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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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章 欲说还休(1)

50农历戊午年末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那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擒。

新中国的历史,在这一天发生了深深的断裂。几乎所有的天怒和人怨,所有的思索和期待,都犹如滚滚翻腾的岩浆,要向这断层汹涌地压过来……

这有违了决策者华国锋的初衷,他只想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想动摇自己的地位。他只能继承一个时代,而无法开创一个时代。

他在断层上造楼,铺天盖地地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立马开始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工作……他在岩浆边制冰,而后,由汪东兴、吴德等人辛辛苦苦地向断层里投掷冰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的伟大工作。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7年2月7日社论《学习文件抓住纲》)

那时间,一曲陌生的《交城山》,在天南海北传唱开来:“交城的山啊交城的水,

交城的山水实在美。

大山里有支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位华政委……”

昔日的华政委,今天变成了“英明领袖”,高大的身材,穿上了一件合体的崭新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频频挥手致意,颇有将能率领中国人民开始新长征、胜利走向21世纪的抱负与气概。

在对这一断层,及由此引发的中国未来走势的认识与判断上,他的迟钝、木讷,大抵反映出他的水平,比起一支满山沟里钻的游击队政委的水平高不了多少……

矮个子的邓小平,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他一定看到了断层上的中国,在抛弃与选择之间徘徊,在撕裂与再造之间徘徊。

她因抛弃不了什么,也就选择不了什么而漫卷焦灼,因撕裂不去什么,也就再造不成什么而蓄满愤懑。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提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见中共中央1977年15号文件)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

当谈到“两个凡是”时,他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当谈到科技和教育问题时,他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论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是劳动,要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

9月17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中指出:

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的所谓“两个估计”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断层上的中国,给了邓小平之翼的第三次升空,一条最宽阔的跑道。

“文革”期间他蒙难于江西,在南昌望城岗步兵学校那个围有冬青的小院里,每逢晨昏,日复一日,他带着满腹心绪,踩在一条沙石发白的小道上。现在,在继对毛泽东的评价之后,他再从这心绪里抽出知识分子问题,大概不会是偶然的:

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里,没有哪个阶层,几十年来,比得上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更为动荡、更为凄婉的了;

在眼下中国方生与未死的关键时刻,也没有哪种力量,能像知识分子一样高扬起理性的飓风,去猛烈地荡涤这块土地上原始森林里落叶般厚重的宗教迷信、僵化保守……

同年12月10日,在中央党校担任校长的胡耀邦,正厉兵秣马组织队伍要在理论上冲击“两个凡是”的禁区时,又被任命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一走马上任,他就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

到任没几天,他又问中组部过去涉及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多少‘右派’呀?”

人们明白了,右派平反,大概是他首先要抓的几个工作之一了。

对冤案、冤狱,胡耀邦有着深切的感受。

一位五十年代在团中央工作,对胡耀邦的经历比较清楚的先生,这样说过--

“虽说他是红小鬼出身,但上过中学,参加革命时,就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就因为是小知识分子,加入红军不久,即成为肃反对象--AB团嫌疑分子,差点被枪毙。童工出身的冯文彬搭救了他,把他从福建、江西边境带到中央苏区共青团中央。团中央机关要把他送交保卫部,胡耀邦对团中央书记顾作霖说:你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刻钢板,扫地,就是不去保卫部!于是留下,刻了半年钢板,查清了无问题。”

戴煌先生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文里,也提到此事--

“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回忆‘AB团’往事时说:我那时还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实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时我比较胖,人们都叫我‘小胖子’,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现在也没有再胖起来……”

解放后,在长期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几乎每有大事小事,他都要考虑毛泽东在怎么想、怎样看,大抵先默想一番,再用手摸摸脑袋:“啊呀,不知主席的盘子怎样?”那一脸虔诚、认真的神情,让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至今还记忆犹新。1957年,团中央打的右派,比例在当时的中央各部委机关里算是高的……

可毛泽东“文革”的“盘子”一端出,他照旧成了“盘子”里被啃碎的骨头。75年好不容易复出,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椅子还没有坐热,又被打成科学院系统“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各个所里批斗,还拉去大连游斗,实在不堪忍受,便躲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病房里常常半卧半坐在沙发上,手边不离一本线装的全唐诗……

此时,他破门而出,以诗人般的正义感与热情,驱涌着一身的胆汁质,真刮起了翻案风。摆出来的那副架式不仅要推翻少数大案要案,或是已经“御笔钦点”的几件铁案,而且,要推翻解放以来所有政治运动中被错整过的如山似海的冤案。

他身体力行,每天要看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封申诉信,每天还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33封。

一位沉冤数十载的知识分子干部得了癌症,申诉信写完后由妻子交去了中组部,自己便悠哉悠哉写起了回忆录。朋友们替他着急:你应该多去催催呀!他却挺安心:我急有啥用,要急,耀邦会急。果不其然,在他辞世之前,接到了平反通知。

朋友们为之感叹,中央负责干部能得到党员群众如此的信任,在各自的记忆里,除去抗日初期投奔革命之外,后来再没有见过……

当时在京都,大门口排了长队的地方,不是紧俏商品摆上柜台的百货公司,哪一家在首轮放映外国影片的电影院,而是位于西单的中组部。满城注视着这里辉映星光的灯光,满城传说着“胡青天”匡正解难的故事。

在此期间,胡耀邦常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胡耀邦几乎开创了一个人的解放的新时代。他大气磅礴地将人的命运还给人自己,而这正是邓小平能将断层上的中国引向再生之途的基本条件。更为难得的是,胡耀邦的杰出还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

让很多人困惑不解的是:中共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但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与历代的农民运动一样,依然没有摆脱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毛泽东在建国前的困厄时期,对“左”倾路线和错误一直比较警惕,也比较注意与发挥知识分子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但自建国以后,他发动和部署的一桩桩运动与斗争,任意践踏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思想、学识和尊严,乃至生命。从后果来看,比王明、张国焘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胡耀邦则不同,虽然与烽火长征路上的许多先驱者一样,他也是因为那句怦然心动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而提着梭标大刀冲出了蓬屋柴门,但在这个很大程度上由农民习惯、农民心理组成的队伍里,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他绝对是个异数。尤其是在“文革”以后,他对历史的教训有过深沉的思考,与知识分子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交往。他不仅深知知识分子的苦难,也了解知识分子的心声。对此,冰心老人说过这样的话:“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实事!”

传说,在“文革”后期,当一位老知识分子坦率地问胡耀邦:“您能够举出一九四九年以后针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政治运动,有哪一次不需要平反改正的吗?”面对这一难题,胡耀邦理所当然地很难接受,他首先是惊愕,然后是愤怒,甚至自然而然地对提问者的动机产生怀疑;但经过一番理性的思考以后,又不得不接受,并冷静下来,代替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刻反省。所以,当他在中国失望的荒原上播种着希望的时候,首先向知识分子伸出了坦率、热诚的手……

--(白桦《怀念耀邦》)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为1957年而蒙难的知识分子们的命运,终于提上了最高决策层的议事日程。

1978年6月14日至22日,中央统战部协同中组部、中宣部、公安部、民政部等有关部门召开了烟台会议。草拟了一份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一风吹去所有右派的帽子,在某些人看来已是大大的善举了,可此时全国尚未摘去帽子的右派,只有10万余人,在这之前多数已摘帽子的人,脑袋上依然扣着一顶无形却结实的帽子“摘帽右派”。在寺庙的山门前吹吹打打,披红挂绿,嫁娶新人,即使再热闹红火,可这对只能在青衫黄卷里驻扎生命的和尚们,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我看到文件后感到不解决问题,因此,写信给胡耀邦同志,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并提到1962年中央统战部当时的意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这个意见,即反映在当年的一份《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里:“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了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李维汉不满,其实,胡耀邦更不满,他已经预料到了在拂荡有“两个凡是”的水草的一口圹里,钓起来的会是这样一条鱼。

中组部参加烟台会议的是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两人觉得必须向中央反映如是的处理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将信的副本给胡耀邦看了,胡当即表示完全赞成,并指示中组部政策研究室以中组部的名义,再写一个报告,请中央对此再作定夺。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错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近两个月后,“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

会上,争论很激烈,“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帐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了”。“杨士杰……也同样十分坦率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

最终,杨士杰的意见,获得了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胡耀邦知道后,“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以上引言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经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共同修改,《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于8月25日再度呈送中央。到底是这个文件的草案里,已经出现了“改正”一说,还是在中央批转下来后才出现的,我注意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可眼下我只能存疑。

在中国常常不见大路消息而只有小道消息的透露里,事情的经过,被说成是这样的:

当最高层讨论此事时,有一位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不同意给右派平反,往日里总显得神秘幽深的他,只有到了类似的场合才会给人一点谜底,他从塞满毛泽东“条子”的口袋里,仔细找出一张,放在大家面前说:某年某月某日,毛泽东在何地对何人说过,右派的问题不能平反。

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说道:我们不是给右派平反,只是给错划了的右派改正。

“改正”一词,由此滥觞。

据说,“改正”一说,还深得国务院一位负责人的垂青。务实的他,早在肚皮里算了一遍账,如果得给全国错划的右派分子补发工资,至少得四、五十亿元。一场浩劫下来,万般重创,百业待兴,国家难拿出这笔巨款。不叫平反而叫改正,便有了一个说词:你就不能像平反者一样享有经济上的赔偿……

9月17日,中共中央以(78)55号文件批转全国各地。

鉴于这是一份让右派分子们真正由鬼变成人的文件,一份决策者们力图按照自己的愿望给震惊中外的1957年作出历史交代的文件,我们同样得不惜篇幅,将其一字不删地留给历史--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8)55号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现发给你们,望贯彻执行。

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分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不要仅仅从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出发,要统筹安排,细致地做好工作,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

对于过去错划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错划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以改正。改正的标准,就是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希各级党委认真负责,切实地做好这项工作。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公社级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