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中国始终并存的时代风景线上，知识分子们的心理屏幕上，种种跌宕起伏的曲线波纹，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新时期的头几年，随着思想解放旗帜的猎猎飘扬，知识分子一头从政治原罪感里钻出来，一头又扎进忏悔意识、审父意识、忧患意识和悲壮意识之中，他们自觉握有一种神圣的使命，即在政治上支持、鼓励自由平等意识的发展，在经济上努力消解传统的计划经济。社会各阶层，似乎也愿意伸出一片喇叭花似的耳朵来，倾听他们牧师般布道的声音。
这是知识分子心态最充实的几年。
这是知识分子的人格最饱满的几年。
他们以为自己在埋葬一个噩梦般年代的同时，正在开创一个霞光般的新时代。
当他们在政治上的呼唤并未得到充分地响应，却屡屡被某些势力视为世界观仍未得到有效改造的异己力量，而且，又经他们努力消解的传统计划经济，在终于消解了之后的新旧机制方生未死时期，并没有给他们中的多数人带来多少实惠，或许对一部分人来说，还更清贫，更动荡，心态也更失衡，知识分子们的理想和热情，便遭到了无情地颠覆和嘲弄。
而且，由于经济改革的渐次深入，高度政治化的中国，日益被瓦解得商业化和世俗化，各阶层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生存机会，呈几何级数增加，人们更需要的是疾利的眼睛与手脚，而不是听起了老茧的耳朵。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像泥石流一样，哗哗地从当代“牧师”的角色里滚落了，很快便混同于社会上的芸芸众生……
知识分子的队伍开始急剧地动荡：
一小部分人在当不成“牧师”之后，从芸芸众生里爬出来，宁愿去当权势的幕僚。一度，他们在鼓噪“硬政府，软经济”、“先专制，后民主”的“新权威主义”的同时，也将自己打扮成了与“乾纲独断，以专权雷厉风行”的领袖人物相得益彰的精英集团。随着“六四”政治风波的发生，这些人昙花一现，作鸟兽散……但是，为权力中心所重视、吸附，今天仍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最高向往。
一位地方政协委员告诉朋友，在政协分组开会时，众委员谈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与官场腐败时，一个个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但倘若省委书记、省长或是什么主任、主席一到，一个个争着与官员们握手照相，发言中自是一片“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的颂词……这位委员称此场面为“习成软熟”，这是宋元时期的文人对为阔人帮腔的一个说辞。
虽然，鲁迅先生说过：“我是不和政治家说话的”(《文艺和政治的岐途》)，但敢如此标榜又真这样做了的知识分子，打建国后可谓凤毛麟角。
其实，知识分子进入权力中心，做一名被葛兰西称之为的“统治集团的管家”，让天性就想摆脱制衡的权力多一些理性的制衡，这对政治体制的革新并没什么不好。我注意到，当今官场上的知识分子们--
他们虽口口声声称自己为“公仆”，可没有什么人比他们更明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主人”还只能压进镜框在墙上挂起来，在中国，眼下要创造什么，要改变什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公仆”。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会将权力的一边装上科学的轮子，另一边，装上有限的民主的轮子，以尽快实现一个地区的现代化。也不排除有些人，会将权力放在私欲的铁砧上使劲敲打，然后，让那闪闪烁烁的含金量，飞进自己的口袋……
他们比上一级的头头脑脑，更了解民心心情，他们又比一般的国人，更多地知道外部世界。
他们常常操两种语言说话，在权力系统内，他们多说官话，在非权力系统内，他们多说实话。当不能不讲一种语言的时候，他们便不把话讲绝……
再一部分人，视“下海”为对自己生存智慧的挑战，对自己生存手段的挑战。
其中，视线短者，大抵完成了自身现代化的物质包装，因无须党落实对自己的“知识分子政策”而沾沾自喜；
其中，大胸襟者，已经从方方面面的效益、信息和关系里感知，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壮大，对于中国的未来，远胜于在天安门广场上喊一百打要求民主自由的口号。然而，民营企业在很多地方的生存环境又是粗砺的，即便是早上醒来，他们也常常挂着夜游者的倦容……
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则纷纷转移到远离现实政治的“学术研究”里去遁身。
倘若他们从事的是自然科学，或者他们虽从事人文科学，却自信在这番研究之中，能开发出一种形而上的、超验如宗教的东西，好比学术是一种神职，治学是一种出家，他们则是在寒冷而又寂寞的时刻，为人类的文化庙堂守夜，书桌上便能放下他们的一颗宁静如烛焰的心……
麻烦恰恰在于，能持有这一心境的人文知识分子并不太多，事实上在中国的几乎任何一门人文科学，在经历了建国后历次运动的强奸之后，在不动摇整个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只妄图去传统文化或是西方文化里捞几根救命稻草，这所谓的“学术研究”，不过是一场徒劳的、消耗性的学术挣扎……
“身在江湖，心在魏阕”，儒家精神的烙印，却深深地打在他们的骨子里。可在他们的眼里，入世不行，除非依傍权力，但权力的实用主义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多半会加速学统的崩溃；回到书斋不行，他们担心远离社会实践的结果，会消解自身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而这正是知识分子生存的全部依据。
走出体制之外“下海”，他们体制内生，体制内长，尽管他们批判这个体制，可在精神上与这个体制上又有一条割不断的脐带，他们从未成为个自由人，必然临渊履薄，忐忑不安……
他们大概没有注意，无论是民营经济，还是国营经济所实行的租赁制、股份制、有限责任制，都在日益表现出个性化和自由化的特点：
老板可以炒工人的鱿鱼，工人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
员工可以选举厂长，员工也可以罢免厂长；
股民对业绩满意，可以买这家公司的股票，一旦不满意了，又能马上抛掉它的股票……
当民主程序像水墨一样，一抹一抹地浸濡起经济生活的这张宣纸；民主观念就将像柳芽一样，一点一点地绽开于人们的心枝，并将不可阻挡地向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辐射开去……
他们大约多感叹，自己曾满怀激情撒播的一些口号：民主，自由，平等……被满大街的商贩们，批发成了赤裸裸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被形形色色的“大款”与明星，制造出一个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高消费阶层。
他们在多少人觉得可以自由呼吸的年代里，不适宜地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昔日政治决定一切的社会秩序遭到空前瓦解的今天，看到了茅盾在《子夜》里所展示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紫泥”的残酷竞争法则，正在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里悄悄地确定。
还使他们觉得无法忍受的是，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物质基础变得坚实了的同时，粗鄙却在成为时髦，精神正肆意受到奚落和调侃。恰如屈原去找太卜郑詹尹算命时慨地说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如果他们中有人真觉得自己又被打倒了一次的话，而且，还不甘于寂寞，想让自己手里正摆弄的什么东西成为一门显学；那么，前文所列的一种貌似古朴的道德主义评价，一种貌似反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出自于他们之中，便是不奇怪的事情了……
我们有时真不清楚--
自己是变得保守起来，还是变得比过去激进？
自己是变得深刻起来，还是变得比过去肤浅？
是自己在忽略生活本质的嬗变，还是生活在忽略自己并使知识分子日愈地边缘化？
是自身堪称清高卓秀如飘逸于碧色湖风之上的一枝红荷，还是无奈苍白，不过是栖居于一片水泥森林里的软体动物？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人文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全部，却有相当多的人，在惶恐与寂寞中，迷漫着一片无法着陆的迷茫--
如果说，在上世纪初期，知识分子更多地是为一个饱受凌辱与贫穷的民族的生存位置而焦灼；那么今天，在一个方生未死、除旧布新的历史关键时刻，他们更多地是为自己的生存位置而惶恐。
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我们的父辈们更多地是为自己单一的价值取向，如何被革命所接纳、所承认最后又导致“革命”的蹂躏而感到痛苦；那么现在，在一个政治上一元化却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已经被历史贻误了多少宝贵时光的我们，更多地则是为自己怎样把握并接纳这个时代而感到迷茫……
在我看来，从父辈们让组织，让单位给安排生存位置，到眼下，我们得要自己去决定生存位置，哪怕因它一时定不下来而觉得惶恐；
从父辈们即便是对一名小小的科长提几句最最善意的意见，也极有可能被打成右派，到今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发太多的牢骚，持太多的批评，乃至后来我们自己都发现不说白不说，说了大多也白说；
从父辈的年代里一切精神活动都被一个思想一网打尽，即便有逃亡的可能，那思想却强大得足以让人们对自己大义灭亲，到近两年来在太平盛世的主旋律之外，文化界、思想界、经济界却有众多的远见卓识之士，表达了众多的令人心头一悸、冷汗迭出的危言……
其实，这一切都在传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