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仁炳80岁的生日庆贺会上，没有谁提到他的改正一事；在眼下由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宗友恒作的悼词中，也没有一个字涉及到这个问题。悼词的结尾是这样的：……陈先生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作过不少有益于祖国、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我们今天悼念陈仁炳先生，要学习和发扬他爱祖国、向往真理、追求进步的优秀品质，齐心协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陈先生安息吧。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份充满中国特色的悼词。
大厅里，大概谁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谁都在安详地倾听这深藏历史破绽与历史无奈的悼词……
章伯钧、罗隆基也同样未获得改正。
仿佛要留他们下来给中国的右派做种，直到1978年55号文件下来，才决定给他们摘帽。
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里评论道：“在1978年的摘帽决定中，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精神，只因‘真理标准讨论’那时尚未真正渗进这一领域，故言语之间不免还有‘凡是’的味道--
‘章罗联盟’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疯狂进攻中是互相呼应的，都是企图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但没有发现二人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此时，罗隆基离开忽雷锋遍人间忽敌人满天下、忽剑拔弩张忽莺歌燕舞的世界，已有十三个春秋；章伯钧也于1969年作了古人。
摘帽决定无法抵达冥府，只有通知家属。前者身后无直系亲属，后者的夫人李健生及子女仍在。据说召见李健生时，原打算由当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亲自出面，后考虑再三，改为由一位过去与章家比较熟的副部长出来。谈话的宗旨当然是为了让家属接受这一结论。
最后，这位副部长一再向李健生说明：这都是历史上的事了，丝毫不影响到你和子女们的现在。你在政治上、生活上或是对子女工作的安排上，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组织上一定会去尽力解决……
李健生回答说：有您这样说就行了，我什么要求也不提。
即便她不提，该做的事情仍然做。
1982年深秋，被称之为“章伯钧同志”的骨灰，庄重地移葬去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可以顺便提及的是，在此之前的1981年，本存放在八宝山老君堂的浦熙修的骨灰，由全国政协买了个更好的骨灰盒，也安置去了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想想在此安息的“烈士”们，生前有多少人被推进革命、反革命的方阵，被贴上“左派”、“右派’的标签，一番番的冲锋搏杀后，现在，他们终于能在这四季葱郁的松林里共享太平同此凉热了……
李健生担任了丈夫创建的那个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席。
在她年事已高、足不出户之后，又将当年在《文汇报》上表态与父亲坚决划清界限的那个儿子，从外地调到北京，担任了这个党的副主席。
组织上真费心张罗。
罗隆基的骨灰在偌大一个中国一直找不到一块安放之处，先是暂存在火化场，以后，又在十年动乱里被冲得不知去向。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去不成了，却想到在他90岁冥寿时，即1986年10月24日，召开一个由民盟中央主办、专为缅怀他的隆重纪念会。
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在会上作了讲话：
“今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
阎明复详略得当、也感情相宜地历数了罗隆基的生平。最后，他说：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在这个会上，当年在民盟反右斗争最前线上如蛟龙得雨、鹰隼盘空的千家驹先生作了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古人云：“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其实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没有错，只是自己很多年后才认识到。为此，他一直感到愧疚……
历史多少还罗隆基以几分公正。
早年，对罗隆基没有什么好印象的袁冬林女士，在《怀念我娘浦熙修》一文中，也不禁写下了以下一段文字--我看了当时报纸上登载的纪念他的文章，才略知罗隆基先生的历史。他不为强权所屈服，只为真理折腰的骨气使我尊敬；他心无百忌、直言不讳、锋芒毕露的鲜明个性和才气，使我佩服。我在此文中略谈这些感受，安慰他的在天之灵……
在中央一级决定“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除章伯钧、罗隆基、陈仁炳外，还有1962年就去世了的彭文应，迄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
令人深长意味的是，当时这五人中，仅有一个活人。
据说，这五人是在一份二十七人的名单里筛选出来的。这二十七人均是上层民主人士里的右派。核实，推敲，征询，平衡。既要给历史一个说法，又要顾及现实的需要。既要盯住当事者，又要纵览当事者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既要少争议少震动少后遗症，却又不能推出不会说话的清一色亡灵……
这筛选过程，得迸射多少政治智慧，熬去多少良苦用心。
其指向似乎是必然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章罗两人，自然板上钉钉。
又确存在偶然的机缘：
如果拍板者对某人，也如传言所说，像对章乃器一样投上一点恻隐之心；如果胡耀邦没有为葛佩琦写一封信给中组部，或者，这封信不是写于1980年的春深似海，而是写于旋即辞去总书记的1986年那个多雪的冬天；如果是陈仁炳，而不是孙大雨，有一个胡乔木这样重金属族的学生……
那么，在这最后筛选出来的五人中，或许就有葛佩琦、孙大雨，而没有了陈仁炳……
含中央一级决定不予改正的五人，至全国右派改正工作全部结束，共有九十六人未获改正。
有人作过精确计算，这九十六人，即按官方的统计人数，占原戴帽者总数的0.00018，即万分之二都不到。
无论在中小学生笔下，还是在家庭主妇、统计学家眼里，大抵这小数点后面的第四位数，都是可以抹去的。然而，一个大气起来的年代，对此却表现得格外认真，或者说是分外吝啬。
不能不认真。否则，反右运动仍“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评价，将会被当成错页、倒页，毫不犹豫地从一部新中国的编年史上拿去；
否则，在历史的旷野上血污遍体、奔走呼号不止的1957年，因为没有了“反右运动没有错，向题是扩大化了”的一针镇静剂，永远不会缄然其口……
0.00018，这真是一个承载巨大的数字。
也是一个只能用在此处而不能移去彼处的数字。
因为它意味被称之为“扩大化”了的反右运动，一下扩大了五千余倍。“文革”里所定性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不至于扩大了五千倍吧？
倘若“文革”也照此办理，那么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今天的中国之船上，也依然是甲板上一片沉重而又无法解体的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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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民盟中央私下采访时，听说即便是改正后安排了显赫职务的当年一些“右派”的重要人物，对“反右扩大化”一说也持有歧见，他们曾当面对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委婉谈过：用“扩大化”三个字，来概括1957年这场风暴是远远不够的……
吴祖光先生则直言无忌。
1978年改正时，有一道看似形式却又是必要的手续，即右派们得先向组织上递交要求改正的申请。他所在的文化部几次催促他写好申请交来，他就是不想写，五内俱热，不吐不快：
明明是你自己搞错了，整了人家几十年，你全部改正不就完了，可还要说是“扩大化”，还得被整的人写申请，这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吗？
他的态度惊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文革”中因“四条汉子”的罪名也塌了一层皮的阳翰笙，他托人捎话给吴祖光，要后者无论如何来一趟。吴祖光去了，刚向翰老请过安，翰老便说了：
“祖光，你怎么总这样认死理呢？改正右派不是一风吹，最后还得留下一些，你这不写申请，组织上是否可以视你为自动留下？也许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可这会影响到凤霞和你的一对宝贝儿女……”
这一说，吴祖光心怵了，回到家赶紧写了申请。
一边，在解剖历史与现实时，必须有高度的理性和热情；
一边，愈是接近癌变部位，却手臂颤抖起来，心口也有点发虚。
在八十年代初期，不要说其他人，就是在极左政治下九死一生熬过来的近百万前右派分子们，除了多是关起门来的窃窃私议，不太可能整体性地站出来，公开指出那束当时令的“月季花”不过是塑料花，或者，在“银幕”上正走红的某“影星”的“乳房”是假的。
人们多半作如是之想：
比起1957年的政治暴力和1966年的暴力政治所具有的无孔不入、无处逃匿的特征来，现在已经是生活在天堂上了！虽然心绪上有些别别扭扭，担心这总体上留有尾巴的改正，日后可能会变成一场新的雷雨，但今非昔比了。昨日是无枉之灾，当今则是天空上不到正电云和负电云相撞，便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了也能找去哪片檐下躲避的雷雨……
或者，人们用一种善良而又智慧的沉默，表达了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
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地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禁，滥用刑律惩罚等等。“改正”反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的国家罪错这一概念，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理所当然的空白，更不会有任何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历次罪错承担半点责任。汉语词汇是模糊的，又是精确的，所谓“改正”，比起“平反”已经中气不足，调降N度，而其实“改正”亦不过是对“右派”们重新安排工作，补发工资，政治上恢复名誉而已。他们精神和肉体上饱受的巨大磨难摧残，家庭子女由此遭受的痛苦，却很难由此得到补偿。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现代法理随同现代文明还远没有成气候的国家，你不能因为给了你部分人道，而要求讨还全部人道；不能因为对方表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清醒，而要求对方从根本上清醒。
历史进步的火车头，得以时间作为执著的双轨，如同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变成两年后的伟大的“四五运动”，1958年的人民公社，变成1980年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
时间将梳理一切，时间将证明一切。
中国虽然在精神、物质上贫瘠的东西太多，在时间上却绝对富有。悠悠五千年都这么过来了，还用得着担心在未来的日子里，1957年，乃至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编年史，不会被再圈再点？
与身后的再圈再点比起来，人们自然更务实地关心他们本该得到却未能得到的经济赔偿。在我接触过的前右派分子里，在提到这事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表现得悻悻然--
杀人偿命，欠帐还钱，此乃天经地义。改正那会儿，国家千疮百孔，经济上欠帐太多。十年后国家总该有钱了，1988年以来，全国公款吃喝，年年要吃掉一百多亿元，加上进口小汽车，这就在一千多个亿人民币以上。按官方的算法，当年给全国右派补发工资，大约得四、五十亿元，就算物价指数十年间涨了十倍，这笔钱也不过四、五百亿元，远不及每年在衮衮诸公的腹部里、臀部下被消耗掉的……
倘若实在觉得要掏出这笔钱，无异于在身上割肉，就给我们一个说法也行，即告之于天下：
近百万前右派分子，将自己长达二十一年的苦难钱、血汗钱，全部捐献给了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这样，我们和儿女的脸上也有光彩……
--我记得，我的父亲就这样多次说过。
1993年，即便是持1957年是“娘错打了儿子”、改正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念及天下同道，也忧心忡忡地对我感叹：我的生活是可以了，可许多同志当年整得那么惨，清贫了几十年，眼下垂暮之年，又得应付物价这么个涨法，不补发他们的工资，真是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