸罩：这前面的6000万人里，大概是包括了后面的3000万的，否则仅有中间的1200万人，前面的估计就远远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