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的李锐，深感惊诧：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我的悲观情绪，田家英是觉察到了的，以致我常用的安眠药，后来都受到控制。（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毛泽东又一次汪洋恣肆了，他称彭德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历史上与我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我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你彭德怀走，实在不行我再上山打游击”……
他称张闻天陷入的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军事俱乐部”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闻天从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的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尽是假的”，而且是“旧病复发”，张应该像枚乘《七发》一文里所说的那样“涩然汗出，霍然病已”、“痛改”……
毛泽东又一次换上军事斗争的思维和术语，犹如豁然贯通的电路，其黯然的目光又灼灼逼人了：“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要在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现在党内外的右派在夹攻我们，在这个紧要关头，大家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要动摇”；
“庐山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终于得以扬眉吐气，他写了《关于诗的一封信》，信中说“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党内投机分子，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他说的两首诗是《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
前首诗里有“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这哪里有糠菜窝头被捂馊了的味道？
后首诗里有“跃上葱茏四百旋，遍地英雄下夕烟”，如此浩迈的境界，也非大半年里不知肉味的人所能企及……
如果，庐山会议不顿然转折反“左”的基调，折腾掉中国有限一点家当的“大跃进”，便得以及时刹车；如果，毛泽东能牺牲掉自己一时片刻午睡的清梦，平心静气地倾听彭老总那来自民间的如泣如诉的呼声，便不会有数千万之巨的中国人，倒毙在一首“共产主义”的畅想曲里，无声无息似被践踏的草芥，被冻死的蝼蚁……
当毛泽东的冷静与良知，远不及他的思维定势和斗争哲学孔武有力时，他的悲天悯人，便有了几分滑稽的意味。
谁若相信这冷静，并在他的良知前决意要兜底掏出自个的良知来，谁就要和彭德怀一样，落进这悲天悯人遮掩下的一口陷阱……
因为“军事俱乐部”的缘故，军队成了“反右倾”斗争的重灾区，庐山会议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军重点批判干部达847名，包括邓华上将、洪学智上将、万毅中将、钟伟少将等高级干部。
到11月底，全军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团以上干部195人，占12.5%；另有许多军官，因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意见，或表现不坚定，被指责为“中间派”，并列为“中右”、“二类”、“三类”，共15464人，加上前述1848人，总数达到了17212人！
在整个“反右倾”运动中，虽中共中央规定，重点批判的人数要控制在1%以下，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批判的重点对象，及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竟达到了365万人，而当时的全国党员总数为2600万人。
只是由于大跃进导致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饥馑和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的疯狂本身，才使得这部疯狂的战车一路松骨散架，倾覆于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扩大到地县的领导干部和大型工矿企业的厂长、经理，史称“七千人会议”。
会上会下压抑不住的失望与怨言，恍若火山喷吐出的滚滚岩浆，翻腾起一股对“大跃进”重新评价的浪潮。
在1959年全国人大第二届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已当选为共和国主席，这标志着五十年代初中期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问题在政治上受挫后，他开始了在中央权力复苏和扩张的过程。
在这个会上，刘少奇忙碌地将代表们的情绪采撷进自己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里，“报告中，刘批评了大跃进，他说：目前的局势非常严重，国民经济已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为彭德怀辩护说：在党的会议上说明事实，直陈己见不能算为反党……”（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在会议开了一多半的时候，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个人负责，个人怎么负责呢，是引咎辞职，还是诉之以刑律？个人，即便是一代伟人，又怎样负得起这一人类历史上特大“交通事故”之责？没有谁深究这些问题，在一种历来只需对上负责无需对布衣百姓负责的机制里，这些本来就不是问题。代表们深为伟大领袖的如砥坦荡所感动，在对中央和各部、省两级提出批评的同时，也纷纷作了自我批评。
最有资格批评毛泽东的周恩来，却没有参与对毛的批评，他反而说：“国务院工作的错误，应该由我来承担全部责任。”
只需看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1962年起的四年间，在全国共印行了3.15亿册，使同一时期毛泽东著作的发行数也显得逊色，而且各级党委要求干部们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必须学好刘主席的著作，便知道充满蔼然长者之风的画像常常相安无事并挂一起的两位主席，日后不会相安无事只是早晚的事。
即使是在眼下，周恩来也未少觉预兆：
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次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被毛泽东视为中共与苏共进行论战的一个重大战场。可作为会议的结果，是发表了一个内容冗长、言辞模棱两可的妥协性声明，而且，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刘少奇在会上的6次讲话中，只有一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事后，周恩来给了韩素音一份这个声明，要她不妨“研究研究，评论评论”，由周恩来这言简意骸的话里，韩素音显然觉得了毛泽东对于这份声明及参与炮制者刘少奇的极大不悦……
1961年以来，在1956年热闹了一阵子的杂文又突然热闹起来，在刘少奇、彭真等人控制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前线》等报刊上，推出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杂文栏目尤其引人注目。
周恩来不会没有感觉，这些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恍若漫步东篱却又深藏机锋的文字，其实，是在用中国现实的材料，去充实一篇安徒生垂之久远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周恩来尽量避免卷入这场日益尖锐的对峙中去。周跟毛、刘、邓小平等人比起来，更多的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官员。他懂得技术革命正在改变世界。计算机，太空探索，遗传生物工程学，正在世界上引起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场火山爆发般的灾难之间的年头里，周恩来以坚强的毅力，又一次维护了与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同上)
大抵这便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了，没有大跃进的倾覆于野，从反右斗争以来紧似鹅卵石堆砌的中国政治空间，便不会得以松动。周恩来没有利用乍起于青萍之末的毛刘之争，却敏捷地利用了这一政治空间松动，去为自己焦枯、龟裂好似一片赤地的文化形态，浇注了一道活水。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种冷冰冰的声音长期打磨下显得木僵的耳朵，犹如一片片柳芽向细雨里耸起来，又再度听到了一个被打落于1957年的声音。
“七千人大会”过后不到二个月，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
这本来是一个专业性很强、规格却不太高的会议，时间比金子还贵重的周恩来，用不着出席这个会议。在一种大约是迫不及待的心情的支配下，他出席了会议，并作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内称：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是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当中。建国12年来，我国知识界有了根本的改变和极大的进步。就一般范畴说，应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当中……
四天后，显然是在周恩来的授意下，副总理陈毅也去这个会上讲了话。一副儒将风度的陈毅，讲起话来既放言无忌，又风趣扑面，他当着台下的160多位代表鞠了一个躬后，说道：
“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次年8月3日，陈毅在和《中国文学》编辑部有关人员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了他在广州行“脱帽礼”时的思绪：北戴河会议之后，有人说我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错了，我不承认……我认为我是马列主义。在广州会议上讲话时，当时的空气是怎么样的？那时谁敢写文章？写就批评，扣帽子，这是干涉人家业务。一批行政人员、支部书记、副团长之流，干涉这样，干涉那样。现在我还是坚持广州会议上说的那些意见，把人整得那么苦，这样下去，哪个还跟我们共产党走？外交学院的学生早上读外文书，要盖上一本《毛选》。晚上读书，要偷偷摸摸点灯读，培养了五年的学生连普通会话都不会，这样下去要亡国的……
周恩来的讲话和陈毅的“脱帽礼”，博得了现场的一片掌声，却无力打捞起中国知识分子冰封的心河里那个1956年的春天。
历史尚未能赋予知识分子一副理性的目光，去看待毛泽东与周恩来、陈毅等人在文化形态上的差别，他们只是在感性上察觉两者确有不同，但后者又只能在前者的旗号下生存。
犹如“第三者”们只有在春节、圣诞节期间才得以休闲，节日一过，他们又得忙于和别人的丈夫、或者妻子去玩感情游戏；毛泽东在权力上的“休闲”，得以让周恩来等人表现自己主张的时机实在太少，而一旦他结束“休闲”回来玩政治游戏时，周恩来等人就得哑口无言。
为此，在反右斗争和“大跃进”里充分领略了毛泽东韬晦和魄力的众多知识分子们，宁可像虾米一样继续弯腰，也不愿站起来，以免在下一轮的游戏里，被切成薄薄的羊肉片，去滚烫的政治沸水里挨“涮”……
但周恩来的苦心孤诣，并非都成了扔进大海里的石头，起码让右派分子们五年来一个漫长如世界末日的等待，有了一个画上句号的可能。
45主席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1959年8月，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提出要给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掉帽子，予以宽大处理。
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内称：
“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10%左右为好。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期分批摘掉他们的帽子。”
与划右派时期各单位急如星火、挖空心思完成指标的情况相反，各地完成起这少得可怜的10%的摘帽指标，却前瞻后顾，蹒跚鸭步，三个多月过去，全国只摘掉18165人的右派帽子，占官方统计的右派总数的6.4%，即便到来年第一批摘帽工作完成，全国也只摘去了37506人的帽子，占官方统计总数的8.5%。
第二批摘帽工作，延至1961年底才进行，被摘去帽子的右派仍属少数。
只有在1962年里，在声望重新得到恢复的周恩来的大力干预下，与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人得到了甄别、平反的同时，第三批、第四批右派的摘帽工作，才得以接踵而至，并摘去了多数右派分子的帽子。
而且，在这一年里，中央统战部的一份《关于右派分子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里，进一步指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这一隐约含有反右运动扩大化了的意味、并且在16年后由胡耀邦手里才得以完成的方案，之所以能在1962年初步架构，除了长期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李维汉大约含有的几丝恻隐之心外，不能不主要得力于当时一个有了几分松动的政治空间……
“甄别”或者“摘帽”当然弄不到章伯钧、罗隆基头上来，但在这一年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日，统战部叫父亲去一趟。父亲进了小会议室，罗隆基已坐在那里。不一会儿，彭真板着脸来了，对章罗既不握手，也不问候。父亲心想：1956年他们曾一道出国访问苏联和东欧，彼此有说有笑。今日见面，如临敌匪。中共让一个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谈话，肯定有了什么严重情况。
彭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
父亲和罗隆基，互看了一眼，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彭真继而说：“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如果没有钱，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在国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来看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仍然欢迎。必要的话，还可以派人去接你们回来。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了。”
父亲回答：“我虽留学德国，三次暂居香港，到过十几个国家，但请转告毛主席，章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罗隆基说：“有机会我是想出去。不过，现在不想走，我还要看看。”
彭真起身，谈话结束。
--（《往事并不如烟》）
对于摘帽表现得无动于衷的，只是凤毛麟角，傅雷先生便是其中一个。
自划为右派后，他重新抱守书斋，犹如一个患了气喘病和肺气肿的老人害怕冬天一样，他害怕出门，他觉得外面是一个破碎支离、险象环生的世界，只有在翻译时与那些西方19世纪的文学大师们的对话中，才能搁置好自己一颗求真、求善、求美的心。
他在1960年8月5日给儿子傅聪的一封信里写道：
“不病不头痛的时候，本来就很少，只能抓紧时间做些工作；工作完了已精疲力竭，无力再做旁的事……我素来对生死看得极淡，只是鞠躬尽瘁，活一天多做一天工作。”
他不再相信一切文件和号召，也不参加任何学习或开会。1961年9月有关方面表示，只要他形式上参加一次会，就给他摘帽，连这他也拒绝了，其理由是我根本不是什么右派，不需要这个摘帽的形式。最后，由上海市政协一位负责人送“形式”上门，到他家里宣布了他的摘帽。
倘若彭文应先生不是撒手人寰，对于“摘帽”一说，也会嗤之以鼻。
他曾要求摘帽，就在1962年12月他因心包炎败血症去世之前，他还焚膏继晷、屡写屡改，在一封致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万言书里，用自己最后几缕摇曳的心焰，照亮了一个喋血的呼声：
“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