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业已证明，如果说，日后还会有什么运动，即便它“形”不散，“神”也散了！“形神兼备”的运动，在中国的确像是走到了尽头，第三种人在中国却远远没有绝迹--
这种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党和国家肌体上的溃疡。
这种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我们民族走向民主、走向科学、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人的心理状态，与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今众多地区的落后与不发达。
54影子倏然一闪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展现在世界眼里的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中国的叠影--
一个中国，再圈再点了毛泽东。
她否定了毛一生中自认为只做了两件大事之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反右、反右倾，到刘少奇、彭德怀，乃至胡风、王实味……她以推土机般的意志，推倒了在车水马龙的运动里制造的遍及国中的冤狱。
她决意审判江青，让毛的遗孀像一条落水狗似地站在法庭上，但从落水狗最后的叫唤里，除了能使世人更深入地洞察毛泽东所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并不能让历史承认江青是当代的妲己、武后……
她否定了毛泽东澎湃激情和诗情的“大跃进”。以平静如秋水的目光，注视着安徽、四川的农民，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锄头、犁铧，短短两年功夫，便瓦解了因为政社合一、像经过油浸的麻绳一样紧紧勒住农民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私生活的人民公社体制。
人民公社的瓦解，及随之崩溃的“统购统销”政策，似黄钟大吕一样震荡了马克思所说的那条盛满“马铃薯”的口袋，结束了中国农村几千年以来自然经济加上五十年代以来“统购统销”产品经济的历史。
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顿成柳色新摇、桃蕾初开的充满希望的田野。在一个商品经济的新时代里，如同当年激奋于“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民当然成了中国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强大动力，千百年来，农民吃饱饭的问题第一次不成为问题。
另一个中国，又和毛泽东魂魄相连。
倘若是“周恩来热”萌生于当今，还有着相当的意义。可据说是一股久违了的“毛泽东热”，大约自1990年后的一些日子，起于青苹之末，扬于长风大野，最终烧遍了中国，一时间光怪陆离、寓意幽深的言论，充斥于报端：“一代人在寻找毛泽东，学习毛泽东，他的伟大是客观的，寻找他是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在位的28年里，国家社会风气好，党风正，人与人之间有着淳朴的阶级感情。这怎能不使人依恋毛主席？”
“毛泽东，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相结合最成功的典范。”
“毛泽东热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人们渴望有一个新的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也就是所谓的‘期待圣贤’心理……”一个中国，犹如庖丁解牛，曾疾利地抓住了自己现代化进程的要害。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里，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邓小平文选》，136页）
在1980年5月31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他又说：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反封建主义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毛、刘、周，都没有完成。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严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它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
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的影响分不开。还有到处搞纪念馆，主席的，总理的，现在又搞少奇的。还是家长制，严重影响正常的党内生活……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
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各种制度，都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逐步加以改革。
--（中宣部印发的该讲话记录稿）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反对封建主义及其在当今的表现：一言堂，人身依附，权力寻租，黑金政治，不仅是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为此，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窃以为，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邓小平并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当一切天女散花般令人昏眩、迷离的说教，朴素、简洁地还原到社会的一切活动都为着发展生产力，都为了充分地满足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的真理时，人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便会似火山岩浆喷溅开来。他只需要接受人民的创造，或者如禹作敏所说：邓小平不折腾农民，他只让农民自己折腾自己；
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时年76岁的这位老人的一番大彻大悟，却为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增添了一笔可贵的思想财富。他人老心却不老，起码比他的生理年龄年轻，至少比他年轻二十岁的戈尔巴乔夫，是在五年之后，才有了自我感觉极好的“新思维”，正是这“新思维”，却带来苏维埃帝国一朝解体的命运。
另一个中国，却有些叶公好龙，杯弓蛇影。
迄今为止，经济体制改革，总是缺乏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有力配套，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总是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最大的腐败是政府的腐败，政府的腐败不是经济上的腐败，而是用人的腐败。经济上的腐败，可谓是用人腐败的结果。
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些人总爱描绘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倘若有的话，它还未走出阿Q所在的未庄。从当今全国农村已普遍建立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来看，其实，现在问题的症结不是国人的民主素质太低，而是领导者们愿不愿意放弃特权，有无勇气进行自我剥夺，还既得利益于人民；
一些人总要将民主政治渲染为西方民主，而后者的指向，又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这是一个别有居心的渲染，这是一道巫师般暖昧的暗示。
只要看看中国改革进程的每一回严重受挫，几乎都能隐隐听见这巫师在某些人耳朵边嗡嗡唧唧：民主力量的一颗钢青色水雷，正默默地逼近权力的航空母舰。
这是一个屡试屡爽、杀手锏式的巫术，这是一个玩弄起政治老人们的心理来，比起“文革”初期毛泽东玩弄一代青少年的心理更稔熟的巫术……
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一腔热血、为改革披荆斩棘、铺路架桥、丹心可鉴日月的胡耀邦，也死于这巫术之下……
其实，西方民主并不意味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如同苏哈托倒台前在印尼实行的和李光耀在新加坡实行的亚洲式民主，虽然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却并不是西方民主。
当今，西方民主已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政治范畴，它指的是自由民主，以及权力通过公开、公平与竞争性的方式产生。眼下，全世界至少有70%以上的国家是民主国家。
一个中国，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她推翻了毛泽东和“四人帮”在“文革”前教育战线上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
1977年，她恢复了高校招生制度，使得在这一年和其后的两年里得以再进校园的“老三届”们，每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心绪都像在当红卫兵时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里想念毛泽东……”
这个人便是邓小平。
他还让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洛阳纸贵，让一位时年37岁的科学家温元凯的名字如日升中天。
尽管，前者并非他的专利，后者如火药、指南针一样古老，可由他说出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是新鲜得像春天里第一阵从柳丝和鸭掌下吹来的风，让纷纷走出穴居冬眠的人们，抖掉脸上和身上的灰蒙蒙之色，满怀憧憬地赞叹：
“科学的春天来了！”
“教育的春天来了！”
“文艺的春天来了！”
邓小平鄙薄那种以为不向西方学习、便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城堡居民心理。他清楚由于当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即便是连第二次世界大战里轰轰烈烈将地球犁了几遍的各式武器，今日也不过几近成了孩子们手里的玩具。
他本可以颐养天年，饴弄子孙，他却有了赶不上最后一班车的焦灼。他监制车头，催促全党上下打开中国车站那扇被沉沉铁锈锁死了的大门。由此，中西方两列科技、经济对开的直通列车，走得日夜兼程，响得山回谷应！
他将被打得趴在泥淖里起不来的民主党派，又召唤起来，动员他们参政议政。不少有影响的人物，给安排了社会职务；不少头面人物，在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当了最后一名副职。
民主党派的队伍，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以目前人数仍最多的民盟为例，据1994年年初的《人民政协报》披露：全国盟员达到了10.5万人，其中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就有311名。在改学部委员为院士之前，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盟员也有64人。这只是十年前的情况，想必现在的民主党派有了更大发展。
他到第二汽车制造厂视察，注意到了文质彬彬的王兆国，几乎立马揿下按钮，将这个年轻人腾云驾雾发射去了中央。自1989年后，他几乎每年都携全家去上海过春节，他欣赏两扇浓眉颇像一对凛然大刀的朱基，他力排众议，让有右派“前科”的后者，破天荒地打进了中央政治局。本来这在重资历重出身的政界是不可想象的，1978年按55号文件获得改正时，度过了“20年没有党籍”的日子的朱基，还与他参加工作时一样，仅仅是个副科级干部。
因为他是“右派”，从某种程度上，他的思维与操守也出发自1957年。当1991年朱基领命进京时，这一举动便有了某种程度的象征意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积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对于家国天下的理想与设计，其中的一员终于在权力高层有了一展宏图的机会。在庸俗哲学、作秀风气日趋盛行的官场，他以滚地雷阵、跳万丈深渊的一副硬骨头精神，给政坛带来一股阳刚之气。同时，也将中国带入了改革的深水区--他主持了全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成功地实现了高速度、低通涨的“软着陆”。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社会保障改革亦纷纷破题。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任期内，中国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若干年以后再看，这是朱基给他百年来苦难深重、时下又处于剧变中的祖国最大的贡献。
当一代英雄归隐时，人们发现中国仍面临效率与公平的深刻矛盾，仍背负着历史与制度的沉重包袱，一些改革的目标尚没有达到，最为突出的便是“三农问题”。人总是有自己的局限，雄才大略如朱基者，也莫不如此，而有的局限性还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因此，2003年的春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一片春汛般汹涌的掌声送走一位75岁老人的清癯身影，人民又调过头来，对新一届政府寄予厚望……
不仅仅是朱基、王兆国，从1984年起，邓小平让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负载起权力的压力，当然有的殚精竭虑，有的迷惑于官场变幻，有的还享受起为官的愉快。他还设立党的顾问委员会作为走向绚烂夕阳的过渡机构，让一大批老干部痛痛快快或者骂骂咧咧地退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