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社会上只不过刚刚有了些胡风可能得到局部平反的传说，即“反革命集团”一案子虚乌有，可他的言论仍有政治问题。在文艺界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毫无保留地为胡风讲出公道话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一向被人称之为与胡风不共戴天的周扬……
1980年夏天，文学界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侧会议室开了一个会。一位英国留学生旁听了会议，并想就一个问题听听周扬的看法：即从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就形成两派，一派不断挨整，一派长期整人，而周扬，显然是后一派的核心人物。
周扬见了这位留学生，他仅就各个历史时期的复杂背景作了一些说明，却没有为自己辩解半句，也未提及自己后来也被整得人仰马翻的事实。
结束时，留学生问：“那么今后还会发生整人的事吗？”
他答道：“那不会了。”
紧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起码我是不会再那么做了。”
沉思了一下，他又作补充：“我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不那样做。”显然，那位英国留学生对于中国的了解，不仅停留在长城、秦兵马俑和古运河上，但只要不是一个当代中国人，就很难从周扬三次回答之间的微妙差异里，去发现其中的复杂寓意。
周扬清醒地回首历史，尽管每否定一场过去的运动，每推倒一个时髦多年的口号，对他都意味着要在心灵里留下一片痛苦的废墟，可他坚定地踩在自己的废墟上，和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队伍一起走了过来。
周扬也警策地面对未来，如果说当年在毛泽东那威严而又多疑的目光里，他曾十分害怕处于瓜田李下的窘境；那么今天，即便真处在了瓜田李下，他也敢于在天空乌云陡翻的时刻，打出自己思想的排炮--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胡耀邦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它无异于惊蛰时的第一阵春雷，在长期“冬眠”的中国大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在本该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却春风不度，寸草不绿，似乎还呆在遥远的北极。迫于全国理论工作者的强烈要求，这年的7月中旬，该院不得不开了一个由全国各省市理论工作者参加的理论和实践讨论会。一开会，主持人就宣布这个会的基调，是一次“纯学术问题”的讨论。
周扬的讲话，一下便把主持人的基调踩去了脚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我看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问题。
会议沉闷的气氛，顿然一扫而光，人们纷纷联系新中国的曲折社会进程，指点江山，挥斥方酋，与正开始席卷举国上下宣传机器的这场大讨论遥相呼应。
当时，一位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人要把这个热气腾腾的会，放进冰箱，再搁冷了。作闭幕讲话时，他宣布：我负责地向大家声明，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绝对不存在思想路线分歧，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
邓小平，显然看出了以上二人在肚皮里是为哪家拨算盘珠子，这次他毫无保留地支持了周扬的意见。在五个月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论及真理标准的讨论的意义时，他几乎使用了与周扬同一样的文字：“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子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1981年“清除精神污染”的那几个月里，因不主张轻易对一些文章作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结论，周扬被前面提到的二人，列为与胡绩伟一起必须清除“污染”影响的主要目标，在1981年8月3日至8日举行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他们原以为在自己的费心张罗下，会上能够形成对周、胡的一场批判。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周扬的发言，反而受到了大会的热烈欢迎。
周扬提出：我们的国家，到底死水一潭好，还是要滔滔长江，泥沙俱下？选择哪一条路？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我主张黄河长江，不要怕泥沙俱下。山间小溪流水，同我们伟大的国家相称吗？现在双百方针受考验，不能动摇。农民怕政策变，知识分子也怕政策变。要不要调动精神生产的积极性？精神生产的积极性更容易挫伤，要保护、珍惜这种积极性，发扬这种积极性。两种自由要保护：学术自由讨论，艺术自由发展。不要不敢讲自由，不让讲话不是党的政策。不让讲比较容易，但危险大。
夏衍、于光远在8月8日上午的简短发言里，支持了周扬的意见。
当天下午，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那位领导人登上了讲台，他显然对眼下怀仁堂里有多少人能追随他去讨伐同坐一堂的“战友”感到了沮丧与失望，他情不自禁地说出下面的话：这次会上相当多的同志，相互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像这样我们怎样能够向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向我们的敌人，国内外的敌人，亲密无间地、像毛泽东同志在七大讲的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去作战呢？现在不但没有这样，是不是能像两个人，像两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我还怀疑。这样，就不能作战。哪怕是一个小问题，也争论不休，拿不出统一的意见。这样我们的党，怎样能够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核心？怎么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支柱？据说，讲到这里，他泣不成声了。片刻，又示意他冷，要增衣。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加上一件递过来的毛线衣，喃喃地说：“我，已是风烛残年了……”
此时，会议适时地宣布休息。
可谓从同一个营垒里出来的两位老者，一位为追悔历次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伤害、也给自己留下的创痛而掉泪；另一位为眼下南辕北辙，郢书燕说，不能精诚团结去迅速投入新的“作战”而哭堂……
1984年12月29日上午，北京京西宾馆。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这里的“隆重”，并不是一个空泛的词，在建国后中国作家们举行的大小会议里，从来没有如此的盛景，以胡耀邦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成员，在主席台上就坐。
来自辽宁的女作家陈愉庆，担任了贺电、贺信和贺诗的朗诵人。她首先宣读的是后一位老者从广州发来的贺电，一向以礼仪著称于世的中国人，即使生疏、反感也能保持寒暄与敷衍的中国人，此时此地，却完全不对劲了，好似水泼去了大理石的廊柱上，泼上去多少，溅回来多少，全场竟没有任何反应。
再次，宣读的是二人之中的另一位，由北京医院打来的电话记录，全场依然鸦雀无声。那掉下一根针也能听清的寂静，使某些主席台上的人感到了如坐针毡般的尴尬；这寂静又是强大的，强大到某些与会者不得不违心地与与会的大多数人保持一致……
陈愉庆第三个宣读的是因患严重偏瘫住院治疗的周扬打来的电话记录。“周扬”两个字一落，寂静，旋即被雷鸣般的掌声所埋葬。掌声之猛，持续时间之长，让胡耀邦的脸上有了惊异之色：
表示敬重？鼓掌十秒钟足矣。表示对一位病中老人的慰问，并祝他早日康复，再鼓五秒钟就行了。掌声竟长达近二分钟，这其中的底蕴，一定让胡耀邦经久难忘……
虽然，民心有时是廉价的自来水，给它倒上点高锰酸钾，自来水在世界的眼里便一下变成了紫色。但民心，毕竟早就作出了足够的选择。
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也从1957年的这只黑匣子里，当然还得加上“文革”、这只东方巨大、神秘的蚕茧里，感知了中国政治运动的基本秘密。
这一感知的意义，不在于高层的权力之争或是路线之争的渊源与流变；也不去过分计较对每一个运动所作出的理论属性是否准确、严密：
比如反右斗争，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毁灭性大清洗？是一次实施思想专制的政治大跃进，并以此推进毛泽东期待已久的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经济大跃进？比如文化大革命，是否能视为东方封建主义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德、意、法西斯交媾的一个怪胎，它是人类历史回到中世纪的一种返祖现象，是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的一次历史大倒退……
这一感知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洞悉了运动对人的操作及对人的扭曲。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几十年来，我就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因为职业的关系，我和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接触。对于运动，人们今天较普遍的认识，我可以作如下概括：
运动利用人心灵里意识形态纯正的一面，去打倒自己不那么纯正的一面。当人们越是相信意识形态的崇高和正义，就越是麻木于人性的日益腐烂。
在这里，苟且偷生不叫苟且偷生，而叫“站稳立场”；落井下石不叫落井下石，而叫“划清界限”；人云亦云不叫人云亦云，而叫“紧跟形势”……
除去少数人闯荡于人性的荒原，却能矫造出如同普希金吟哦于俄罗斯大雪纷飞的土地上的激情，多数人正表现为一种真诚的腐烂，抑或一种腐烂的真诚。
运动还利用人的生存、发展的愿望或者恐惧，去调动一部分人打倒另一部分人。
人们越是想保护自己，就越是要攻击和出卖别人。人们的原始欲望越是从心灵深处被恶魔般地煽发出来，运动便越是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运动是意识形态的盛宴。是山河封闭的标志。是经济落后乃至濒临崩溃的障眼法。
运动还是个缺乏想象力的家伙，连军队的装备与服饰都变了好几代了，可它几十年一贯制，创造不了什么新的模式。中国日益在冷淡它，昔日它打一个喷嚏，老百姓也要感冒，现在如果它发烧到四十度，老百姓多数也难打一个喷嚏。倘若有谁在呼风唤雨邀它出来，十有八、九，此公一定是借它去掠取私利……
运动在这块土地上一遍遍重复自己过程的时候，也在有力地推动另一个过程：由迷信--怀疑--疏离--再置身事外，乃至保护无辜。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聪明起来了的国人在总结历史经验--
再有要你写交代材料的日子时，多讲自己，少讲别人。多讲背景，少讲实质。多讲主观，少讲客观。到自己这里就划句号，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提供了什么线索，而让有关部门能去追查别人……
当意识形态的力量日见式微，人们最终发现，在所谓的伟人身上，或者，那些原来因意识形态的贲张而头上都长了一对峥嵘怪角的国家，现在都很难找到一种贯穿如一的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当社会的发展终于给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日益广阔的空间，或者说人们的价值观念有了变化，不再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完全寄托于昔日能将一个人的一生都给统筹安排了的“单位”；
运动便像瘪了气的车胎，打不湿沙漠的阵雨。
运动是运动自身的天敌，不管是反右运动，还是十年“文革”，都写下了中国历史上墨色如漆的章节；可又是运动自己，终将乃一声，双桨推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鹃声雨梦、新日浑圆的章节。
北京大学几位教师向我感叹道，运动制造了三种人：
一种人便像我们这样的“革命群众”，今日反右派了，我就去反右派。明天拔“白旗”了，我就去拔“白旗”……在时代的洪流里翻滚着，这一翻，几十年悠忽过去了，运动之后，除了留下自我谴责和心理扭曲，事业上几乎一无所成。只能夹着老掉牙的讲义，去课堂上照本宣科，有点让学生提起兴致的东西，老实说也是从哪本书刊里移花接木来的；
再一种人是受难者。
运动里被斗得七荤八素，不亦乐乎，可只要“人还在，心不死”，有的也能因祸得福。厉以宁被打成了右派，不能教书了，打发去了图书资料室，整日里接触西方各国经济学方面的动态和著作，现在成了国内经济学界的扛鼎人物之一，常常被邀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
乐黛云在当了《红楼》主编外，还和金开诚等三个人，办一个名叫《当代英雄》的同仁刊物，刊物还未出来，便被打成“当代英雄”右派集团，也让时代的洪流卷去了不见阳光的角落。一进入新时期，他们真成了当代英雄，乐黛云是比较文学在中国的泰斗；金开诚是楚辞研究领域里的巨擘，还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的副主席……
“文革”太残酷了，不但要触及你的灵魂，还要触及你的皮肉，不太好说，可到北大各个系去了解一下，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当今多半在业务上都成了大气候。
昔日的受难者里，还有一些人，使我们感到他们总是和别人有些不一样。关于这些人，我可以写出一长串名字：李慎之，吴祖光，李锐，胡绩伟，戴煌，邵燕祥，白桦，朱正，舒展，公刘，李国文，丛维熙……最近让知识界许多人熟悉并大为感佩的一个名字是：章诒和。
尽管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各人有各人的操练阵地，但是某种相似，使他们像一支精悍的部队，这二十多年来，一直穿行于历史与现实的诸多误区乃至雷区，不倦地挺进于中国当代思想的层峦迭嶂。与他们其中一些人的身影已渐行渐远相反，他们溢满睿智之光的灼热呼声，却日愈清晰响起在当代中国人耳边，并成为推动中国的社会进程最终走向法治与民主的伟大动力之一。
这种相似，不仅因为他们的思维和操守皆出发于1957年，还因为他们总被一类人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这类人又总是在这支“部队”的准星之内--
这类人，有着传统人所广泛具有的那些心理状态：害怕和恐吓革新与社会改革。不信任乃至敌视所有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凡事总要以“圣人”、经典、传统或个人的经验来衡量评判，一旦不符，便加以反对和诋毁。嫉贤妒能，对持不同意见与观点的人们严加防范，寻机迫害。漠视人的痛苦，更漠视人的价值。
冷酷有见形迹的，如江河上几尺厚的封冰，檐下一串串的冰溜；冷酷也有不见形迹的，似腊月走去北国的郊野，那空气冷得叫你鼻头发辣，让你腮帮子酸得像喝了一壶老醋，无论裹了多厚的皮袄，你都觉得整个人被扔进了一口硕大的水缸里……
这种人的冷酷，常常表现于后者。一方面，以谦卑的态度绝对顺从于更高的权力，另一方面，牢牢地抓住并尽可能地膨胀手中的权力。蚌壳般自我封闭，灰烬般熄灭了一般人都会有的情感，能够促使那蚌壳打开一条缝的，只有眼前的功利。
这类人，便是北大几位教师称之为的第三种人，即人妖、人精。
他们能像一种蜥蜴一样在不同的光照下变换自身不同的颜色。反右时，他比谁都左；反左时，他比谁都右。他们能像维吾尔族姑娘扎辫子一样编织谎言，而且，说起谎言来，颇像印度宗教节日里无处不飘洒的花朵，可以说得一路芬芳。
他们是被运动养肥了的撒旦。
是中国文化人里的犹太。
几位老师告诉我，这些年的北大，这第三种人早没有了市场，他们被称之为“反自由化专业户”，像几个蠕动的臭虫，在床板上明摆着，自己在私下里也喟叹：在北大有着空前的孤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