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这份文件，至1958年1月，全国1100万党员中，就有150万干部从城市下到了农村、工厂等基层单位，在他们的精心指导下，几乎是眨眼之间，工农业等各个领域奇迹般的成就，破纪录的产量，像孩子们一口又一口吹出的肥皂泡，开始升起在中国的天空，令人眼花缭乱，更令人叹为观止……
正是这一“准备打仗”、而且“立足于早打、大打”的战略目光，还有身后的魔术箱里不断掏出来的五光十色的成就，使毛泽东打量起周恩来来，更多了几分怒气……
更重要的是，1956年，当在毛泽东眼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在充当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别动队的时候，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寄托了某种希望，支持了周恩来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努力。无论是周恩来，还是知识分子，大概原本只期待在新社会的床上被挤得快摔在地上的知识分子，能够稍稍向里翻个身，喘几口气，毛泽东却拖来一块“双百方针”的软垫子，鼓励他们在上面翻起了筋斗……
1957年，毛泽东亲自送上滩头阵地的先头部队，在进入阵地后却向他开了火，他愤怒，他沮丧，在多半有了一个遭知识分子欺骗了的感觉的同时，也多半隐隐生发出一个被周恩来利用了的感觉。而且，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众多的右派分子和周恩来持同一个腔调说话，更会加深他的这一感觉……
凭着毛泽东几十年来对周恩来的洞察，他不会视这是经周恩来导演的一出戏，他却会视这是展示周恩来社会基础的一出戏。若真是周恩来导演的，这事便简单了，诸葛亮斩马谡，还曾挥下几行热泪，可毛泽东将功高盖世的彭德怀逐出中国“共产主义”的山门，何曾有过几声唏嘘？
其社会基础自发性、必然性的表演，这事就不那么简单了，正像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所断言的那样，得归类于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谁都没有解决过的，他决心以自己终生的心智和斗志，在中国的大地上去解决的重大课题。
也许正鉴于此，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地将周恩来和右派分子们作了联系，他对周恩来说：
你知道吗，你只差五十步就成了右派了！
周恩来诚惶诚恐地做着检查，他不像陈云，“当毛泽东能支持周恩来和陈云的做法时，他们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当毛泽东不能容忍他们的做法时，周恩来总是作检查，而陈云准就‘生病’，或住院或休养，躲开了，他不肯作检查。等毛泽东发现大跃进搞不下去了，‘家贫念贤妻’时，陈云的病也就好了，又全力投入工作。当国民经济好转，毛泽东松口气说：‘看来问题没那么严重么’，又能搞运动了，陈云又生病躲开了……”（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
周恩来必须承担责任，毛泽东也非得要他承担责任。在书面检查里，他承认了--
“我没有摆脱封建、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
“反冒进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反冒进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史唯《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所有的亮色都逃匿了，周恩来想得昏天黑地，也写得昏天黑地。在他建国后的第一个政治暗夜里，他寡妇守节般地苦熬着心灵的暗夜……
当耗费十余天，几易其稿的检讨书，送去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并终于获得通过后，范若愚发现那逃匿的亮色还在，不过都散发在周恩来的头发间，仅仅半个月时间，他有了一缕缕迸生的银发……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曾向中央正式提出过辞职要求。
迄今为止，有关党史研究人员虽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记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纪要。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当时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1957年9月至1958年6月间的这一幕，正是历史对于“文化大革命”里的周恩来的一次命运预演，一回精神操练。
1957年的反右斗争，毛泽东的确是在党内和党外、高层和下层两个战场上，同时打了一场大仗：
两个战场的区别在于，一个战场上风云变色，明火执仗，另一个战场则云遮雾绕，兵不血刃。
两个战场的联系在于，以外压内，以下撼上。
由此，我们便能明白，周恩来何以会鼓动毛泽东在1957年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瓶子里放出来，又很快不得不随毛泽东将他们收回瓶子里……
38戒备他，又离不开他要了解周恩来所体现的文化形态，及这一形态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命运，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我们还得把目光更纵深地投入历史。
1943年，在被韩素音称作“史前穴居般的小城”--延安进行的整风运动里，已经弥漫出1957年那狂躁、幽暗的气息……
这年夏天，周恩来夫妇和他手下南方局的100多名工作人员，由重庆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周恩来立即成为大批判的目标”
有人批判他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和分裂活动”；有人批判他是一个“帮了教条主义大忙的……经验主义分子”，这里的“教条主义”者指的是王明。
更为严重的是，尽管周恩来1939年秋天因治疗手臂的伤，曾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指出，毛泽东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主权”，尽管“1935年他在遵义曾对王明、博古的路线投了反对票，支持了毛泽东”，可因为他“拒绝排斥这两个人及他们的同伴”，仍视他们为革命队伍内的同志，“周所做的一切都被歪曲成对毛怀有恶毒的目的。在这些骇人的控告中，周的一切行动都被认为是怀有恶意，而这种指控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据”……
四十多年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的一位看过这方面材料的成员，这样告诉韩素音：
“那时对周恩来的指控，和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听到的那些话是一模一样的糟，如果不是更糟的话……”
整风运动里，王明自然首当其冲，可一向拉大旗作虎皮的他，一旦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激越与苍凉之中对那面大旗不屑一顾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便没有了根基，虽仍披虎皮，却是一只一推就倒的纸老虎。
周恩来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在全党普遍存在的四对矛盾里--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根据地干部与白区干部、八路军干部与新四军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他与每对矛盾的后一方面，无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恍若绵密、博大的根系，使他挺立为中国革命史上一株顶云啸风的巨树。
也许，正因为他是巨树，他才和纸老虎的王明殊途同归，成了延安整风运动在上层遭受打击的两个主要目标，以致于有材料透露，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对整风运动的矛头直指周恩来与王明，提出强烈抗议……
在中下层遭受打击的，则是周恩来这株巨树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凡是在白区工作的干部，或是凡是由白区投奔来延安的知识分子，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而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恰恰长年在白区工作，大后方来的知识分子也多经南方局的介绍与帮助到的延安。
在审查--这一“逼、供、信”的代名词下，南方局遍体伤痕，损失惨重，许多人因为知识分子出身，被定为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其中著名的例子是陈慕华，当时她还很年轻，仅因为一个叔叔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将军，她被打成了特务……
对周恩来的批判持续了六周，他刚从悬崖边上抽回脚，便转过身来力图挽救自己正像雪崩一般垮下的干部队伍。他罕见地在毛泽东面前发了一顿火，陈毅也气得眼睛里堆满了红云，他们动感情地说：“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这样地对待我们的人！”（以上引言均见《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后代人都听过一支气势雄浑、并为之心潮激荡的歌子：“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却怎么也难想象，在“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去一年之后，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精神上仍有如此深重的创伤，人们像史前人一样，孤独地守着心灵的“穴居”，空气里似乎随处飘散有麻风病菌，互相不敢有一点粘连……
1944年2月，也是经南方局的安排到达延安的舒强，在近半个世纪后回忆道：到延安的第三天，周总理派车接我们到他家去，分配我们去鲁艺工作，并对我们说：“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们就来找我。”当时我对总理这句话并未理解，心里想：回到了“家”--党中央的怀抱里，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后来到了鲁艺，周围的同志对我都很冷淡，就连过去的老朋友也不多说话。我原以为老朋友们几年不见，现在终于在革命圣地团聚了，大家一定会热烈拥抱、欢呼、彻夜畅谈的，谁知老朋友看见我们，总是轻轻地点点头，便逃避似地走开了，连我的爱人说话，也是吞吞吐吐，对我也不热情……
我是从大后方去的，穿的是国民党发给八路军办事处的细布做的国民党军队的制服，而延安的同志们，穿的是自己纺线织成的粗布八路军制服，相比之下，我们的样子就更像国民党，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害怕接触我们，甚至用怀疑和蔑视的目光看我们……
--（舒强《怀念周总理》见《周恩来与艺术家们》）
在整风运动及其后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与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南方局成鲜明比照的是，由刘少奇负责的来自晋察冀等根据地、多由工农干部组成的北方局，几乎未损一根毫毛。
个子高大、相貌好似哲人般严肃的刘少奇，这时已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毛泽东的几篇文章一起，被列为广大党员在整风运动中的必读著作。在整风运动胜利结束的标志--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他热情洋溢的报告里，104处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宛如孔雀开屏，翎彩斑斓，他着力展示毛泽东对于正走向康庄大道的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并首创了“毛泽东思想”一词。北方局也鲲鹏展翅，扶摇直上，以建国后为例，由刘少奇控制的纵贯全国的党的系统里，在高中层拥有各级领导权的干部，大多来自北方局……
无独有偶，若对历史背景作一番深入了解，便会发现在1957年，在被整者与整人者之间，仍飘拂有北方局与南方局的影子。
这年的8月间，一天夜晚周恩来去首都的一家剧院看戏，他看见了坐在后几排的高集，便要陪同来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过去，请高集过来谈话。
周恩来问高集：
“高集啊，反右斗争两个月了，你们情况怎么样啊？”
高集毫无顾忌，脱口而出：
“总理，社会主义这一关很难过啊，我们怕是过不了了……”
“怎么呢？”
“以党员为例，在新闻界，当年在白区工作被国民党视为左派如子冈一类的记者，今天有70-80%被打成了右派；以朋友为例，在文化界，当年在国统区要求进步、靠拢我党的如吴祖光一类的朋友，今天有一半以上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周恩来何尝不清楚这些？
高集提到的这些人，不是当年的组织关系就在他手里，就是和他有着深厚或是比较深厚的情感。似乎这是一个他已有预感却未敢证实的问题，而一经旁人证实，他刚刚还宁静似秋空皓月的身躯，随着胸脯的几阵起伏，有了微微的颤抖，那陡然蹙紧的眉头和抿紧的嘴角，往里深埋的多半是一种刀尖划过般的骤痛，一种硫酸蚀骨般的悲哀……
这肯定又是一个周恩来不愿深谈的话题，沉默片刻后，他的喉结，好似在顽石的磨砥下艰难地抽动了一下：
“同志们……自己得努力，社会主义这个关……的确不好过。”
显然，周恩来这一深埋了骤痛与悲哀的感叹，对于反右运动里正忙于整人的原北方局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一定陌生得似火星上的语言……
再联系起使中国知识分子陷于灭顶之灾的“文化大革命”，及周恩来在这场“革命”里众所周知的境遇，我们便会察觉，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党内斗争历史中，除去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斗争对立面外，其实，还有周恩来。
两者不同的是，对前者的斗争，按官方的文本，更多地具有权力斗争或是路线斗争的内容，而对后者的斗争，依我看，更多地具有文化形态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与中国知识分子，是捆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是共用半个身子的连体婴儿。知识分子心惊肉跳了，周恩来的日子准不好过；
或者说，一旦周恩来的情感世界与人格世界发生了扭曲，知识分子也就一定扭曲成了一口政治油锅里的麻花……
毛泽东身上弥散出一股浓厚的农民文化形态，这是确定无疑的了。
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为着力解决的是农民问题，推动战争获胜的力量，又主要是穿了军装的农民，兼之毛本人在未夺取政权之前的清醒与稳妥，中国革命之舟，在他的把握下，一步步地驶向了胜利的彼岸。这时，农民的文化形态作为创造历史的主流形态，与其他非农民文化形态之间的抵牾，不但常常被掩盖了，而且有时，还不得不令知识分子们予以叹服。
建国以后，中国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农民问题，而主要是一个落后、保守的农业社会向一个现代、开放的工业社会过渡的问题。
创造历史不一定要有枪杆子，但一定得有笔杆子。可以保持战争年代狂飙突进的热情和气壮山河的牺牲精神，但更得树立循序渐进的科学规范和张扬在物质利益之上的生产力。这样，农民文化形态的局限性，乃至劣根性就逐渐暴露无遗了，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与它的矛盾冲突，也就日愈剧烈起来。
开国之初，毛泽东如泰山日出般的威望，到了1957年，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已跌落为过午的太阳，便是这一矛盾冲突必然折射的心理曲线……
尽管，建国后从来没有谁公开地打出文化批判的旗帜，似乎也没有谁真正注意到了在一个名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营垒里，除了权力斗争、路线斗争的蛛丝马迹、月晕础润，更有杂离斑驳的文化形态足印，如雨后原野上的负离子一样跃动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