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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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 欲说还休(4)

直到1981年秋天,尚挂名为国务院参事的李逸三,忍不住展开信纸,抖抖索索地,直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里他以在场者的身分,证明葛佩琦的发言在见报时,被明显地歪曲和篡改了。

不仅仅是一封证明信,纸上,还随处跳动着一位老战士对于一个正远去时代的大义之言。

我现在认为:57年的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

留这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

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保留万分之一左右的“右派”帽子,作用不大,意义不多;我建议来个一风吹,彻底翻……

悲愤之情慨然萦怀时,老人不禁写上:

“划葛佩琦右派,我是举过手的,我们做了多少祸国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无事!”

“我还建议,在查清制造这十八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十八天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这十八年冤狱的滋味!”

想想似有不妥,李逸三划去了前一句,改为“葛佩琦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

当这封信,经中央办公厅转到北京市委后,市委一位负责人,依然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再议议”。此公大抵从来不曾“问心有愧”,也多半视老人的建议,为孩童斗架式的洋洋意气而深觉可笑……

以后,调查人员又找到了57年时人大一个姓张的副校长,他也认为葛佩琦的右派一案,确系冤案,应予改正。

延至次年3月,人民大学党委才送来一份复查结论,其大意是:经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复查,现决定予以改正。恢复其政治名誉,从1978年10月起,恢复其原高教六级工资的待遇。

一个包子做得有模有样,皮子里却没有肉馅。这个复查结论,只表明对他1957年划为右派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并予以改正,可复查的结果如何,是否属于错划,对这一要害问题却回避了。似乎对方要在这一个已经沉冤二十多年的历史遗案里,再制造一个遗留的问题丢给后人……

葛佩琦拒绝接受这一结论,继续向有关方面申诉。

又是燕山山脉四载银装素裹,昆明湖畔双二桃红柳绿,1986年2月6日,不是人民大学,却是由北京市委办公厅,给他发了一份正式结论: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经调查属错划,现予以改正。

在这之前,1980年12月,他的“历史反革命”冤案得到了平反。83年5月,他的党籍业已恢复,党龄从1938年起连续计算。与他在中组部里第一次见到的那位郝局长的估计恰恰相反,在他提出的三个要求里,右派改正的要求实现起来最难、最难……

葛佩琦给胡耀邦写信的事,曾被当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详细报道,标题为“总书记批阅的第二千零一封人民来信”。李逸三的信,胡耀邦是否收到,并作出批示,虽不得而知,但有迹象表明,此信并未泥牛入海:距李老发信仅二十天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即对葛佩琦一案作了“再审判决”

1989年4月,胡耀邦遽然去世。在报上登出的亲赴胡家吊唁的满是冠盖交集的名单中,独有一个小人物,这便是被泪水糊满了眼睛,也糊住了一副一千六百度老花近视镜的葛佩琦。

三年多后,他本人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而离开了本打算复婚、且要纪念金婚的老伴。在他的追悼会上,来了不少名声赫赫的大人物,在爱国激情与青春热血交相辉映的“一二·九”运动中,他们都曾是葛佩琦的老同学、老战友:邓力群、朱穆之、吕东、袁宝华、韩天石、顾大椿、任继愈、唐敖庆……

日后,孙大雨也获得了改正。

无独有偶,在他头上的三顶帽子里,要拿去右派这顶帽子也最费力气--粉碎“四人帮”后,孙大雨连续五次写信,给中共中央领导及上海市委领导,详细申述了“文革”时期受“四人帮”迫害,自己遭逮捕关押及全家被扫地出门的惨状,请求按照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复查“四人帮”党羽给他扣上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问题。

他的请求,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上海市公安局在收到市委转来的他的第一封信后,就立案复查。1978年8月21日,作出复查决定,撤销原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其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的决定,但同时,仍认定他有写作反动诗词、影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错误行为,应予以批判。

孙大雨不服,要求彻底平反。1984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再次进行复查,又于6月11日作出决定:所谓孙大雨“现行反革命”一案,是“文革”期间造成的一件错案,原对孙大雨同志的拘留和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决定都是错误的,现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在此期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也开始复查原判孙大雨诬告诽谤案。办案人员反复核查原始材料,多次往返北京、上海等地,询问当年被孙大雨指控为“反革命集团”的党内党外数十名原告。“历经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几十年整人与被整的轮回里,哪个人的心里都积淀有厚厚的五味,众人对他57年后的惨痛遭际抱有同情,对因他当年的几分狷介、几分桀傲所造成的这一案件表示了谅解……

1982年5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复查刑事裁决书:

原判材料属实,鉴于孙大雨解放前曾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又在1957年9月12日市人代会上就此作过《我的检讨与交代》的检查,现在本人对此已有进一步认识,为此撤销原判决,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至此,他头上的第二顶帽子也被摘除。

孙大雨的右派问题,却一直固若金汤。他是在复旦大学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如同“文革”结束后对他调回复旦任教,该校一些人持排斥态度;对他右派的改正问题,复旦党委也不愿从他57年的结论上松口。

复旦校园里曾有这样一种说法:毛主席逝世后,孙大雨得意地对别人说,老人家在《毛选》第五卷里说要斗我五百年,可我未被斗死,他自己倒先去了……于是,有一种看法是,像孙大雨这样又硬又滑的鹅卵石,不是右派,那中国就没有右派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孙大雨的右派改正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1980年9月,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悯其境遇,爱其专长,将其要来华东师大任教。在其家里,几次两人促膝长谈至深夜。次年5月,施平写信给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其五,反映孙大雨到华东师大后,虽历经浩劫,年愈古稀,仍教学勤勉,著译不断,建议有关部门,对其右派问题加以重新考虑和审理。

此信引起上海市委领导的重视,指示市委统战部提出审理意见再报市委。在这前后,胡乔木来上海视察,派了个秘书将孙大雨接到自己下榻的宾馆,执弟子之礼,他说:十年“浩劫”,学生也自顾不暇,没有照顾到老师,让老师吃苦了……

于是,孙大雨的一封申诉信,转到了胡耀邦的案头。据说,总书记阅毕,眉头紧蹙,说了一句话:一个七老八十的孙大雨,我们都不去团结,以后怎么去团结国民党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呢?

1984年初,在中央领导和上海市委的指示下,复旦大学党委终于通过了孙大雨错划右派的改正结论。当该校党委统战部负责人将结论送到孙大雨家中,他戴上一千度的近视眼镜,使劲地辨认着结论上的每一个字,直到他确认全篇字字无误的时候,他才颤颤巍巍地签上了“孙大雨”三个字……

陈仁炳为谋取自己右派问题的改正,除了给人一种浓浓的悲怆意味,还使人感觉,运用一般的逻辑,在这里是无法推理的。

陈仁炳因“认罪”颇快,摘帽也早,1960年第二批右派分子摘帽时,他就忝身其列了;可到了右派改正,复旦园里后几批摘帽的,早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了,可一直到了1985年,他还像一匹病马,在“摘帽右派”的一根桩子上牵着。

要说这对他,也没多少实际影响,教授职称和工资级别早恢复了,住房面积也给增加了,政治地位上相应也作了安排,自八十年代起,他又担任了民盟中央委员。但就是在他的右派是否是错划这句话上,复旦党委始终沉默似一头铁狮子……在夫人眼里,陈仁炳仿佛是个看开了尘世、云淡风轻的人。

她在家时,见他总爱坐在钢琴边,自弹自唱,唱的多是外国抒情名曲,或者是他自己作曲的急就章。她下班回家,问他一天干了什么,他的回答总是上午看看报刊信件,下午睡一觉起来,便去附近的一个曲艺场听评弹……实际上他如坐针毡,尤其是在孙大雨也获得了改正之后,放眼在57年罹难的熟人和朋友中,唯有自己孤家寡人,他更是魂不守舍。

每天一多半的时间都用在了写申诉信上,从中央领导到有关部门,从民盟中央到上海市委……他逝世后,夫人整理他的文字材料,其中最多的,便是一包一包申诉信底稿。

到了中午邮递员送信的时间,他瞳孔放亮,脸上的皮肉也微微抽搐,恍若服了可卡因的人开始处于梦幻状态。他总要自己颤颤地去楼门口的信箱里取信……

写信和取信,几乎构成了垂暮之年的他生命历程的全部轨迹和全部动力。

下面照录的是陈仁炳写给胡耀邦的一封信--民盟中央委员会楚图南代主席转呈党中央胡耀邦总书记:

我名叫陈仁炳,我是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我曾于1985年2月1日,在北京上书民盟史良主席,此函当应由史良主席转送给了党中央统战部。

我的1985年2月1日函中大意是:目前形势大好,迫切希望党中央体验我个人迫切要求,迅速对陈仁炳1957年划为右派一案,予以彻底的复查改正。我在去年2月1日的函中说,我年已77岁,来日少,去日多,心有余,力不足。如能改正,这将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对于我海内外的亲朋子女,也将极大地影响他们,使他们更认识党的伟大。在美国,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是华裔工程博士,另一个女婿是美国律师。我有6个外孙子女在美。如有好的音讯转去,他们知道我已蒙改正,将是多么高兴。

此外,台湾的“外交部长”朱抚松是我的门生。1937年在武昌,我指导他写大学毕业论文。我的问题的解决,将能使我在统一祖国的大业中,做一点小工作。

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至今不予改正,这在客观上被各方认为是历史上一件大不幸。一个多少年一贯忠于党、忠于民主事业的社会学博士、教授,1945年入民盟的老盟友,《展望》周刊的创办人,竟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棍棒下被打成右派,造成江南第一冤案。这是为一切亲者所痛、为一切仇者所快的大冤案!

此案若不蒙改正,将成为党的历史上不可理解的一大问题,也将成为一切热爱党的友人为之痛心的一项不明智的措施。

胡耀邦总书记,对这样一个老问题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了!

回忆1948年,即38年以前,在5月22日晚上,在上海交通大学广场上,在反美扶日反蒋独裁大会上,我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对一万五千大学生发表演讲(我是那次大会唯一的演讲人),拥护党的事业,说出人民的心里话。我当时何曾梦到竟有一天,被人当成党的敌人看待!

胡总书记,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了,期待你向我伸出救援之手。

敬礼

民盟中央委员陈仁炳上

1986年3月22日

住址:上海市裕德路45弄21号11楼3室有乞怜,有自荐,有怨愤,也有某种程度的危言耸听……

不管是什么,它们都为血泪所浸泡,都能令哪怕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为之动容。

也许,是因为1986年时的胡耀邦,已经不是八十年代头几年的胡耀邦了,此时的他焦头烂额,动辄得咎,自身难保,成了过河的泥菩萨;

也许,这封申诉信,根本就没能到胡耀邦手里,转了一次没有动静,再转交,民盟中央是否太不识趣?

最终,如同写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同一内容的一封信一样,陈仁炳望断北国,却没能得到一个字的回音……

他的改正之梦彻底破灭,是在1989年的12月22日。

宛如气球遇到热气流便骤然爆炸,他的“气球”也是在一种颇为热烈的气氛中炸开的。这一天,是他的80岁生日,民盟上海市委特地为他举行了一个生日庆贺会,包括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在内的各级领导和社会知名人士,共一百多人到会。

这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行了,人比黄花瘦,每餐饭都像吃药,只能咽下一点点东西。他还是在夫人的搀扶下去了,面对人们的舌头上流水般倾泻下来的美词赞语,面对一个精心制作的硕大蛋糕和上面几圈燃烧的华烛,他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衷心”的主要根据,便是在发言中他没有提到自己的右派改正一事。

回到家里,刚一进门,他便哼了一声,夫人以为他哪里不舒服了,他却接下来自语道:

“可以承认我做了这许多好事,但是就不改正!”

此后,陈仁炳在夫人面前再未提起“改正”一词……

次年12月9日,陈仁炳因心脏病发作,遽然去世。

次日,复旦大学派人登门了解家属要求。他的夫人提出了三条:一、陈先生从年轻时代起就喜欢热闹,希望追悼会能开得隆重。二、陈先生在海内外的亲朋、学生很多,要求《文汇报》或《解放日报》刊登一个讣告。三、因遽然而去,陈先生对后事未留下任何交代,可在1988年经组织确认他在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活动,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时,她曾给丈夫说了一句笑话:在世时我们两人朝夕相处,可这下好了,你走了可以进龙华革命陵园;我一个平民百姓,走了骨灰就只有去哪里散掉算了……陈先生当时并未否定这句笑话。据此可以视作他的一个心愿,也请组织上照此办理。

虽小有曲折,但这三条要求,经过中共上海市委同意,基本都满足了。

在12日举行的陈仁炳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哀乐低回,松菊相衬,挽幛高悬,花圈林立,场面煞是壮观。送花圈的各级领导和著名人士有: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吴邦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毛经权,民盟中央名誉主席楚图南,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上海市政协主席、复旦大学顾问谢希德,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高天,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复旦大学顾问谈家桢,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冯志浚,复旦大学校长华中一,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宗友恒……

孙大雨也送了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着:

哀悼民主先锋

仁炳道兄千古

弟孙大雨敬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