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3年9月30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上，日本国民经济协会理事长叶芳和，发表了题为《中国是民营化的先进国》，内称：现在中国正在发生巨变，这次我访问了吉林省，地方的领导人都非常年轻，让我感到吃惊。领导人都是40多岁，特别是有些人是从美国留学回来，还有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地方干部的年轻化简直令人难以相象……
与全国人民一样，这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好过这之前的任何一年。再没有半夜敲门。再不怕海外关系。无须去“五七道路”上锤炼红心。调动一个单位，也不像昔日几近调去另一个星球上一样困难。而且，无论是在“世界大串联”中，还是在“孔雀东南飞”里，知识分子都是急先锋。饭不但能吃饱，还能够吃好。再拮据，家里总会有电视机、冰箱，或者电话。很长时间里，每评一回职称，僧多粥少，几乎都打得头破血流，心有余悸，可不管怎么说，只要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摸到下巴上长了胡子的，十有八九，不是正副教授、研究员，就是国家一级、二级编剧、作家；每加一回工资，多出来的十几、上百块元钱，已不被许多知识分子看在眼里，他们的兼职收入，已足以使他们向小车、别墅阶层挺进……
另一个中国，将科学锯为两段，一段是自然科学，拿去做桌面，尽力在上面漆出各种各样美丽的花纹。再一段是人文科学，好像只用做椅子腿，之所以说是椅子腿，一是说它造型如何、材质如何均无关大碍，只要它能立在那里就行了。
据报载，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全国每年花在洗桑那浴上的公款达到了200亿元以上，花在吃喝玩乐上的公款，更多达2000个亿，但国家每年只能拿出几个亿来作为社会科学发展基金。对科学短视化，急功近利化的结果，使实用技术性和工具性教育，在当今的校园里浮躁地蔓延，匆忙地产出，其伪劣“产品”之多，足以让王海们在这个领域里打一场“淮海战役”。
注重熏陶社会良知与培育价值创造的人文学科却日愈萎缩，也据报载，在国内第一流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其历史系、哲学系多年来招生也发生了困难。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竟向老师提出：作为一名文科学生，我们耗费四年所学到的一切，对于校园外那个红尘滚滚的世界，到底能起什么作用？
之所以说是椅子腿，二是说人文科学虽无碍大局如椅子腿，却又似椅子腿一样总被某种力量紧紧压着。不是没有呼唤过松动和实际上的松动，但大约可以如是说：
这是一条表现思想的个性难于表现技巧的个性的椅子腿。
一条可以去马王堆、象牙塔或是莽林蛮荒里潇潇洒洒，却一不小心，就会在被现实呼应的历史，被历史制约的现实中给绊个仰面朝天的椅子腿……
有学者问道--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的问题？我们有反右、“文革”这种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浩劫，但对这两段历史，我们至今最多只有展示运动经过的著作，却没有一本著作昭告世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反右、“文革”？更没有产生过代表这一时代阶段性文明成果的大思想家或文化巨匠。即使是五四时期或三十年代曾辉煌过的一些文学大师，经此两役以后，也大都成了“不唱歌的夜莺”。
中国的荷马、亚里士多德、伏尔泰、卢梭、黑格尔……将会如星辰一样升起在哪座年代的峰峦上呢？
传统上缺乏宗教背景，因而难有终极关怀的中国人，什么时候能表现出强烈的尊严意识、道德意识与人道主义精神呢？
这肯定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严峻的问题，之所以称其为严峻。
1993年，由几个最多对美国的“可口可乐”、好莱坞、摩托罗拉有些了解的年轻人，在商业化的流水线上，赶造出来的一堵冷战时期的残垣断壁--《中国可以说不！》，据说竟在中国引起了轰动；
至少到现在，社会上清浊不分，恃强凌弱，乃至助纣为虐、逼良为娼的事儿，仍屡屡发生，并几乎让人们见怪不怪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经常能感觉到两个中国之间的冲突。
即现代中国城市中国与传统中国乡村中国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我们常常能在现代中国目睹传统中国的陈迹，在城市中国感喟乡村中国的陋习。
在1998年我的《千年沉重》一书的上海讨论会上，专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朱学勤先生，形象地将前两个中国概括为外滩中国，上海外滩是宏伟的，美丽的，璀灿的，风情万种的，无论白天和晚上，她都在展现自己站在太平洋西岸面向世界的博大胸襟与深沉呼吸，她可能在诸多方面代表了或象征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物质与精神层面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但现在，存在一种可能是为着紧跟什么或是回避什么的倾向，即将长不过十里的外滩外延为当代中国的倾向。
其实，由外滩往东，往西南走上100公里，即便在经过了比比皆是的不计工本的亮化工程，那大街后面的颜色仍是斑斑驳驳，灰灰暗暗，好像一件从爷爷手上传下来的家具。倘若再深入几百公里，你便常常发现自己在外滩上所激动所感悟所憬悟的一切，在这里已经成了稀世之音，这里酱缸里老酱一样厚实积淀的，仍然是传统思维、传统心态与乡村中国的生活方式，唯一的区别是此地的酱缸上闪烁着迷离的霓虹。
如果承认传统中国、乡村中国更多地决定了今天中国多数人的生活，更接近于今日社会之深层状况，那么，就会发现，传统中国的宠儿，乡村中国的产物--民粹主义的影子，有时还会在哪块地面上倏然一闪……
尽管，赞颂、美化农民，排斥知识分子和远离城市的民粹主义，扼杀科学与民主、企图绕过现代西方文明而依靠本民族的精神资源，以跃入工业化道路的民粹主义，到邓小平时代，已经严重支离破碎了；
上世纪初期的毛泽东的两句名言：“谁否定农民，谁就是在否定革命；谁打击农民，谁就是在打击革命”，也已被邓小平所说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所取代；
可能在形式上，民粹主义已失去了自己的存在，为此耗去了几代知识分子的血泪和苦难，折腾掉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而且，我们民族用了百年才获得的这个世纪性主题，在西方人那里三百多年前“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就已经解决，迄今只有萤火虫般的光亮，可这依然体现了中国社会历程的巨大而又深刻的进步。
但在内容上，民粹主义并未断气，有时还能坐起来，眼睛珠子绿荧荧地一旋……
有些问题还是满复皱纹的老问题--
对于知识分子若尚存有一丝戒备，本质上就是对于知识的戒备。
对于知识又尤其是人文知识，若尚存有一丝戒备，便不但解决不了那条“椅子腿”的问题，可能“桌面”也将岌岌可危--
君不见一边，以水银泻地似的进口轿车，以夏雨里瓜蔓般疯长的宾馆、酒店，以十年前还是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拥有草地、游泳池和车库的花园别墅，显示我们的繁荣、富庶。这一切，不仅让国内穷乡僻壤的老百姓惊讶咋舌，大开眼界，也让相当多的西方游客感到困惑。意大利《共和国时报》一位记者发表了这样的感叹：“中国显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穷”；
另一边，在倾塌的土墙、破败的祠堂下，在挤得像压麦杆秸子、唯有污染和噪音能自由穿行的教室里，处处可见读书的孩子。1985年时，按人均所占教育经费，中国位居世界第149位。91年时，中国教育经费总额为731亿元，虽比80年增长了4倍，可人均也只有10美元，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仍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此形成鲜明嘲讽的是，仅1993年，全国进口小汽车就达40万辆，若每辆车平均以21万元人民币计，这便用去了800亿元。
更严重的是，大批新的文盲正在产生，在美国每四个人里，便有一个大学生，而在我们这儿，每四个人里必有一个文盲或半文盲。此外，大批有着培养前途的学生无法得到深造，大批受过系统训练的人才无法发挥作用，转而厌学、经商、出国……
已经有学者预言：如果说过去因教育危机导致生产力降低而最终直接带来今天的人口政策；那么将来的人口危机（人口素质危机），却再没有变通解决的办法了。届时出现的劳动力断层，将比“文革”后的知识断层更为巨大，而要弥补这一断层可能需要50--100年的时间！
面对这一严峻的前景，我们好容易有了一个“希望工程”，可它在多大程度上激发起了全民族普遍的焦灼和忧患感呢？
君不见一边，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接近了70岁。每天早上或是下午，你去公园、花市、鸟市，或是老干部活动中心看看，处处可见鹤发童颜、走路生风、牙齿结实得可用来咬开酒瓶盖的老人；
另一边，知识分子的英才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些年已见怪不怪了。据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多次统计，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为55-57岁。在50岁以下的，也不乏其人，如在1992年去世的陕西著名作家路遥……
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仍捉襟见肘，如牛负重？是工于谋事、疏于谋身？是蛛缠网封，块垒郁结？抑或，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寂寞、若隐若现的失望，像一个个宇宙里的“黑洞”，骤然吞没了他们黄金般的生命？
有的问题，则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出现的--
当今中国社会腐败丛生、贫富悬殊的状况，在许多方面的确已经到了触目惊心乃至民怨沸腾的地步。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风险，却不在于腐败丛生、贫富悬殊，我以为在于以下一个局面的形成：
一种貌似古朴的道德主义评价，它否定改革开放及其伴随的社会巨大进步，怀念毛泽东时代所谓的理想精神、社会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稳定；
一种貌似反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它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一股脑儿归诸于资本主义在东方大地的重演，除了质疑、消解与鼓吹抵抗，几乎没有多少正面的建设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前者的殊途同归，既然拿着绿卡或美国护照，吃着汉堡包、热狗，却如此痛心疾首于资本主义，他们对彼岸曾经发生过的“社会主义”自然一往情深--更有甚者，他们认为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尝试，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文化上，都包含了不少极有生命力的创新因素，它们和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后福特主义”等最新东西不谋而合。他们中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又来一次”，也可以吸纳转化为制度创新的要素。(徐友渔《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再一种，便是在“反腐败”的口号下，要求进行一轮新的“打土豪分田地”的社会深层心态。
它的立足点不是健全体制，开启言路，加强监督，以制约乃至杜绝种种腐败劣迹对市场经济走向良性发展的侵害，而是釜底抽薪，指斥经济自由，而“离开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就绝不会存在……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在现代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出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倘若有一天，这种道德主义的评价，后现代思潮和这一社会深层心态，彼此混和起来又呼应起来，且裹着扑朔迷离的“民主化”浪潮，不但喧嚣着而且行动开来，中国就将置累卵之上，立危崖之畔，一步步地逼近全面倒退乃至举国动乱的一刻，而将自己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尤其是价值创造毁于一旦。
于是，只要想想在中国的五、六十年代里，民粹主义以大批判为履带，隆隆地碾过思想的长街，它还在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浑如一头怪兽般地敌视来自西方的一切的同时，又好似雨夜西窗下剪烛的少妇那样真诚地向往“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我们便可以察觉，民粹主义在这里埋得很深，很深，它一旦露出头来，此时，那眼睛珠子发出的绿荧荧的冷光不见了，常代之的是两片激荡的红云，俨然是两面呼啦啦飘着的旗帜，在向眼下万象纷呈的社会，求以公平与正义。
警惕呵人们，为着几乎九死一生才终于打落了被民粹主义如张牙舞爪的章鱼一样久久纠缠的中国；
为着今天我们终于能够深刻地思索，自由地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