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右派碱水里泡过三遍
尽管“七千人大会”后七个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念起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紧箍咒，他箭矢般的目光，总隔三岔五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个部位打出一镞镞火星来；但大抵上说，1963年和1964年，中国的天空有了几分蔚蓝色。
这是在一次狂暴的激情与另一次狂暴的激情之中的一段相对平稳的“蓝色时期”。
像非洲莽原上那些大嚼活物与腐肉的野狮一样，自1957年始，在中国的大路小径，无处不乏极左政治和民粹主义的食物。它们的肌肉日益强健，它们的胃囊异常发达。所谓的“蓝色时期”，不过是它们边打着饱嗝，边以牙签剔牙的一次小憩，一旦小憩过后，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们将中国掀进更大范围的动乱与苦难之中……
这一次不叫“运动”，不叫“斗争”，而叫“文化大革命”。
这场似乎是由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学术到政治的争论引发开来的革命，迷惑住了相当多的“老革命”。
1966年2月，开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扩大会后不久，陆定一便去了春光初放的江南。经上海，到南昌，上井冈山，再经瓷都景德镇到了安徽。他勃勃兴致地参观了传说中李白去世的采石矶，又来到黄山脚下，打算登临四月里这座奔云泻雾的奇山……
他沉醉于一路的桃红柳绿，莺啭燕啼，也向一路迎来送往的各级官员们强调：要吸取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尤其被装进了套子的是刘少奇。
不过是两年前的事情--
1964年6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后者带上让她一时声名鹊起的《桃园经验》，赴全国十一个省市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7月中旬，他到了南京，《江渭清回忆录》中写到，从济南开始陪同的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特地先从合肥打来电话给江通气，要他“小心”、“注意”，这一路，刘少奇“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
在南京，长达两个下午的报告里，刘少奇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基层干部的多数，并指出近一年的城乡社教都没有搞好。
江渭清将魏文伯的招呼弃之于脑后，他当面告诉刘主席：不能这么讲，江苏省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江苏省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他又抬出了毛泽东来：
“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少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手里拿着一份江苏省委办公厅近日发出的要求各地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善始善终搞好社教运动的通知，当面诘问江：
“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
在这位“护法大师”面前，1957年里曾敢面顶“真神”的江渭清，终于手脚失措，坐卧不安。在小心翼翼送走刘主席以后，迅速布置传达刘的指示，并且自己亲自下乡蹲点。回了京城的刘少奇不甚放心，派出自己的老部下，时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率领工作组，来江苏检查和指导四清运动。
据时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回忆，“这个由北京派出的‘来头很大的工作组’，在淮阴搞‘四清’，拟意要把‘一个县委和该县所属几十个公社领导’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由此看来--……刘少奇在1964年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其言辞之左，与1947年刘少奇主持老区土改的过左政策如出一辙……刘少奇虽没有提出“走资派”的概念，但其左的精神与毛泽东并无二致。正是因为刘少奇的左调与毛的左调基本合拍，当时参加制订《二十三条》的各地负责人，对该文件中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无特别的感觉。(高华《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
于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直到1966年6月份，还以为这场革命又是一场“四清运动”，即城市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驾轻就熟，采取了农村里开展“四清运动”的办法，向首都各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而他的夫人王光美在清华园里已布好了网，除了右派“游鱼”蒯大富等人外，她或许觉得，打捞上来的，一定还有更肥硕的“桃园经验”……
这场革命初期时，也迷惑住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
它不但发动于像北京、上海这样国内最现代化的城市，而且，它的一幕幕云诡波谲的高潮，也在这些城市上演。越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越是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对它的反应也越是激烈。这不禁令人想起欧洲早期的革命运动，激进派以清教徒形式出现的狂热而又系统的政治运动，特别盛行于“无主的自由人”中，并不是穷苦人，而多半是商人和绅士……
美国两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马克·布莱奇和戈登·怀特，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解剖某科研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后发现：
在这个单位里三分之二出身于工农家庭的人，加入了保守派组织；三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或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组织。这个发现意味着，越是知识层次高、越是具有人文意识的人，越是萌生“造反”的倾向。
换言之，“文化大革命”前是一条极左路线不同程度的受害者们，在它的初期，反倒成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支持者！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自然，绝大多数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们不会轻举妄动。即使他们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土里，心里也惊恐不安：莫非眼下又是一次引蛇出洞？
似天兵天将，陡然间叱咤起中国政治风云的，是那些未能亲身经历反右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校园里被经卷般刻板的说教与繁重的功课压趴了身心的“老五届”、“老三届”们。
在当时清华园里没有卷入红卫兵运动的学生，尚不及千分之一。即便他们有父辈、兄辈已是痛失1957年“滑铁卢”的拿破仑，那份悔恨乃至恚怨，没少磨出他们耳朵里的老茧，可到了1966年10月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工作组一夜之间撤走了，原革委会、老红卫兵们挥舞的“血统论”大棒不灵了，人们自组各种兵团、战斗队的自由已成既定事实，甚至一个人也能拉起“战恶风”、“炮声隆”、乃至“一小撮”战斗队……
他们便再也按捺不住，破门而出了--
看着平反大会上一包包烧毁的“黑材料”，他们觉得自己身上也有某种扭曲了的东西，随着那腾空而起的火苗一下释放；
看到多年来颐指气使的领导干部，还有自视为天之骄子的干部子弟，一夜之间变得威风扫地，神情委琐，他们能感到自己的恶毒--好啊，你们也有今天！
不能有人的意义上的平等，那就让我们在非人的意义上平等，当你们在阶级斗争的铁拳下风声鹤唳时，你们也将尝到心惊肉跳、坐以待毙的滋味。而且还不能讲平等，因为我们在你们面前有着某种优越感，即一种阿Q式的--“造反派”的“狗崽子”面对“保守派”的“狗崽子”的优越感；
当听说刘少奇被拉下马了，当目睹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这场运动结束后常常自称的震惊之后的痛心，多的却是振奋之余的期待：
也许，这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将会得到彻底清算？
我们父辈、兄辈头上那顶虽经摘帽却总也摘不去的石磨般的帽子，有朝一日会纸片似地吹落？
马克思曾经说过，有着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们便甘于冒上断头台的风险。
他们，虽尚看不清楚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但眼前三倍的兴奋--能做个“人”的兴奋，能当一个“造反者”的兴奋，既能摆脱些什么、又能期待些什么的兴奋，就足以使他们磨灭去上一代知识分子的血泪经验，而投身于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风险了……
遑论他们，即便是一些右派分子也掉进了迷惑之中。
莫非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场革命似乎改变了历次运动的做法--它不整一般人，却整那些多年整人、在它的初期沿习惯思维仍想整人的人，这便像阴冷、灰沉沉的雨季里，西天上久违了的一束新鲜霞光，令人温暖，令人鼓舞。
右派中，少数十年苦雨里也未浇灭去血性的人，不再甘于羡慕这代知识分子碰到的“好时光”，竟也破门而出，不约而同地标榜自己是最早的“老造反派”，早在1957年就批判“苏修”，批评当地党组织的领导，或是怀疑过刘少奇。
1967年夏天前后，他们在全国各地相互串联，进行了有组织的翻案活动，其中闹得颇有影响的是湖南，在这个省，《万山红遍》、《赤遍全球》、《新湖南报》等小报，连连让右派出来陈冤情，倒苦水，并发表洋洋洒洒的长文《抨反右运动中的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虽然打的只能是死老虎，丝毫未敢触及正大气磅礴发动这场革命的那位始作俑者，可在中国勇敢地揭开了反右运动沉重帷幕的一角，第一次向世人透露了帷幕后那段历史的悲怆……
迄今为止，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文革”初期这一颇为混沌、复杂的社会现象，并不是毛泽东真变成了一个戴红帽子的圣诞老人，给知识分子送上了一份可人的礼物；也不是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倾向掉了颜色；
而是毛泽东在预感到自己驱动的这场革命的车轮，将会在刘少奇多年来苦心营造、对异己力量的反应异常灵敏党的庞大系统前，和在全国为数众多的被称之为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的“保守派”前遭到强大的阻力，他铤而走险打出的一张好牌。
说是好牌，因为这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人权问题。
十七年来在中国的每一次运动、或是斗争，无一不是将知识分子视作异己，并将其置身于非人状态。无疑，没有比反迫害和平反的口号，更能激荡起中国知识分子的热血。毛泽东恍若高超的气功大师，一下便让暖酥酥的气流贯穿去了最令知识分子浑身通窍的那个穴位……
他利用这张“人权”牌来排除阻力，“炮打司令部”；
知识分子则利用“炮打司令部”，来发泄多年来在极左政治形态下被缄默在心的强烈不满，并企图重新找回被这一形态打落掉的人格尊严及价值体系。
于是，如同土地改革需要贫雇农作主力，这场标之以“文化”的大革命才有了文化人作主力，亿万群众才得以真正发动起来……
说毛泽东铤而走险，是因为“左”历来都是中国政治的传动链条，他第一次采取“右”的策略，便解开了一块障眼布，给了知识分子们一个回眸这根传动链条的机会。
他们将会在不同程度上发现，它不过是由林林总总的社会和政治矛盾连缀而成。怀疑的种子一旦播下了，批判的果实便会不可遏止地生长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还是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乃至在今天，我们收获的“果实”里，仍然饱含“文革”沛然的水分……当时的毛泽东在玩这场大火时，必须得有极好的分寸，不烧到位，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会轰然倒塌；稍稍烧过头了，他本人也可能“纸船明烛照天烧”……
唯有在熟稔心理学方面，如同在运用政治策略方面同样杰出的毛泽东，才能想到打这张牌；
唯有一辈子追求雄奇险峻，在军事指挥上常常举重若轻、化险为夷的毛泽东，才敢于打这张牌。
1966年5月上旬，陆定一从安徽被紧急召回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该通知批判了原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给中央的“汇报提纲”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的左派，包庇资产阶级的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并“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也正是这次会议，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打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至此，由堂堂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即将沦为阶下囚的陆定一，方才醍醐灌顶：在毛泽东决意抱拥中国之山的奔云泻雾里，自己及自己所认同的学术批判的主张，不过软弱似他巨足下随时能踏碎的草叶上的露珠……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真心实意地作了检查，主动承担了运动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责任。毛泽东在这个检查上作了批示：少奇同志的态度是认真的，检查得很好，后半部分尤其好。
被林彪奉为“一句顶一万句”的伟大导师的话，放在刘少奇身上，好似作废了的粮票，过期了的布票。
次年，继王光美在清华园里被其实由她一手“捧”紫的蒯司令给斗得七晕八素后，刘少奇本人，又在中南海被几次批斗。这年8月5日，是夫妻诀别的日子，这天的批斗，刘少奇遭残酷殴打，鼻青了，脸肿了，鞋子也被如雨的飞脚给踢掉……当批斗者将夫妻俩紧握的手给掰开，要带他们去各自关押时，刘少奇从身上掏出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声抗议道：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中国的荒唐集中于这一刻--抗议来自中南海。
宪法保护不了中南海。
到1969年4月，留下他当个活靶子、以便党的九大上能同仇敌忾、群情激愤时，他已脱了人形：
身体瘦骨伶仃，头发和胡子又长又蓬，恍若一个鸡毛掸子。两手控制不住的颤抖，连根火柴也擦不着，双腿也渐渐失去机能，即便走不到10米长的路，都得扶着墙和桌椅，蹭上好长时间。他经常来不及上厕所，大小便拉在了身上，再加上整日卧床，全身长满褥疮，以致在由北京被押解去开封监狱时，没有谁愿动手，一条毯子一裹，就将这“鸡毛掸子”丢上了飞机。
几天后，这“鸡毛掸子”又变成了一个名字上写着“刘卫皇”的骨灰盒，盒上还注明：无职业，因严重传染病而死。
猫对于老鼠，并不一定要一下子将其置于死地，可以与其周旋，与其戏耍，将其叼到咀边时，仍可用温柔的鼻须与唇须去抚摩，让其以为这死到临头的灾难，只是一次愉悦的接吻……
在濒临死亡之际，与毛泽东相处了近半个世纪的刘少奇，不知是否醒悟，其实，在1964年，毛已经决意要搞掉他。这年年底，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找到被刘批评了的江渭清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参见《江渭清回忆录》)
次年夏，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将由他人取代的消息，已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流传。这年秋天，周恩来奉毛泽东命，去看望在家赋闲多年的王稼祥，言谈中，提到接班人将在林彪和邓小平两人中产生……(参见朱仲丽《内乱之中--王稼祥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