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该是一场十分艰难、十分痛苦的谈话，其情状，几近要把情同手足的朋友推下云涌鹰盘的山涧峡谷。周恩来却表现有一种银针般的冷静，表面上似乎还带有几分轻松。他当然不是以别人的苦难取乐的张春桥、姚文元一类的小人，因此，眼前也就不是在一张洒满泪水的地毯上跳华尔兹，但他身上确有一种对功过、是非、曲直什么都清楚，可就是能闭上眼睛缄默其口、犹如坐禅入定般的境界……
次年的庐山会议上，有一段周恩来以为彭德怀的“错误”比自己前年的“反冒进”问题要轻，他曾找来后者“现身说法”--“主席讲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倔头犟脑的彭德怀，偏不肯“到此为止”，抗声道：“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何尝没有同感？但他永远不会像彭德怀那样“硬顶”、“抗上”，他只是绕山绕水地讲了钢、铁、煤、粮、基建等等方面的紧张形势，流露了“同感”之意。
彭德怀听到同情的声音，立刻叫起来：“这些情况你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恩来解释：“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彭德怀眯细两眼，盯住周恩来，终于从厚重的唇齿间，迸出几个字：“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他喘口气，意犹未尽，一字一板：“老奸巨滑”。
--(权延赤黄丽娜《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彭德怀这一字一板的四个字，未免太意气、太激烈，但是大约三年以前，在香港的一本《华人世界》刊物上，我读到了徐铸成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忘记了，里面写到的一件事情也令我至今未忘：
反右斗争初期，周恩来还召见过一次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龙云，要他承认和时任民革中央常委兼全国政协常委的陈枢铭，结成了一个“龙陈联盟”。如果他能答应下来，周恩来保证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变。
尽管自己已在报纸上的一片批判声中岌岌可危，却没有片刻的犹豫，龙云当时就拒绝了，他说：这真成了天大的笑话，国人众所周知，过去我是云南的土皇帝、土军阀，而陈枢铭做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过伪行政院院长，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将我们两个风马牛地捏在一块，这个事怎么能行呢？
军人出身、戎马半生的龙云，比不得多愁善感的章伯钧，只要他第一次不肯答应下来，那就永远不会答应，即便如浑身都是外交细胞的周恩来，也就只有徒劳而返；或许，这事终究让始作俑者觉得了某些荒唐，周恩来召见之后也就不见有新的动静……
徐铸成先生还在文章里提供了这段史实的出处：
他是听一位在国务院参事室任职的老人讲的，这位老人是龙云生前的好友，龙云在云南当土皇帝的时候，前者则在云南省参议会做事。我想，无论是徐铸成，还是那位老人，大约不会也风马牛地捏造出这一段情节来，他们直到行将就木前说出来，写出来，无非是要为历史保留一点真相……
显然，不经十分警惕党内党外有人结成联盟、可又偏偏嗜好在历次运动中炮制出种种“集团”来的毛泽东的授意，周恩来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动作的。
虽然都有违于良心，但将王造时的求援信束之于高阁，大概还可解释在一场中国政治地平线上汹涌而来的黑风恶浪中，周恩来能解救出几个人，几十个人，可他无法解救出更多的人；
与已陷入灾难的章乃器进行一次冷静得令人心悸的谈话，或许，在那份银针般的冷静中，也含有几分周恩来担心章乃器陷入更深重灾难的隐忧……
利诱龙云承认“龙陈联盟”一事就不同了，这是在炮制“章罗联盟”之后的又一桩大冤案，倘若此案真成立了，将导致在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民主党派苦难的祭坛上，放上更多无辜的苍生！
这是在无所制约地剪裁历史，当然能取轰动的政治效应于一时，但终究要被水落石出的历史，交付未来的人们给予政治的道德的评判！
依周恩来的干练与老道，依他眼睛里时常春泉般清纯泻出的人情味，依他连敌人也不得不推崇的现代学者的修养和风度，依他成为革命者后即便在他的呼吸里也可以感觉到的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他何以会在这一文化的载体--中国知识分子大劫大难、大冤大悲的1957里，若明若暗地闪过自己铁石般的面影，并为此要付出巨大的人格代价和情感代价？
195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地狱，对周恩来来说，它也绝非是天堂。1956年，曾让毛泽东的心揪得发紧，在当时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他不得不对在周恩来的羽翼下孵化出来的“反冒进”，保持了沉默。反右斗争的发动，给了毛泽东一个打破沉默的契机：
抹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泼冷水，这不正是右派分子的行径吗？而且，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知识分子，在和周恩来发出同一个声音，这后面深层次的底蕴，对于毛泽东那从飘拂而过的云雾中也能拧出一把水来的犀利目光，显然是不会漠然视之的……
在1957年9月21日至10月9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了异议，认为应该回到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小组讨论里，对此沸沸扬扬，不少人感到迷惘与震惊，毛泽东在闭幕式的讲话里仍断言：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还第一次表达了自己对1956年反冒进的强烈不满。在他眼里，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内称：1956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大跃进”口号的第一次提出。
毛泽东在关于这篇社论的一个批语中说：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
他的这一定性，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不仅周恩来，还有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其他参与反冒进的领导人，个个心惊肉跳，恍若几尾不小心游进了海水的淡水鱼……
1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去年一年，几亿人口进行了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到处发扬了积极性，任务提得更恰当。群众热情甚好，完全有把握十五年赶上英国。官风官气要打掉，最好根绝，像除四害一样。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在我们面前感到是平等的。劲可鼓，而不可泄。对事物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个办法不好……
可谓打虎震山，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将周恩来和右派分子们拴到一块说了。
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社论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称“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次日，该报又发表题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社论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那是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又重申：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一个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要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确定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口号，作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会议继续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将冒进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把反冒进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两年前赫鲁晓夫主旨为“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无异于送来了一面镜子，有人想把它挂在中国的墙上以正他的衣冠；在成都会议上，他自感水到渠成地摘去了这面镜子：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一种是不正确的。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对战争与对毛泽东同样有着极好悟性的林彪，适时地领会了他话里的潜台词，于是三个月后，多年抱病不出家门的林彪，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把整风运动坚持到底，不能虎头蛇尾。指示强调，在揭发批判主观主义的时候，应当着重揭发和批判在执行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倾向。
整风整到了这时，即使政治上再麻木的人，也能感觉到如今这“风向”扫到了哪里……
从1957年的9月到58年的4月，大半年的时间里，宛如一个卖羊肉串的新疆小贩，毛泽东十分娴熟地将周恩来架在一堆火上烤着、烫着--他当众斥责周恩来：“你说这是冒进主义……你把它叫做急躁，没有耐心，但长征就是这样，解放战争也是这样。我们横渡长江时，怕过蒋介石、怕过帝国主义吗？我们的口号是敢字当头！”
他当众奚落周恩来，他拿着柯庆施写的一篇豪言壮语似黄果树瀑布一样滚滚而下的文章《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指着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样鼓劲的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他在心理上似挤牙膏一样挤压着周恩来，后者为了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问题，找来自己的理论秘书范若愚，帮助自己写检查。他得知后，发话了：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怎样认识怎样写……
韩素音了解了周恩来当时的境况：
“他心情十分沉重，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两眼盯着天空。他也工作，但没有工作的时候，就这么在办公室里一动也不动地坐着”；
“……他的同事中，有些人已经抛弃了他，只有贺龙、陈毅除外。他夫人邓颖超和往常一样，充满着自我牺牲的精神，默默地支持他。2月，周将外交部的工作交给陈毅。陈毅不愿谴责周恩来。他说：‘我对外交工作一窍不通。’只要有问题，他就说：‘去找恩来同志’，然后，快步穿过中南海大院去见周。陈毅对周忠心耿耿，说话又谈笑风生，这给了心情不快的周恩来一点欢乐。贺龙的来访，也使他轻松一些，贺龙每次进周的房间，都不忘把烟灭掉……”
范若愚则回忆到：
“平时周总理反应敏捷，准确无误，起草指示都是自己动手，写好后差不多一个字都不用改，可现在连一句话都凑不起来！他讲一句，我写了下来。他沉默了一大会儿，接着再讲一句……陈云副总理从杭州打来电话，周总理听着，听着，然后放下话筒。神情有些恍惚，接着，又开始十分困难地口述起来，每说一句要停三、四分钟。这时已经很晚，都午夜时分了……”（以上均见《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自制能力极强的周恩来，也有得靠泪水渲泄胸中沛然感情的时候，给他身边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四次：
第一次是1942年在重庆，随他住了一段时间的父亲，因中风突然去世；第二次是46年4月8日，由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人乘坐的飞机由南京飞延安途中不幸遇难；第三次发生在同年10月，和时任民盟中央秘书长的梁漱溟先生的一次关于时局的谈话中。
这最后一次，便发生在1958年南宁会议之后--那天，我见总理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工作袖套，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那份检查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变化：两道浓眉毛庄严沉重地横直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眨，三秒钟一眨，始终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稿纸上无字胜有字，我从那目光的明灭闪烁中，读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惘；有愿望有不解有决心又有痛苦……
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决心了什么，右手的笔落到纸上。可是，笔尖触到纸上的刹那，又突然停止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又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玷污了的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蓦然，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
和前面三次不同的是，这次周恩来没有“泪飞顿作倾盆雨”，也没有哭声断石裂帛，撕人心肺。
宛如疲劳至极的金属构件，在隆隆地高速运转中默默地颤抖……
好似拥抱玫瑰却被它的锐刺给穿透胸脯的白鸽，在无言地抽泣……
莹莹泪影，欲卸难卸……
滔滔悲愤，欲吐难吐……
这是真正发自血管、堪称是透明的血的那种至情眼泪；
这是放在肚子里硌破肠胃、提上喉间又硌断舌头的那种至深痛苦。
犹如泪水成了鲜血的一部分，痛苦也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除非化为粉屑，金属构件惟有继续隆隆地高速运转；
除非戳穿心脏，白鸽惟有更紧、更有力地去拥抱玫瑰……
周恩来在一次次的会上会下作出检查，每检查一次，他大概都得觊觎一次毛泽东的脸色。
而毛泽东，已经不是1956年的毛泽东了：
1957年的10月，他去了一趟苏联。他以谈论莫斯科如画风景的口气，来谈论原子武器在全球的使用，使赫鲁晓夫对他的“好战性”不胜震惊。他对前者害怕西方又献媚于西方、企图与美国搞缓和以共同主宰世界的心态，也洞若观火。毛泽东决意加快中国自力更生的步伐，并以一种国际战略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怎样建设、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建设的问题。
一回到北京，毛泽东便和刘少奇共同制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并使之成为“大跃进”的指导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