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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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章 尾声世纪之交(1)

在两个中国始终并存的时代风景线上,知识分子们的心理屏幕上,种种跌宕起伏的曲线波纹,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新时期的头几年,随着思想解放旗帜的猎猎飘扬,知识分子一头从政治原罪感里钻出来,一头又扎进忏悔意识、审父意识、忧患意识和悲壮意识之中,他们自觉握有一种神圣的使命,即在政治上支持、鼓励自由平等意识的发展,在经济上努力消解传统的计划经济。社会各阶层,似乎也愿意伸出一片喇叭花似的耳朵来,倾听他们牧师般布道的声音。

这是知识分子心态最充实的几年。

这是知识分子的人格最饱满的几年。

他们以为自己在埋葬一个噩梦般年代的同时,正在开创一个霞光般的新时代。

当他们在政治上的呼唤并未得到充分地响应,却屡屡被某些势力视为世界观仍未得到有效改造的异己力量,而且,又经他们努力消解的传统计划经济,在终于消解了之后的新旧机制方生未死时期,并没有给他们中的多数人带来多少实惠,或许对一部分人来说,还更清贫,更动荡,心态也更失衡,知识分子们的理想和热情,便遭到了无情地颠覆和嘲弄。

而且,由于经济改革的渐次深入,高度政治化的中国,日益被瓦解得商业化和世俗化,各阶层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生存机会,呈几何级数增加,人们更需要的是疾利的眼睛与手脚,而不是听起了老茧的耳朵。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像泥石流一样,哗哗地从当代“牧师”的角色里滚落了,很快便混同于社会上的芸芸众生……

知识分子的队伍开始急剧地动荡:

一小部分人在当不成“牧师”之后,从芸芸众生里爬出来,宁愿去当权势的幕僚。一度,他们在鼓噪“硬政府,软经济”、“先专制,后民主”的“新权威主义”的同时,也将自己打扮成了与“乾纲独断,以专权雷厉风行”的领袖人物相得益彰的精英集团。随着“六四”政治风波的发生,这些人昙花一现,作鸟兽散……但是,为权力中心所重视、吸附,今天仍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最高向往。

一位地方政协委员告诉朋友,在政协分组开会时,众委员谈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与官场腐败时,一个个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但倘若省委书记、省长或是什么主任、主席一到,一个个争着与官员们握手照相,发言中自是一片“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的颂词……这位委员称此场面为“习成软熟”,这是宋元时期的文人对为阔人帮腔的一个说辞。

虽然,鲁迅先生说过:“我是不和政治家说话的”(《文艺和政治的岐途》),但敢如此标榜又真这样做了的知识分子,打建国后可谓凤毛麟角。

其实,知识分子进入权力中心,做一名被葛兰西称之为的“统治集团的管家”,让天性就想摆脱制衡的权力多一些理性的制衡,这对政治体制的革新并没什么不好。我注意到,当今官场上的知识分子们--

他们虽口口声声称自己为“公仆”,可没有什么人比他们更明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主人”还只能压进镜框在墙上挂起来,在中国,眼下要创造什么,要改变什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公仆”。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会将权力的一边装上科学的轮子,另一边,装上有限的民主的轮子,以尽快实现一个地区的现代化。也不排除有些人,会将权力放在私欲的铁砧上使劲敲打,然后,让那闪闪烁烁的含金量,飞进自己的口袋……

他们比上一级的头头脑脑,更了解民心心情,他们又比一般的国人,更多地知道外部世界。

他们常常操两种语言说话,在权力系统内,他们多说官话,在非权力系统内,他们多说实话。当不能不讲一种语言的时候,他们便不把话讲绝……

再一部分人,视“下海”为对自己生存智慧的挑战,对自己生存手段的挑战。

其中,视线短者,大抵完成了自身现代化的物质包装,因无须党落实对自己的“知识分子政策”而沾沾自喜;

其中,大胸襟者,已经从方方面面的效益、信息和关系里感知,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壮大,对于中国的未来,远胜于在天安门广场上喊一百打要求民主自由的口号。然而,民营企业在很多地方的生存环境又是粗砺的,即便是早上醒来,他们也常常挂着夜游者的倦容……

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则纷纷转移到远离现实政治的“学术研究”里去遁身。

倘若他们从事的是自然科学,或者他们虽从事人文科学,却自信在这番研究之中,能开发出一种形而上的、超验如宗教的东西,好比学术是一种神职,治学是一种出家,他们则是在寒冷而又寂寞的时刻,为人类的文化庙堂守夜,书桌上便能放下他们的一颗宁静如烛焰的心……

麻烦恰恰在于,能持有这一心境的人文知识分子并不太多,事实上在中国的几乎任何一门人文科学,在经历了建国后历次运动的强奸之后,在不动摇整个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只妄图去传统文化或是西方文化里捞几根救命稻草,这所谓的“学术研究”,不过是一场徒劳的、消耗性的学术挣扎……

“身在江湖,心在魏阕”,儒家精神的烙印,却深深地打在他们的骨子里。可在他们的眼里,入世不行,除非依傍权力,但权力的实用主义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多半会加速学统的崩溃;回到书斋不行,他们担心远离社会实践的结果,会消解自身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而这正是知识分子生存的全部依据。

走出体制之外“下海”,他们体制内生,体制内长,尽管他们批判这个体制,可在精神上与这个体制上又有一条割不断的脐带,他们从未成为个自由人,必然临渊履薄,忐忑不安……

他们大概没有注意,无论是民营经济,还是国营经济所实行的租赁制、股份制、有限责任制,都在日益表现出个性化和自由化的特点:

老板可以炒工人的鱿鱼,工人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

员工可以选举厂长,员工也可以罢免厂长;

股民对业绩满意,可以买这家公司的股票,一旦不满意了,又能马上抛掉它的股票……

当民主程序像水墨一样,一抹一抹地浸濡起经济生活的这张宣纸;民主观念就将像柳芽一样,一点一点地绽开于人们的心枝,并将不可阻挡地向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辐射开去……

他们大约多感叹,自己曾满怀激情撒播的一些口号:民主,自由,平等……被满大街的商贩们,批发成了赤裸裸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被形形色色的“大款”与明星,制造出一个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高消费阶层。

他们在多少人觉得可以自由呼吸的年代里,不适宜地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昔日政治决定一切的社会秩序遭到空前瓦解的今天,看到了茅盾在《子夜》里所展示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紫泥”的残酷竞争法则,正在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里悄悄地确定。

还使他们觉得无法忍受的是,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物质基础变得坚实了的同时,粗鄙却在成为时髦,精神正肆意受到奚落和调侃。恰如屈原去找太卜郑詹尹算命时慨地说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如果他们中有人真觉得自己又被打倒了一次的话,而且,还不甘于寂寞,想让自己手里正摆弄的什么东西成为一门显学;那么,前文所列的一种貌似古朴的道德主义评价,一种貌似反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出自于他们之中,便是不奇怪的事情了……

我们有时真不清楚--

自己是变得保守起来,还是变得比过去激进?

自己是变得深刻起来,还是变得比过去肤浅?

是自己在忽略生活本质的嬗变,还是生活在忽略自己并使知识分子日愈地边缘化?

是自身堪称清高卓秀如飘逸于碧色湖风之上的一枝红荷,还是无奈苍白,不过是栖居于一片水泥森林里的软体动物?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人文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全部,却有相当多的人,在惶恐与寂寞中,迷漫着一片无法着陆的迷茫--

如果说,在上世纪初期,知识分子更多地是为一个饱受凌辱与贫穷的民族的生存位置而焦灼;那么今天,在一个方生未死、除旧布新的历史关键时刻,他们更多地是为自己的生存位置而惶恐。

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我们的父辈们更多地是为自己单一的价值取向,如何被革命所接纳、所承认最后又导致“革命”的蹂躏而感到痛苦;那么现在,在一个政治上一元化却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已经被历史贻误了多少宝贵时光的我们,更多地则是为自己怎样把握并接纳这个时代而感到迷茫……

在我看来,从父辈们让组织,让单位给安排生存位置,到眼下,我们得要自己去决定生存位置,哪怕因它一时定不下来而觉得惶恐;

从父辈们即便是对一名小小的科长提几句最最善意的意见,也极有可能被打成右派,到今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发太多的牢骚,持太多的批评,乃至后来我们自己都发现不说白不说,说了大多也白说;

从父辈的年代里一切精神活动都被一个思想一网打尽,即便有逃亡的可能,那思想却强大得足以让人们对自己大义灭亲,到近两年来在太平盛世的主旋律之外,文化界、思想界、经济界却有众多的远见卓识之士,表达了众多的令人心头一悸、冷汗迭出的危言……

其实,这一切都在传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