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充分如绅士淑女品味名贵咖啡、古典歌剧一般品味着周围无处不弥漫的死神的气息，这种气息常常以人们的脸作为自己的通衢大道--“这时，人的模样很像植物害的一种‘萎蔫病’，即由于镰孢菌、轮枝孢菌和极毛杆菌等侵入植物的根和茎的维管束后，输导系统被病菌或病组织的产物阻塞或毒害而丧失正常功能，引起不能恢复的萎蔫现象。在人来说就是一种‘死相’。削瘦自不必说，还加上面部和全身皮肤发黑，失去光泽；头发枯焦，眼屎增多，但双眼却出奇地亮，发出一种‘贼光’，即一种贪婪的、闪烁不定的、怯弱而又狡猾的、软弱而又狠毒的光芒。不过没有一个人看了会害怕，因为彼此的眼光都差不了多少。”（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
张贤亮从农场政委的一次训示里，听到了毛泽东的一条最新指示：要计划用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杂以甘薯南瓜之类。
与清河农场一样，在他所在的农场，每天仅有几碗野菜汤份额的囚徒们，“活学活用”了这一指示。他发现第一个吃癞蛤蟆、第一个吃耗子、第一个吃蜥蜴、第一个吃在干枯的水坑里死了多日的小鱼、第一个吃据说是有毒的蘑菇的，并不是平日里月黑风高、打家劫舍的强盗流氓，全都是右派分子，与丛维熙不同的是，张贤亮以为在这方面，我们的知识分子，充分地表现了探索科学的勇气……
在法律上，劳动改造与劳动教养，本有着严格的界定。
可在中国，几十年里，法律似纨绔子弟嘴里的山盟海誓，谁去当真，谁便泡在了少女们痴情的泪水里。在它们的真实意味上，丛维熙与张贤亮倒是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条例规定，劳动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副。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号，我的代号是27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闭灯，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分的，一不强制你剃光头，二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钱，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和劳改划一个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叫我们‘劳改犯’或是‘二劳改’。”（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劳动教养’在那时据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种行政处罚形式。也就是说，政府没有把我们这些本来是敌人的人当敌人对待，而是非常宽大地将我们集中在农场里，让我们学会农业劳动技能，好重新做人。但这个农场却属于公安系统的劳改局领导，除了没有布设军队警卫，其他的一切仍按劳改的办法管理。看来我们似乎高于正式的劳改犯人，可是自我们知道了正式劳改犯人竟有许多待遇比我们还好些的时候，我们就不禁羡慕起正式的犯人来。
“首先，正式犯人都有一定的刑期，那是由法院判决的，即使他劳动不积极，只要不重新犯罪，刑期满了，也要将他释放。而‘劳动教养’却没有刑期，说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毕业’。名词很好听--‘毕业’，但是，天呀！怎么才算是‘改造好’呢？那只有呕心沥血去争取了。
其次，最现实的一点好处是，正式犯人有警卫看守，到了下班时间，警卫可不管你活儿干完了没有，是要收队回营的。犯人当然也乖乖跟着回去，所以，正式犯人基本上一天只劳动八小时；遇上刮大风沙、下大雾这样能见度低的天气，正式犯人还可以关在号子里不出工。‘劳动教养’，你就干去吧，田里的活儿什么时候干完你就什么时候回‘家’。1960年‘低标准瓜菜代’以前，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是正常的。1958年‘大跃进’，我们常常从能看得见手指时，干到看不见手指时，一天要干十八个小时。”（《烦恼就是智慧》）
除去下放、劳动教养的以外，还有少量的右派分子被正式逮捕、判刑，实施劳动改造--
1957年12月24日深夜，葛佩琦突然被警察从家中带走，收押进北京西安门附近的草岚子看守所，次年春节后，开始对他进行第一回合的审讯，这一白天黑夜连轴转的审讯，共进行了36次。再黑色的幽默，也难以“幽默”出这样的问答：
“1938年你在河南商丘组织了游击队，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打日本鬼子。”
“国民党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你百里挑一，独独会想起抗日？”
“你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少将督察期间，有哪些罪恶？”
“我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地下组织派遣我去的，我收集了大量的重要军事情报，交给党组织……”
“混蛋，你是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少将，怎么会是共产党员呢？你这是在公开污蔑共产党！我警告你，这里是审讯室，不是你可以胡说八道的鸣放会议室，你若再不老实，就得罪上加罪！”
显然，威风凛凛坐在葛佩琦对面的审讯员，不会比牛高出太多的智商。如果说，审讯室颇有点像古罗马的斗兽场的话，那么“斗牛”们无须懂得任何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只需凭着疾利的权力之角，还有眼里炭焰般迸射的阶级仇恨，便能雄赳赳地上阵，并腾挪出自己的胜利。
葛佩琦担心，这胜利须以自己的生命作代价，从对方口口声声“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鲜血”的指控里，他感觉对方即使未把自己当成戴笠、毛人凤一类令人寒毛陡耸的人物，也视自己经常和他们通通热线电话，而他还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他并不畏惧死，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的日子，他没少握过死神的那对冰凉之爪。他只是惧怕随着生命的结束，再不会有公正与公平的星光降临，他的灵魂，将永处于万劫不复的黑暗之中……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葛佩琦在审讯中不再坚持自己曾是个共产党员。可在同年秋天开始的第二回合审讯中，审讯员们像是服用了刚从瑞典进口的“脑活素”，终于想起了他曾是个共产党员，于是，审讯便有了一个新的角度：即他是出卖了共产党的哪些利益，才换来了国民党方面的高官厚禄？
他一遍又一遍的回答，哪怕是一堵墙也该听进去了：
“我从来没有出卖共产党的利益，相反，我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为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抗战胜利后，由党中央社会部西安地下情报组派到东北作地下工作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光在我这个情报小组，就有四位同志；当上国民党少将并以这个身分作掩护的，也不止我一个人，我的单线领导人李年，也是一位国民党少将……”
中国人办事，有时不要说外国人不好理解，就是国人自己见了，也不知道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就说眼前的这桩案子吧，要说办案人员作风严谨、踏实，可这些问题，打解放后葛佩琦便申诉过多遍，虽然尚未获人民大学党委认可，但已经华北局函调证实。而且，除李年被敌人逮捕押往南京后下落不明外，当年和他在东北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也还健在。他们只需花上几天，出上一趟短差，就能了结这个冤冤枉枉的案子；
要说办案人员作风粗疏、浮躁，继第一回合的审讯共进行36次外，第二回合的审讯，又走马灯似地转了30次，前后持续了一年。眼下这个时代，正庄严而认真地说着一个伟大的谎话，他们也是庄严而认真地讯问，庄严而认真地记录，庄严而认真地在精神上折磨一个有着非凡卓绝的革命经历的人的同时，也庄严而认真地将自己的光阴拧成满地哗哗流淌的自来水……
1959年2月下旬，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起诉书认定葛佩琦是“历史反革命”外，还指控他是“现行反革命”--“借党整风之机，恶毒攻击和污蔑党的各项政策和历次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证据均引自57年的大小报刊上对他的批判、揭发之词。
4月，他由草岚子看守所被移送北京市看守所，这里关的大多数是判了重刑的犯人。
6月2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内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判决葛佩琦为反革命罪，处以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人获罪，殃及满门。
7月下旬，在葛佩琦被逮捕20个月之后，他第一次见到了亲人。来的不是妻子朱秀玲，同是人民大学教师、而且在1956年人民大学教授还屈指可点时就被评上了副教授的妻子，不能来，多半也不敢来。
在报纸上公开批判丈夫的同时，她在月子里染上的风湿性心肌炎犯了，被送进医院抢救，从此病瘫在床，一倒就是六年。就近入托的小女儿，两年没回家了，再见到朱秀玲时，叫了声“阿姨”。她含泪问道：“你妈妈呢？”孩子回答：“在公园里！”
原来，当每个周六，看着其他小朋友总被爸爸、妈妈接回家，小女儿常常问阿姨：“我爸爸、妈妈怎么老不来啊？”
阿姨们总随口应道：“他们在公园里……”
小女儿“丢失”了爸爸、妈妈。朱秀玲丢失不了一个信念。早年也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并加入了青年团、而且姐姐弟弟均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她，在丈夫未判刑之前坚守着一个信念：党能在中国经天纬地，重整河山，怎会搞不清楚自己的一个儿子，身上究竟涌流的是鲜红的血液，还是乌贼似的浊液？
当法院的判决书送到她的病榻上，那信念，顷刻间被卷进了原子弹爆炸时的冲击波，而一种类似母鸡护雏的母亲本能，似骤然升起的蘑菇云，在她的脑海里经久不散：
无期！无期！她不及孟姜女，她哭不倒眼前这座不是砖石构筑却远比砖石坚硬的“长城”……
大女儿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大附中。高中三年，年年“三好”，并在全市中学生物理和数学竞赛中获奖，且高考成绩门门居九十分以上。结果却让母亲撕肝裂胆，叫女儿泪雨倾盆--不但她报考的北京大学拒绝了她，连一般的普通院校，也视她如不能接纳的麻风病人！想想不寒而栗啊，政审表中家庭成员这一栏里，只要有“关管杀”情况，那就永远得在精神荒寒笼罩下的“麻风病村”里呆着！下面，还有老三、老四、老五……
孩子！孩子！在一个总将“坏”出身在人们的额头上刻上一个无形的“红字”的国家，为了孩子，也为了父子之情、父女之情，孩子们必须放弃将终生囹圄之身的父亲！
来探监的是葛佩琦的二哥葛畔玉。
二哥自小就在家种地，为了资助弟弟在北平上学，从早到晚他像驴子一样干活，葛佩琦收到来自家里的每一个钱时，都能摸到有从二哥身上抖落的汗水的滚烫。当年，每当假期结束，也总是他用家里的一头小毛驴，驮着行李，送弟弟去离村60里外的兰村车站上火车……眼下虽刚近半百，可腰弯背屈，满脸沟壑，又是他不顾村干部的劝阻，一路颠簸赶到北京，将五个侄子、侄女全带上，来看望罹难的弟弟，其中，老三正患猩红热住院，直接由医院接来了这里。
葛佩琦万端思绪，心如刀铰，潸然下泪，泣不成声。
他为自己的不白之冤而哭，也为自己无缘以报二哥的手足之情而哭，他更为眼前走进高墙电网里茫然失措的五个孩子而哭，他不知孩子们将沦落成什么样的命运，他预感到，即便妻子有一副铁打的肩膀，也难支撑起这样一个永远没有了丈夫的家……
后来的结果正是这样，连料理自己生活都困难的朱秀玲，不得不忍痛让天赋极好的大女儿休学，在家照料。老二是唯一的儿子，说什么也要让他继续读书。老三送给了天津的亲友。老四送给姐姐当女儿。老五尚丫丫学步，最费气力，听说有一对中年夫妇膝下无子，想收养一个孩子，朱秀玲托人说项，想把老五送给他们。可对方一听说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孩子，仿佛将要送到家里来的是一颗小小的核弹头，甭说是白送，就是倒贴钱，他们也不肯要了！
此外，五个子女均改姓朱，延至1964年，朱秀玲正式和葛佩琦办了离婚手续……
1958年4月28日，孙大雨被上海市公安局拘留审查。
5月，复旦大学开除其公职。
6月2日，因诬陷罪正式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六年，遣送至江苏省大丰劳改农场服刑。
据说，在全国的高级民主人士中，招致如此待遇的，孙大雨是唯一的一个。
同年，谢蔚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抗战时期，尚是满腔热血的青年的他，在国民党军方主办的《扫荡日报》（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和平日报》）担任战地记者。他没少经历日寇的飞机轰炸、机枪扫射，不说是九死一生，也是朝不保夕，常常一篇稿子写完，便不知有无机缘发出下一篇战报……
1946年后，出于对国民党政权日愈专制、腐败的强烈不满，在南京他主动和中共代表团取得了联系，此后，国民党高层军事会议上的绝密情报，便有了意志和双翅似的，不时飞到梅园新村周恩来的案头。
最令蒋介石七窍生烟的是，他刚下达了对苏北解放区使用毒瓦斯弹的旨意，几乎一袋烟的工夫，周恩来便公开提出强烈抗议，并向来华调处的马歇尔将军递交了备忘录。与此同时，谢蔚明则如沐春风，待之以上宾，廖承志、王炳南、范长江、梅益都专门请他吃饭……
他不比葛佩琦，后者的单线领导人李年下落不明，而当年饭桌上向他杯盏相碰、慰勉有嘉的这些人还在，且都是京城里颇为显赫的人物，可他的下场，依然未脱出葛佩琦的翻版。
林希翎，谭天荣，对于这两个被官方舆论称之为“大学生右派里的急先锋人物”，据说毛泽东倒怀有几分恻隐之心，他亲自批示了两人的处分决定：“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
结果，许是因为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一番古道热肠，大包大揽，前者遭逮捕、判刑，后者遭劳动教养。当谭天荣还在北大荒战风斗雪时，林昭曾为他写了一支歌《你在哪里》，以寄托自己的怀念。据说，在谭天荣右派改正调入青岛大学任教后，他在自己一本出版的数学著作上，署上了“林昭”的名字。
在劳教生活的十一年里，当年北大校园里那个口若悬河、不修边幅的才子，对枯燥的数理逻辑，“非标准分析”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沉醉其中，闲云野鹤般地自得其乐；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林希翎，却还是一杆未退火的枪，一串不变味的朝天椒，在1980年6月她一口气写下的一封万言书里，她记下了1958年秋，她被关在草岚子看守所的一次半夜三更的审讯。
……北京市公安局的三位审讯员中，为首的一位是个老克格勃头子。他对我喝道：
“林希翎，你是共产党把你从小培养大的，你为什么要反党，老实交代一下你的反党动机。”
我听了后，不禁哈哈大笑地反问他：“真有意思，你问我为什么反党，我倒要问问你，既然你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从小培养大的，那我为什么会反党？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来回答，因为‘反党’的罪名是你们所编造和强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