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处女作，一篇8000字左右的短篇小说《改选》，写的是一位诚恳地为工人服务、却不会拍领导马屁的基层工会主席老郝，领导想通过改选将他选掉，而换上一个拍马有术的年轻干部。在改选时，工人们却不顾领导意图，仍以多数票推选他当主席，他一阵激动，“两眼木呆呆地瞪着，发僵的嘴唇在流着口涎”，一会儿，“老郝死了……”
这年年底，李国文又得了个大胖小子。本来是三喜临门，可就因为“老郝死了”，他也“死”了，在既没有鸣放、也没有写大字报，乃至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构成右派言行的情况下，他被打成了右派，又一脚给踢到了太行山……
常干的重活是扛石头。石匠们在山上凿下一方方的石块，由力工们扛来崖边，沿山的坡势滚下来，下面的力工再一块块地扛走，装上公路边的汽车。扛的哪及滚的快，日积月累，待搬的石块堆过了崖边。这样，上面的力工就得分外注意，某一处的石块一不落实，踩在这石块上，就会跟着滚下去，摔个粉身碎骨……因为李国文是右派，自然抬杠得走在前面。工人们大都是从农村来的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一个个动作熟练，出现险情时后退也快，他们见他一副读书人的样子，反应迟缓，便常常叫他走在后面。
有一天，监督他劳动改造的干部到了工地，而且，虎视眈眈地走到了他身边，他不得不走去了前面，不知是此刻心情太紧张，还是活该有事，他走到了崖边，刚放下杠子，脚下的一块石头就松动了，他返身想跑，脚却软软的收不回来，一下随那块石头下去了。有十几层楼高的石山呀，刹那间，滚石如雷，滚石如涌，只要有一块石头砸了他，不是脑袋开花，就是身子成了柿饼。
山上、山下的工人都在心里念叨：“这下这大右派完了，非死不可！”不少人闭上了眼睛，不忍看这即将血肉横飞的场面。可苍天有眼，他磕磕碰碰地滚到了山下，除了腿上受了点伤，骨头都没折一处。他从阴阳界上爬出来，又踽踽地上山去干了……
收工后，李国文还得承担诸多的杂务：扫工棚，清厕所，夜里工地上有会，他得先摆好桌凳，把炉子生起来，会散了，又得将一切收拾干净。这还未了，因为生产条件落后，工地上常有事故发生，严重的还要死人。于是，收殓下葬这类活儿，也得由他和工地上另几个“坏人”一起包圆。有一段，李国文一拿起那杠子，脚就索索地打抖。他扪心自问：这冒风险的活儿，工地上总得有人干，同样是条生命，农民们能干，为什么我就不能干呢？这样想想，生死也就置之于度外。
那些杂务也曾使他觉得屈辱，他思来想去：死者们上有父母，有的还下有儿女，为了国家建设，远走家乡，抛尸深山，你应该对他们表现出敬意。这样一想，他在干丧活时，总把自己当作死者的亲人，衣服给穿得好一些，坑给挖得深一些……
真正使李国文感到不堪负荷的，是精神上所遭受的折磨，还有一种由此而带来的孤独感。
工地的食堂是个简易的大棚子，没有桌椅，工人们买了饭菜，便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蹲在地上吃，或是找来个柴兜、石块什么的垫坐。对他，竟特别地优待，在棚中间放了一张桌子，上面立着一块用刨光了的木板做的牌子，上书“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他就只能往这里坐下。
几百个人的目光一下压过来，其分量并不会亚于一块桌面大的石块，而且，耳边还不时响起一阵吆喝：“李国文，你今天干活偷了懒吗？”“你今天讲没讲反动言论？”他又得赶紧站起来挨训……
吃饭被隔离，上工受监视，写封家信还得检查，即使能回趟家也是痛苦的。出来时，别人有工作证，他没有，工地上便开个条子，上面写着：“兹有我队右派分子李国文由××地回北京探亲，期限由×月×日至×月×日。在京期间，请当地派出所加强监督，不许他乱说乱动！”回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派出所报到：
“我是右派分子李国文，现在回北京探亲……”
随后，毕恭毕敬交上条子，对方常常手都不伸出来接，仿佛条子上沾满了大肠杆菌，“你把条子搁这儿吧！”探亲假快完了，再去派出所，请他们在条子上盖个章，如果没有盖到，回工地可就完了，一连串的审问、批斗接踵而来……
复出以后，李国文有一次和秦兆阳聊天。他说：
“那时，人只有在火车上才是自由的，两头都不行。工地上将你当人下人，回到家，派出所知道你是右派，居委会的老太太们自然也就知道。唯独在火车上没有人知道，你尽可以装得一副不是右派的样子，坐在那里，和好人一起打打牌，聊聊天，享受列车员对人民群众的热情服务……”
对当时的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秦兆阳也“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也只有在广西到北京的火车上，才有个人模人样。”
在太行山时，李国文也动过死的念头。
那时，上下班都要经过一条羊肠小路，一边是青森森的陡壁，一边是深不可探的山谷。冬季，天黑得早，下得班来，工人们都不敢站着走，一个个弯下腰，手脚并用地爬下来。有几次，他真想眼睛一闭，身子一侧，就这么滚下去了事……可他终究没有被死神所诱惑，他丢不下双亲、儿子，还有深爱着的妻子。
抗美援朝时，刘士容也在他所在的那个部队文工团。也许，两人是在战火硝烟中结识的，婚后没多久，她便经受住了因他而引起的一场长达二十多年的厄运的打击。
好好一家人，拆成了三摊，丈夫一会儿太行山，一会儿东北大森林，一会儿湘黔交界地区，都是寄一封信得走十天、半个月的偏远地带；儿子送到上海的老家，自己在北京的中国铁路文工团工作。她的工资，加上丈夫的生活费，每月不过百把块钱，怎么经得住这三处拉扯？为了省钱，刘士容长年累月地吃挂面，吃咸菜。团里怕演员浮肿，一人发一点黑豆，她赶紧给丈夫邮去，一人一年里配给几听肉罐头，她也一定要丈夫带去工地。
精神上就更寂寞了，团里从外地演出归来休假，别的演员不是去父母家团聚，便是两口子领着孩子，有说有笑地去游北海、颐和园；只有她没地方去，也不想去，一个人关在房里，有时连着一个礼拜也不下楼……
比寂寞更痛苦的是，当一个右派的妻子政治上遭受的歧视，和一些人的白眼。可在给丈夫的信里，她从不提这些，一则怕国文知道了心里难受，二则也担心工地上检查。她总在信里写自己一切都好，叮嘱他千万保重身体，不要挂念自己。
李国文怎么会想象不到妻子的处境呢？他每年都力争回来过春节，一家人团聚了，那股高兴劲就别提了。到快接近归程了，到拖到不能再拖的日子了，每当万籁俱寂时，只要远处响起火车的汽笛声，正情意绵绵的妻子，顿时脸上色变，似乎这声音不是汽笛声，而是古代牢房里报更的梆子声，而躺在身边的丈夫也只待五更一到，就得被押上鹰旋鸦噪的法场……仅从她那半是哀怨、半是恐怖的神色里，李国文也能猜想到在平常，妻子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
“她苦苦地等你，坚贞地守着你，难道图的是有朝一日去工地上取回你的遗物，而后由守活寡变成一个真正的寡妇？”
除了以自己顽强地去承受痛苦与磨难，来换取她的有朝一日团聚的希望，你再也找不到其他办法，来报答妻子这颗冰清玉洁的心了，就为这，李国文也觉得自己该活下去！
从1958年春天起，相当多的右派分子，被成批遣送到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的农场监督劳动，或是劳动教养，其中名声远播的是靠近乌苏里江的北大荒、兴凯湖，天津以东靠着渤海的清河农场。仅国务院系统，和吴祖光一批发配去北大荒的就有500多人；而在清河农场，仅文艺界的名人就有古典文学教授文怀沙、美学家吕荧、作家孔厥、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叶盛长、赵慧娟……全农场约有右派分子200多人。
一边从事着最繁重、最粗砺、牛马有力也不堪其累的劳动--
伐木，烧炭，翻地，开渠……
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七、八个人一组，在荒原上拖着爬犁，上面是重达上万斤的粗大原木，横面上有着美丽的花纹，说是送去北京正建的人大会堂铺地板。
一株株上好的木头，送进一座座炭窑，未等熄火，右派们便得进去抢运木炭，一进窑门，一股窒人的炽热气体，陡然将人给包裹了，身体好点的，搬了木炭出来，抓起把雪擦擦脸，猛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又再进了窑里；身体差点的，一下就晕倒在地，众人赶忙抬出来实施人工呼吸，有的抢救了过来，有的就这么一脸烟垢炭屑地死去。
北大荒荒草遍野，用拖拉机翻出一块块足有水泥板重的土块，右派们将其荒草朝下、一块块地架起来，再点火烧草，以烟熏土，说这叫熏肥。结果，草烧着了，土块里含的冰也溶化了，水一串串地滴下来，火渐渐熄了，深藏在土块里的草根，仍损伤无几，来年春天，这些土块打碎了翻进地里，等于给草更大面积地播了种。号称北国粮仓的机械化农场，那几年却年年饥馑……
一边，生存在最卑贱、最低微、牛马有情也会怆然泪下的境地--
1959年已见端倪的一场饥荒，到了60年，更像北大荒冬日满天飞舞的大烟泡一样肆虐全国，装满右派分子的各个农场自然首当其冲。
超负荷的劳动，使得知识分子们在停滞脑细胞活动的同时，却有了超发达的胃囊，每月一个人有着一百多斤的粮食定量，农忙时节，即使是胃病患者，一顿也能吃下一斤玉米面馒头。
很快，定量似扔去了冰水里的温度计急遽下降，开始减为72斤、63斤，接着是48斤、36斤、27斤，有的农场甚至少到只有9斤，而且，这里所说的定量，都不是成品粮而是原粮，即连皮带壳一起算的。右派们能否真吃上这9斤原粮，还得打一个折扣，否则，农场的各级干部们，哪有气力来抓管理和对右派们的监督？否则，火头军们哪会像当今的歌星影星一样，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受人羡慕的职业？
在北大荒，兴凯湖，开始尚有稀饭喝，一天三餐再减为一天两餐，全是能掀得起浪来的玉米糊糊，吃热的，呼噜噜几口就下去了，于是吃冻的，烧好了在露天里冻得一块块的，给你一块，你得在嘴巴里嘎巴嘎巴地咬上一阵，似乎这才找到了吃饭的感觉。
后来，稀饭也难维持了，便去田野上梳篾一样、一脚压一脚地搜寻田鼠洞。这洞总有前门和后门，一挖进去可见一个又一个小仓，仓里放有一堆堆的豆子。挖洞时，伴随急切、兴奋而产生的一阵阵惊异，戴煌发现，田鼠显然有数学头脑：豆壳里有三个豆粒的，它们放一个仓里，豆壳里有两个豆粒的，它们放另一个仓里，而没有了豆壳只剩下豆粒的，它们又单独放成一个小堆……
再就是去采摘柞树叶子，将其烘干后粉碎成面状，用来做馒头吃。不吃，你饿不过，吃下去了，你拉大便不出，好容易拉出一点，倘若是在野外，说起来像是在讲笑话，吹来一阵风，这大便当即无影无踪，它干砺得似沙子，松散得也似沙子……
到了后来，人们吃起了草籽，出去干活时，每人拎一条口袋，收工时都得勒一些草籽回来，烘干后将其磨成粉熬汤喝。可荒原再大，草籽能有多少？靠近纸厂的分场，便吃起了纸浆，将其熬得烂烂的，每人分上个半碗、一碗……
清河农场虽地处关内，在最糟糕时，劳碌了一天的右派们，晚上还能领到两个鸭蛋般大小、由白薯面捏成的窝头，但境况同样惨不忍睹。
后来也被发配去了这个农场劳动教养的丛维熙，一走进这个农场所属的五八三分场，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衣衫褴褛的老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秸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里嚼。他们对这些新号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头也不抬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丛维熙《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在这个约有百人左右的五八三分场，因饥饿导致的浮肿患者，达到了二分之一。严重者一旦倒下便再也站不起来，轻微些的只能在炕上挪动，或者虽能勉强下炕，两腿已虚空得似两团发好的面粉，手指一按下去，就是一个洞儿。人人都关注着自个儿的生殖器，倘若它也肿得吓人，乃至周围皮肤破裂，流出了黄色的淋巴液，这给人繁衍生命的器官便发出了生命频临死亡的信号……
人们悠悠惚惚，走路轻飘飘的，说话轻飘飘的，丧失了思想，也失去了感觉，恍若是一群从昏暝中走来又向昏暝中走去的幽灵。唯有在发现任何可填充进空瘪的胃囊的东西时，那被肿成气球似的脸挤得一条缝的眼睛里，磷火般绿荧荧的亢奋一闪，才让你感觉到尚存有几丝生命的气息。
此外，你还真难分辨眼前发生的，究竟是在“人”还拖着条尾巴的远古，还是在人已经站起了数万年的当今：
两个新来的右派，在大田干活时偷摘了两根黄瓜，为了逃避检查，以带进监舍夜里用来充饥，两人相互帮忙，将黄瓜塞到各自的肛门里。一名工程师，在晚上集合站队时，捕捉扑向灯光的带翅蝼蛄，捉到一只便向嘴里塞一只，有滋有味地大嚼起来，如果不是腮边溢满带腥臭味的酱色汁液，真好像是在吃着美味的法国大菜……
曾经导演过影片《智取华山》的原北影导演巴鸿，在田地里经常抓蛇吃，剥掉蛇皮，找来几根柴火棍儿一烧，辘辘叫唤的肠胃等不得了，也怕管教干部突然出现，就这么半生半熟地吞咽进肚里。不是反右斗争，57年本走上工作岗位的北京农机学院毕业生陆丰年，有一天，将在野外抓到的一条蛇、一只青蛙、一只癞蛤蟆和一只老鼠，在一口残破的铝锅里一起煮来吃了，当时混了个肚子囫囵圆，可到了半夜，他开始上吐下泻，浑身抽风似地哆嗦，几个钟头过后，更是神智不清，满面钱纸似的蜡黄，亏得抢救及时，否则差一点丢了性命……“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是否具有延长生命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掉那层清高的外衣，露出原始的形态……”（《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二十多年后，和丛维熙一样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家、也以写大墙内生活为自己作品的重要特色的张贤亮，这时，则在西北的一个农场劳动教养。
他充分地享受着一种从屈原和荷马开始直到今天的中外文学作品从来没有深刻描写过的虚弱，一种地下哪怕只有一根稻草、而你想从它上面迈过去却抬不起腿来的虚弱；
他充分地保持着一种一天24小时时刻不能忘了自己必须呼吸的警惕，一种倘若片刻停止呼吸便会被同组人冷漠得似抬出隔夜的便桶一样给抬出监舍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