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作为一个忠诚、热情的共产主义者，刘少奇多半致死也弄不明白，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肌体上，何以射出如此冷辣的目光，最终长出如此残忍的利牙？
越是老知识分子，也越是较早地结束了自己的迷惑：
这场革命的主要目标，固然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政敌，但只要看看他在“反修防修”一类神圣的光环下，将权力斗争运作得极其残酷，政治上的失败者纷纷落到囚徒的境地：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张闻天、陶铸……哪一个不是死于非命？
便可知，这场由民粹主义实行总清算的革命，对于自己文化形态上的异己力量--知识分子，几乎除了“牛棚”与停尸房里的安静外，很难再划出一块安静的所在……
早在1966年3月，毛泽东便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是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同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胡志明时说：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
次年1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过的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首都各报纸于1月3日转载。文章除周扬外，还点名批判了夏衍、田汉、阳翰笙、林默涵、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何其芳、翦伯赞、于伶等人，并首次称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曹禺等人为“资产阶级权威”。
在审阅此稿时，毛泽东显然觉得即使有“金棍子”之称的姚文元，仍未表达出自己钩沉问题的老道与提升问题的魄力。好似又一次站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他的手在触及升启国旗的电开关的同时，也触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他多半以比秦皇汉武、成吉思汗更踌躇满志的心情，也更剑拔弩张的意志，加上了以下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老知识分子们的脖子上，日益冰凉地触到了这场大革命的意志之刃。
自然，右派分子们更是瓮中之鳖--
从1966年8月开始，章伯钧家经历着无日夜之分的抄家和洗劫。整座四合院被红卫兵、造反派占领，全家人被赶到靠大门口的传达室和警卫室住。已愈七十的章伯钧，隔三岔五被批斗，有的会是专斗他和罗隆基，有的是两人分开，各自陪斗其他人物。一天，下午一点多，他踽踽而归，他对女儿说：
“我满以为民盟今天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罗隆基）的情书，拿出来当众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
章伯钧又说：“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竟成了章史之间最后的会面。（《往事并不如烟》）
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冲进章乃器的住宅抄家，又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打得死去活来，不久后死去。他随后被押往吉祥戏院，这里正举行继昨日震惊中外的北京国子监武斗之后的又一次“打人集会”。
送来这里的“黑七类”分子大多是有来无回，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好似一滩滩破碎了的八月骄阳。章乃器虽凭着意志和气功功力硬挺着，可不久，也因遍体鳞伤而昏死过去。许是他命不当绝，恰在此时，有一位民警奉命前来同红卫兵交涉，说是此人若有个三长两短，不好向中央交代，好说歹说，总算把他要了出来，他成了从这家戏院里活着出来的几个幸存者之一。
一个蹬三轮的车夫拉上还有一口气的他，送到医院时，却遭到拒绝。醒过来的章乃器，挣扎着爬起来，在长凳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
信由民警送出去不久，他被推进了急救室。事后得知，周恩来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章乃器经医院急救后，被送回家中。可他的苦难还刚刚开了一个头：
“8月25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都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抽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气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了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章乃器《七十自述》）
随后，章乃器进行了8天的绝食。直到他终于获准迁出原来的住所，以摆脱这种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住进了东郊的一栋普通居民楼，才恢复进食。
他以修炼多年的气功治愈自身的创伤，“我这时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伤特重，看上去有个红色的外围带锯齿形的椭圆圈，经常在眼前闪现。可能是淤血所致，内伤也相当重，右胸、背、股、尾闾和膝部经常疼痛。但到第三天，我发现手上的乌紫退色了，右目已能见物，内伤疼痛也减轻。真是气到之处，效验如神。”（同上）
那些日子里，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要员及干部们，没有一个来看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常做些吃的，悄悄送到他家。
章乃器一生的最后十年，就是在这栋普通居民楼的斗室里渡过的。他在逆境里仍抱着“顽强地活着的积极愿望，我认为，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同上）
当健康完全恢复以后，他每天清晨到附近的日坛公园做气功，然后到菜市场买菜，回家后自己做饭烧菜。他的生活费在运动中被降到50元，这点钱要维持他和小儿子两个人的生活，自然很是拮据。他总能一分钱掰成几瓣花，时常买些价廉而又富有营养的“猪下水”，漂洗干净，做成酱肚、溜肥肠、心肺汤等各色菜肴下饭……
当儿子偶尔为生活的艰辛发出抱怨，父亲的回答常常是：
“现在的生活，比起四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失业时好多了……”
也像章乃器这样“淡泊以明志”的储安平，却没能像前者一样保住一条命。
他自从长城脚下的农场调回北京后，一直住在厂桥棉花胡同。每天除了读书写字，就是伺候院子里的那几只羊。直到“文革”爆发，“红色恐怖”席卷京城时，他在饱尝拳脚之后，又被责令当上了街道的清道夫。他心如止水地扫了两个来月的街，木然得几近过往的行人，不知他是路边的电线杆子，还是路边的电线杆子就是他。
在深秋的一天，他黯然的瞳仁里有了几丝生命的活光，突然扔下手里的一把大扫帚，跑了数十里到北京西郊青龙桥，跳河求死，不料水浅未遂，被红卫兵小将押回九三学社机关。
其时，已是深夜11点，院内临时工住的小南屋，暂借他栖身。重返阳世的第二天，他首先交上了“畏罪自杀”的检查，然后，向小将们提出“能不能不回家了，就住这儿？”并要求交几张银行存款单给组织上保管，但结果是“不行。”
他又黄鹤一去，这是9月里北京一个无边秋光的日子。
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安平之子储望华回忆道：
“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被‘红卫兵’第二次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满地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
到了9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哪里去？’‘你知不知到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往来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
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储望华《父亲，你在哪里》）
据说这个专案组足足存在了两年，北国江南，大河上下，乃至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河湖港汊，都尽力去找了一遍，仍未见他的蛛丝马迹……
两年后，调查组就此写了个报告。
康生阅毕后，极为不悦：
“储安平，一个大右派，就这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赶着要告诉章诒和一个消息：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吴祖光颇有些欣然地说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
当章诒和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时，李健生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关于储安平的去向，日后还有很多说法，“有的说跳河死了，在北京；有的说，跳海死了，在天津；还有说，是在青岛跳海。还有一种说法，是储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两年，还有人写文章说储没有死，而是出家做了和尚……”(谢泳《想起了储安平》)
1960年9月摘去帽子的王造时先生，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
次年在这妻逝子病、满目凄凉的晚景中，他身边出现了一双总漾着和熙暖意的明眸，一位37岁、名叫邓毓秀的女人，撑持住了这个快要散架的家。当它从每一个角落里萌生起的绿意，恍若长青藤渐渐爬满了王造时枯干的心壁时，“文革”咚咚地擂响了房门！
第一回上门来抄家的，是附近一个中学的红卫兵，大约是与大学比起来，中学里池浅王八少，溢不住孩子们的满腔激情，他们便更早地杀向了社会。王造时搞的是逻辑思维，能让孩子们一下想到国民党、蒋介石的东西没有，他们折腾了半天，悻悻然无所得而去。
再去抄家的是复旦大学的红卫兵，专业知识不学了，他们显然有充裕的时间，去训练自己能从字里行间搜索出国民党、蒋介石来的本领，他们把王造时的书籍、文稿、信件以及译书的底稿，一古脑儿席卷而去。不过，这一次王造时还没有受到肉体折磨，学生对老师还维持着最后一点礼貌。
如果说，前两次仅是一番蚊子的嗡嗡打扰，那么，这一次便是一群饿瘪了的蚊子，终于要嗜血了。十几天后的一个半夜，冲进来20多个红卫兵，先把王造时夫妇隔离开来，在扫荡了所有的房间之后，他们在客厅里摆开了自己的行李。次日，将邓毓秀赶出王宅，交她工作单位的造反派监督劳动。夫妻双方谁都没有料到，自昨日半夜把他们从床上叫起之刻，便是双方的永诀之时！
此后，把王造时关在自己家里的审讯和折磨，持续了一个月，被从床上叫起时他赤着一双脚，这一个月里，他便这样赤着脚地站在轮番的拷打中。对方似乎掌握了铁的证据--王造时同复旦大学另一名教授，组织了一个“第三党”，两人曾为将来谁当总理而争执不休……
11月21日，邓毓秀接到通知，说是让她回家。当她由本单位的造反派“陪”着回到家里，她只匆匆地看到丈夫一个背影，随后，便听见勒令他承认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叱喝声。当他连着三声傲然回答“没有”时，客厅的门被重重的撞开，窗户玻璃哗哗作响，公安人员出现了，咔嚓一声，将王造时反背铐住，装进了楼下停着的囚车。
这是王造时继“五四运动”中被北洋军阀两次逮捕、抗战初期作为“七君子”之一锒铛入狱后的第四次被捕。
他关在位于南市区车站路的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囚号是1416，从此无人审，无人问，无人理，一直是个未决犯。按照规定，未决犯的家属每月可以送一次东西，但不能接见。邓毓秀每次送东西时，能拿到一张丈夫亲笔签名的收据，从这签名里她知道丈夫还活着。
到了1971年春天，她发现收据上“王造时”三个字，歪歪扭扭，有气无力，像是丈夫的身体糟到了写字也困难的地步。下次再送东西，看守所不再收下，理由是“人不在，看病去了”。下个月，还是如此。她提出：“王先生年纪大了，既然有病，要不要人服伺，或者至少让我见一见？”
回答是：“还未到时候。到了时候，自然会作安排。”
这年8月5日，邓毓秀终于等到了通知，却不是可以接见的通知，而是丈夫已魂归道山的通知。
她和因乳腺癌刚作过手术的女儿王海容，哭成一对泪人似的，赶去了龙华火葬场。先生的遗体，四肢浮肿，嘴角渗血，在留下的遗物里，除了一条他补了又补的破床单，就是一只米黄色的旧搪瓷杯，临死前，他大口大口咯出的血，就吐在这杯子里，她们见到这杯子时，杯里还残存着血迹……
当时，作为家属，即便是一个反革命家属，母女俩也极想知道，王造时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在哪所医院治病，治疗过程怎样？还有已被关押近五年的他，问题究竟有没有结论？
有关方面的回答是：“要什么结论，反革命分子嘛，烧掉拉倒！”
次年秋风萧瑟、落英缤纷时节，浙江余姚的一座荒山上，陡地冒出了四冠新坟。
从墓碑上看，死者皆性王：王雄生，王钧陶，王钧枢，王海容。
自从王造时入狱，工资停发，哪有钱再支付两个儿子每月近百元的住院费，四十多岁的长子王钧陶和三十多岁的次子王钧枢，被赶出了精神病院，两兄弟都是武疯子，去了外面一定闯祸，白天要上班的邓毓秀，只好将他们绑在床上，关在家里。三个月里，两兄弟先后死去……
小女儿王海容是“小右派”，被红卫兵剃了个阴阳头后游街，精神上深受刺激，又因为父亲离去的巨大打击，终让癌情扩散为不治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