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斗争后不久，王贤才所在的医院，奉上级命令，连人带设备，全部搬到了呼和浩特市。
在塞外一个朔风呼啸、疏星几点的夜晚，王贤才夹着一大包东西，左顾右盼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又似幽灵一样，闪进了医院旁的荒郊地里，看这诡秘的模样，颇有几分像电影里的特务，转去荒山野地里给龟缩在那个孤岛上的主子发报。然而，他夹着的并不是电台，而是他译完不久的第9版《希氏内科学》，40万字的稿子，甸甸的，重似几块砖头……
希氏是美国的一位著名医学教育家、内科专家希塞尔的简称，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观点，即由于现代科学不断向纵深发展，分支科学好似人的神经系统越来越细密，过去那些同时精通好几门学科、而且在各个学科上都能达到世界水平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在二十世纪已成了明日黄花。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在今天已经是个人无法企及的一项集体工程。
希塞尔凭着他在医学界的崇高威望，组织了一百多位学识卓越的内科专家，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内科教学书，并由其本人担任主编，于1927年出版。为了适应现代医学的最新成果，以后每隔3-5年又改版一次。这部在希氏谢世之后仍被称之为《希氏内科学》的巨著，它的权威性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公认。当时除去苏联之外，包括旧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将其视为内科教学的“标准参考书”。
王贤才是在山东医学院读书时知道这部书的，等了半年，总算在校图书馆借出来了，有同学特意称了一下，重达11斤半。此后除去上课，他的身心几乎全淹没在这11斤半里。
这真是一个大海啊，蓝晶晶的海水，折射进水里的一片片金箔似的阳光，悠悠的海草，像古代的仕女们翩翩的水袖。身上印满各种规则的几何图案的鱼儿，或是在色彩绚丽的海螺间转着圈儿，仿佛春日的原野上一对对踏青的情侣们不忍离去；或是对着一颗巨大的乳白色珊瑚礁作沉思状，那鱼鳃里鼓出的串串气泡，缭绕了多少神秘的思绪……
王贤才深深地沉没于一种理论体系的美，如果一个理论体系，能够从容、细腻而又鲜明、深刻地阐述一种社会或自然的现象与规律，这个理论便一定会有着大海丰富的色彩美，大海流动的韵律美。
一个周末的夜晚，同寝室的同学有的去看电影了，有的去参加周末舞会，他一个人坐在窗前继续读着《希氏内科学》。眼睛有些累了，他抬起头来，看着天上那轮光华如银如练的月亮，这月色好似接通了的电源开关，陡然，他年轻的生命里感觉到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
自己必须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自己也一定能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
这事情便摆在他的面前：
我国的医务人员，只有少数人能够直接阅读英文原著，可能直接阅读的，也不一定能得到这部价格昂贵、进口有限的书。为了让更多的医务人员读到《希氏内科学》，他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决心要翻译出这部国际医学界的经典著作……
他擦完了第一根火柴，风吹灭了，擦第二根火柴，风又吹灭了，冥冥之中，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扯他的心机。他团起一只巴掌，心机终于溅出了一点抖抖的火苗，火苗一旦碰上了前面几页稿纸，就像浓妆的妓女发现了猎物，张开了阔大的猩红色的嘴巴，立马有了妖冶、放荡的腾腾笑影。
火焰里，他每天仅睡四、五个小时、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心血，一寸一寸地化为焦枯；
希塞尔，还有一百多位医学专家在千万病体上凝结成的智慧，也在异常凄婉地一阵搐动之后，化为了升腾的灰蝶，它们旋旋散散，好似一片不肯离去的冤魂……
并没有人要王贤才这样做，是他自己决定要这样做。
他不会没有隐痛，如同溃烂过后新肉芽的生长必然伴随阵阵隐痛，他以为唯有这样，他才能生长出新的世界观来，使自己早日摘掉帽子，重新做人。
在黑暗如锅的荒原上，他身子雕塑般一动也不动，只是一双手麻木、机械地将一页页的稿纸投入火焰中，远远看去，那在朔风里无限高昂的蓬蓬火焰，将他勾勒似荒原上一株被雷电击过的枯木……
大跃进，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奉献知识，而在于对非理性、非科学环境的认同--
如果你想发展自己，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已被眼下的“左而优则仕”所取代。左不能老停留在豪言壮语上、《红旗歌谣》上，那你便可以用你的灿若莲花之舌，呼风唤雨之笔，为其“左”出精当的理论和浩伟的系统来。
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们，继反右运动之后，又在大跃进的洪流中，得到了进一步地锻炼、成长。其中著名的，如张春桥，忙着鼓噪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闸门，去关死中国凝滞的经济生活中最后的几缕商品市场的活水；陈伯达则连续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影响广泛的长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将一个早就枯死在人类历史后院里的乌托邦神话，涂抹成一个新鲜得像是毛泽东刚从黎明的果园里采撷来的中国现实：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之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
如果你不想发展自己，而又想苟且偷安的话，那你就必须循规蹈矩，夹起尾巴做人。
前面提及的那位农场政委，作起报告来，不像一般的领导一样，开口便是革命领袖的谆谆教导，闭口就是让知识分子们听了如大出血一样害怕的阶级分析。他以农民朴素、生动的语言，讲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做人的道理：不听话的人就不是知识分子，不配当知识分子！你们看见那拖拉机没有？拖拉机是个铁疙瘩，铁疙瘩也听话呢！今天早上出工，一辆拖拉机爬在田头不动窝了，一股子工人在那里修理，它也不走。我叫他们闪开，我上去朝它踢两脚，工人一发动，它就响起来了。人嘛，不能像铁疙瘩，叫别人踢着走；要听话，自己走；不能像懒驴一样，打着不走，拉着倒退。（《烦恼就是智慧》）
自然，不会是所有的工农群众都作如是之想，即便在已被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的遭际里，我们仍可发现有不少的普通工农为蒙垢的知识垂叹，为蒙难的知识分子解忧，好似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里描写的那位女主人公“马缨花”一样，他们身上人性的美好，常常化为这阴暗的遭际里一泓澄明的春泉，几支飘逸的水仙……并或多或少地给了右派们在严酷中生存下去的勇气。
但无可置疑，这段话，却的确概括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自大跃进以降，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心理。
44吉尼斯世界纪录
排斥科学性与理性化的大跃进，必然要遭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
从1959年起，中国大陆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钢的日产量，这年的第四季度为5.38万吨，60年第一季度降为4.98万吨，此后直线下降。第二季度2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18种完不成生产计划，而低于第一季度的有11种，长时间工业冒进发展的势头，这时已是强弩之末了。
粮食形势更为严峻，全国粮、棉、油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到1961年，粮食产量比1959年还减少1000亿斤，油料作物的产量，则跌过了1949年。全国粮食短缺，大饥荒席卷城乡，连京、津、沪一类的大城市，局势都在动荡之中--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一个星期后，中共中央再次发出为这些地方调运粮食的紧急电报，这时北京的存粮仅够销售7天，天津10天，辽宁8至9天，而上海，已近吃完上顿再无下顿。
家家户户备缸置盆，以一家人的小便，养起了墨绿色的小球藻，据说这藻类营养无比丰富，报章上也层出不穷地推出如何煮饭的新招式，同量的米在不同的招式下，能煮出更多的饭来……但这些，都未能阻挡住像沙尘暴一样蔓延开来的浮肿病，在所有的城市里，它都暴升为各种疾病之冠。
在农村，后果更为惨烈，据中共河南信阳地委向中央的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所属的正阳县饿死8万多人，新蔡县饿死人近10万。在全国最早成立人民公社、也和徐水一样风光一时的岈山公社，死亡近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
在伦敦基尼斯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推出的最新版的《基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里，被列为世界上最大饥馑的纪录，发生在1959年至11961年的中国，仅华北地区，就有三千万人死亡。
而据某港刊称，1980年，中央高级党校29省市党委书记读书班成员共同估计，在这三年里，全国饿死的人数为五至六千万人。
自然，对于这来自西方和来自私下透露出来的估计，人们不可全信，对于这样一场远比八年抗战死去的人数还要多的饥馑，官方在近四十年后尚未拿出一个正式、公开的统计数字，不过，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最保守、最笨拙的办法来统计：
1959年，中国人口总数是6.72亿，60年为6.62亿人，减少了1000万人，61年又比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20%的人口净增长率计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的全国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61年的三年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了4000万人。
即使是在1993年，江西省的人口也不过3900万，这也就是说，高于一个省的人口的性命，被三年“大跃进”的滚滚洪流冲决而去了，虽不见炮火硝烟，血肉横飞，其惨烈状由此可见一斑：
同样是在江西省，1926年至27年间，该省的总人口是2600万，到1949年解放时，只有1300万，换言之，在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在国民党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就有五次之多，和“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的恐怖手段下，作为红色故土的江西，22年里所死难的人数，尚不及和平年代三年里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国内几本流行的毛泽东的传记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些事：
1959年底，几名休假探亲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一路上窝头已经捂馊，交到毛泽东手里时，他受到震动。他用颤抖的手掰开窝头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吃，这是农民的口粮，我们每个人都要吃……”
毛泽东拿了一个整窝头。咬第一口时，他眼圈红了，喉结上下抽动着，有些壅塞。咬第二口，泪花沾湿了睫毛。咬第三口，泪水已经哗哗地淌下来……
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
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块肉，常常是一盘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警卫员替他按摩时，他脚背踝部的肌肤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病在蓬蓬勃勃地折腾了多少寻常百姓家后，终于挤进了紫禁城。
周恩来不止一次来劝说：
“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
毛泽东神情黯然：
“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没有比这些事，更能表现一位领袖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了，尽管这人民在毛泽东的心头，多半只是遍野饿毙的农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只有农民陡折的命运，才会让他的心灵遭到如此剧烈的震撼；
但作为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在那捂馊了的糠菜窝头上，在自己7个月不见荤腥的餐桌上，毛泽东又在多大程度上品味出了大跃进的荒诞不经，并为自己这几年里几近儿戏般地领导这个东方古国而萌生起自愧自责呢？在上一年的庐山会议上，又如此说过：
“……说不紧张是假的。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又少了，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可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权延赤黄丽娜《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
似乎是他的头脑先稍稍冷静下来，就在他对河南范县那份“共产主义”畅想曲的规划称之为“一首诗”后不到十天，1959年11月2日至10日，他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会议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着手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错误。
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他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有些人总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这是错误的……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并称：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可能给予澄清。
明明是他头脑里“一大堆混乱思想”，明明是他首先恨不能中国一个早晨进入共产主义，明明是总在教诲他人的导师最有本钱去做一个小学生，得从中国经济的A、B、C学起。因此，毛泽东的这番“冷静”，在高层他的朋友那里，除了能得到私下的哂笑外，实在再得不到什么喝彩。接下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似乎徒然大气磅礴、浮想联翩一场，毛泽东又回到了1957年的某种尴尬和微妙之中，不过诚如1957年已展示的那样，他是不会习惯于某种尴尬和微妙的。
他像一只河鳗，极善于滑过尴尬和微妙的水面，去捕捉水草般悠然忽闪的机会，让自己重新变得进退自如，挥洒尽兴……
在1959年之夏的庐山，毛泽东捕捉到了这一个机会。
“夜来风雨声，云雾知多少”，仅仅为着彭德怀的一封面谈不成而不得不留下来的意见信，他的韬晦与义愤，便涌起了满山满谷的云雾，一下淹没去一个原本反“左”基调的会议，再耸出中国政治的地平线时，原本充满江南女子婀娜风韵的庐山，已变成一个横眉怒目、箭镞迸射的金刚，其“反右倾”鼻息之急促、浓烈，使之“在庐山的那几天，党的领导人之间哪怕一次偶然的碰见，只言片语都可能带来谣言、猜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