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部《民族遗恨》，在主题上说来，它是和过去一些片子同样是替帝国主义宣扬有色种人的野蛮，该征服，甚至达到完全奴役或根本消灭为止。作者在文章结尾还批评了肓目引进者，《民族遗恨》的译名不知是怎样来的？如果为了国家民族处在危险的状况，多多介绍一点能够启发一点民族争生存的片子是应该的，但恰恰相反，《民族遗恨》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片子。作者在《〈雷梦娜〉看后》中写道，在白种人的眼中，异种人真是太不值钱了，随便打杀一两个，也没有人敢哼一句。这些地方，表现了《雷梦娜》这部片子的成就。作者用讽刺的口吻道：看美国电影我们不要希望太高，在《雷梦娜》这样的片子当中能够看见这一点，是已经很好了。
在倡导国防电影的同时，作者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投入战斗，并没有采取独尊的态度，而是采取了联合的态度。他认为，有国防意义的戏剧固然好，但其他作品，只要是暴露黑暗，而且演出水平也可以的，也是需要的。《日出》虽不是国防戏剧，但谁能否认它的社会意义呢？作者站在民族解放的高度阐述了唯我独尊的危害性：一切东西都不能采取唯我独尊的态度，因此，如果认为目前只有上演《汉奸的子孙》等与国防有关的戏剧，而否定其他的一切，这是错误的，这将使戏剧运动的范围缩小。只有一方面坚持和扩大与目前国家民族有关的戏剧的上演，另一方面诱导与这种戏剧接近的戏剧慢慢汇合起来，成为戏剧运动的主流，这样才会使目前活跃的戏剧运动得到光明的前途。否则，虽然一时间的活跃，将会招来更大的危险，这不但会影响到戏剧运动本身的前途，也会影响到国家民族的解放。
陈沂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茅盾和他是一样的见解。茅盾晚年回忆他写了几篇文章参加国防文学讨论，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某些人的霸气。
第二、深刻的哲理性
陈沂同志回忆道，他当年在上海从事左翼电影活动时，情况是十分复杂的，促使他加强学习，认识到许多问题。从这些文章来看，能用辩证的目光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结论显得稳妥。故于伶同志看了《戏剧运动的危机》文稿后，颇有同感，提笔给作者写了杜渐的笔名，用以防微杜渐首先，坚持联合中的斗争。鲁迅当时特别强调这一点。陈沂主张团结，反对庸俗化和宗派主义。他在《最近电影界的两个倾向》一文中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他认为，不把自身团结在一个坚固的意志之下，要从事于电影界联合战线的建立是困难的，要建立国防电影更是困难的。如何团结呢？作者是反对庸俗化的，坚持联合中的斗争。他在《国防电影与影评人》中设问道：怎样团结呢？是对于人家善意批评就认为是骂吗？是对于人家的批评就认为有什么用意吗？是看不起人吗？如果不是的话，电影工作者首先要取消行帮习气，认清自己是中国人，从事国防电影是自身的事；其次，要虚心地接受正确的批评，不能有成见。影评者要站在国防电影的旗帜下，善意的评影片、导演和演员的优缺点，帮助他们进步。作者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抱着这种观点，影评人与从业人员间的对立，不但不会有，甚至有人要故意派（形成派别--引者注）也不成，但这必要的条件，就是虚心与坦白。可见，作者主张的团结、联合，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便是站在国防电影的旗帜下；作者主张的批评，也是以国防电影为准绳的，的是团结更多的人从事国防电影。
其次，爱护作家和理解评论家。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历来是不够理想的，今夭亦如此。双方是各执一端，一称乱写一称瞎评。当年，陈沂写了《生死同心》和《小孤女》影评，又签名批评艺华公司的软性电影，卷入了影评人与作家间的纠纷。在这纠纷中，他认真反思，辩证地看待双方，提出要爱护作家和理解评论家的正确观点。他在《电影批评人与作家间的对立》文章中，首先肯定了作家们的辛劳。在重重困难面前，也产生了好些能够代表国家民族特性的影片。而影评家们，也许是期望过深的缘故，批评的多、扶持的少。更有甚者，预先抱有成见，形成了公式主义的批评。正确批评的态度是，作家们的作品好，甚至只有一点可取，批评的人都不应该忽视，都应该特别指出的。如果因为只看见坏处就尽量批评坏处，而完全忘记把好处指出来，这便是一种罪恶。这种罪恶就是造成批评人与作家间对立的主要原因。同时，作家要理解影评人。作家们要冷静的考虑，电影批评究竟是扶持电影向上还是毁灭电影朝下？作家间还需要反省：为什么在相同情况下，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好坏影片？作者强调道：没有人愿意中国电影毁灭，特别是从事电影批评工作的人，他们只希望中国电影向上。纵然批评有时不免过于严格，但作家们千万不要误会是有什么存心。
再次，强调细节要有意义，十要变成噱头，追求票房价值。他在《〈喜临门〉观感》中批评道，像这样的故事，除了旧小说上可以看见外，任你到什么地方也找不出来，这些除了给观众一些低级笑料外，我不相信还说清了什么。他在《对〈迷途的羔羊〉的意见》中，更具体地指出了一些细节的不足。他认为，要暴露富人的骄奢淫侈，沈慈航已经看见自己的老婆跟人坐车走，已经能够说明了，为什么一定要沈慈航拿起一个乌龟来？这除了增加一点笑料外还有什么？他还认为，私塾教师的那种打酐，抬起腿一步步的走路去打学生，小三子被打不过递上一把钱，这些动作都是过分的，这只造成了一些低级的笑料。至于学生调皮地把先生的眼镜涂黑，使先生看不见而跌在地下，这只有在徐文长的故事中可以找到。陈沂还指出了滥用噱头的危害性：用了这些低级的笑料，反而使观众忽视主题，这是最不该的，在客观上失去导演的愿望。作者善意而正确的批评，使该片导演蔡楚生悦服，最近却获得了蔡先生的了解。
第三、敏锐的艺术感受性
陈沂同志当年从事影评工作，首先便是学习电影艺术。他对电影艺术是钟情的，以至于他后来曾亲自动笔写电影剧本。由于神种原因，他写的电影剧本无法拍摄，后改成小说《辽沈战役三部曲》出版。他之所以钟情于电影艺术，因为他懂行，他有敏锐的艺术感受性。
作品的结尾往往会出现虎头蛇尾的现象。陈诉在影评中很注意作品的结尾。如他非常推崇《狼山喋血记》，但对作品结尾却是有看法的。他认为，作品最后的结尾是好的，也是全剧发展的高峰，但因为打狼打得太多，而这种打又不象是在战斗中追逐，费穆先生的意思也许是要把整个的狼山都介绍出来给我们，这样一来，反倒成了多余，而使全剧的结构显得松懈。本是已经发展到了高峰的，由于打狼人最后几场在狼山慢动作削弱了剧情的紧张气氛。与之相反，他极力赞赏《复仇艳遇》的结尾。他说，作品这个结尾最好。中国片一定要一枪打去，人倒了，血流了，还翻几翻，也许还要围一堆人，叹息几声，无法使观众想象。陈折的枇评嘲笑是辛辣的，但这种现象确实如此，而且是几十年一贯制。含蓄的结尾，能使观众有想象空间的作品并不多。这就是陈沂影评的现实生命力。
陈诉能细致地感觉到细节的作用。如他在指出《迷途的羔羊》中的不足时，仍对其中好的细节加以肯定。如影片中有个儿童被警察追着跌倒在地，爬起来时岔开的裤子露出了光屁股。作者认为这个细节虽说也好笑，但这种笑却有深意存在，使你看了知道流浪儿是在怎样的场合下生活。他在《关于女权》一文中，从艺术的角度谈了自己的感受。他认为，影片中出现的太多的特写镜头，尤其是有关女主人公宋嘉玉的特写镜头，都是多余的，使人看了觉得厌倦；有些场面应该是很紧张的，因为来了几个不必要的特写，反而把全剧弄松懈了。陈沂批评的美人照，今天已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从影幕里走到挂历上。他批评《生死同心》中的第二次越狱，在情节上来说缺乏铺垫。他说，没有经过谈话和商量，主人公就敢在砖上写逃字吗？他拿起瓦刀走来走去，事前又没有暗示他是囚犯中的领导者，囚犯们会信服他吗？导演太缺乏这种生活了。
陈沂对一些不尽忠实的作品提出了批评。当舆论界认为《生死同心》超过《桃李劫》时，陈沂却反其道而行之，《桃李劫》在它的时代意义上说没有模糊，也没有歪曲，相反的它是百分之百地反映了一个现实。他从作品背景、主要人物活动等几个方面分析《生死同心》，得出了只看见几个英雄主义的人物在那里活动，因而感到并不十分真实的结论。《武则天》上演后，陈沂写的《论〈武则天〉》和茅盾的《关于〈武则天〉》同时发表在《中流》第九卷第二期上，对宋之的的的《武则天》进行了批评。陈沂认为剧作者对武则天没有深入的研究，创作态度是不严肃的，对武则天做了一个不尽忠实的描绘罢了。60年代，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宋之的的《武则天》，认为剧作者在翻倒案，做了一个不尽忠实的描绘。郭沬若的看法同陈沂是一致的。
陈沂同志曾给中央某领导人题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词。其中的失，就是他对精神文明建设不够理想的忧虑。当前文化市场形势并不乐观，拜金主义借助商品经济来势凶猛。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电影、电视是主要的媒介工具，我们要吸取陈沂和其他老一辈左翼电影活动工作者的宝贵经验，让影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1996年8月写于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