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是作家和艺术家们的精神产品，是创造性的精神劳动的结晶，要创造优秀的产品是很不容易的。自第一届全军宣传文化会议之后，陈沂就在促进部队文艺创作方面下了许多工夫。3年之内，曾两次召开全军创作会议。在每次会议中，陈沂都要作总结性和指导性的报告，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分析成败的原因，指出下步努力的方向。
首先，陈沂着力于端正创作思想。在第一届全军宣传文化会议上，他就批判了从落后到转变这种公式主义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要求写正面积极的题材和人物。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大家对写从落后到转变的不良倾向有所克服，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在全军第一次创作会议上，陈沂在题为《把我们的创作认真地组织领导起来》的报告中，对这一倾向作了结论从理论上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批判，肃清其影响。他要求作家们写我们军队的本质，所谓落后，只是我们前进中的缺点，是可以克服的，而不是主体。同时，陈沂又指出：我们反对从落后到转变公式主义的创作，并不是连英雄的复杂的、曲折的成长过程也反对了，否则就会产生另一种公式主义。
表现革命乐观主义，不能受真人真事的局限。报告中这样讲道：
表现英雄的革命乐观主义，应该是非常全面的，无须乎完全为真人真事所约束，只要符合逻辑，符合情理，符合战术，战士与干部都会通过。那些以为突破真人真事，集中典型，扬弃缺点就是作家造谣，那是他们不懂得文艺创作是需要而且允许革命的现实主义必须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理。
这里论述的集中典型的问题，这在建国初期的文艺理论界，是有启蒙作用的。当时就提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很有独创性。
关于如何把表现革命乐观主义的要求落到实处，陈沂对此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要表现革命的乐观主义，关键在于有组织有领导地深入生活，从深入生活中更进一步明确作家的阶级观点，提高作家的政治水平，创作水平。
文章对各野战军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不同态度作了分析，并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改进深入生活方式方法的措施：
从部队的领导来看，要经常不断地组织作家、演员轮流下部队去，作为对他们政治与艺术的培养和锻炼，从而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同时，要给作家、演员在政治上、工作上的关怀以及阅读文件、历史材料的方便。
从部队文艺工作者本身来讲，首先应当解决的仍然是我们为什么要深入部队生活的问题，要弄清不仅为了解决创作的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创作上的政治思想问题，也是明确作家阶级观点的问题。要以此为标准去检查深入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克服作客、单纯搜集材料的观点和态度。
由于各级领导组织文艺工作者到生活中去，使他们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收获，有力地促进了全军的文艺创作。到全军第二届创作会议时，涌现了不少好作品。如陆柱国等人的《上甘岭》、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谢雪畴的《团指挥员》、胡可的《战线南移》、沈默君的《渡江侦察记》，这五部是比较好的。其它如《祖国的儿女》和《驻守边疆的卫国战士》短篇集，也是比较好的。诗歌、绘画、舞蹈也有成绩。待别值得欣喜的是，这些作品已经描写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出现了像彭德怀这样的高级指挥员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提高。
在全军第二次创作会议上，陈沂作了《把我们的创作提高到新的水平》的发言，着重谈了今后创作上要解决的问题。
首要的是解决创作必须为总的方针、政策服务，为我军的现代化服务的问题。他要求作家创作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包括军队现代化），培养人民共产主义道德的文艺作品。他希望有出息的文艺家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防现代化的火热斗争中去。他认为，作家可写历史题材，但更应该重视现实题材。
对部队作家的创作，陈沂不是只作一般号召，而是采取各种措施让他们深入部队生活，形成制度，并亲自同他们研究题材，组织创作力量，尽力帮助修改、提高，帮助出版、演出。如华东军区三沈（沈西蒙、沈亚威、沈默君）的几个作品：《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杨根思》等等，是陈沂建议和请求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对三沈予以支持和指导的结果，开创了领导与作家相结合的出好作品的范例。为物色演员、导演，陈沂又同华东军区文化部长吴强一起去拜访有关人员，请他们对这些影片的拍摄给予支持。为反映上甘岭的英雄事迹，陈沂让陆柱国去朝鲜体验生活，深入坑道；后来又支持电影《上甘岭》的拍摄。《万水千山》初稿完成后，陈沂组织参加长征的红军将领座谈，提出修改意见，并大力支持排练、公演；并为《万水千山》定名。
除抓好专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之外，陈沂还抓了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鼓励干部、战士进行业余文艺创作。他写的《如何领导当前战士创作》一文，总结了这方面的成绩和经验。
如在全军文化部长会议上规定：文工团、队深入连队，加强倶乐部的工作，重视群众创作。这样，战士们的创作热情髙涨，涌现了不少作品和人才。最早的是高玉宝，接着有崔八娃、谭尧、王殿巨、王熙鳞、萧高嵩等……他们的作品有强烈的阶级感情，生活内容较丰富，语言朴实生动，有民族风格。如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在窑厂里》、《我要读书》，崔八娃的《卖子还账》、《狗又叫起来了》、《郭大肚子》等，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是较高的。这些作者的成长，是与专业作家的辅导、培养分不开的；自然，也是与陈沂大力抓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分不开的。
1997年月写丁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注：田禺同志的文章《陈沂与解放军文化建设》收入《历史的回答》一书中，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拨乱反正显威
1979年陈沂到上海工怍。年近古稀之年的陈沂，他非常珍借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春天，忘我地投入到拨乱反正工作中去，羸得了人们的敬重。
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建和妻子江岚回忆道：
我们认识陈沂同志比较早。江岚是在建国初期，在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工作，当时陈沂是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吴建则更早一些，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1942年，在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工作，陈沂当时是山东分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大众日报》社社长。他是我俩的老领导。
1979年4月，中央委任他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我们在上海又在同一条战线上相会。
他到上海时，上海市委正在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是全党一件头等大事。当时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它的极左流毒和影响仍很深，不少同志的头脑被两个凡是所束缚。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不解放，党就不能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贯彻不下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历史的转折时期，总有一些人跟不上队伍。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这时需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不可简单从事，急于求成。陈祈同志正是这样做的。到上海不久，他不断地下工厂、下农村，直接和工人、农民、基层干部交谈，了解情况，调查研究，然后，在全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及各个系统干部会上作报告，解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工作。他还三次亲自到上海第二棉纺织厂（顾正红烈士原先就在这个厂）上党课，深入浅出地讲清楚了许多重大问题，深受大家的欢迎。以后他又去金山石化总厂和各个县做报告。这个工作持续了很久。从这一连串的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他在宣传系统带头贯彻执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党的路线方计政策，而且从中也看到他继承和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陈沂同志是党的宣传、理论领导干部，又是有成就的作家。他1929年就开始发表散文、评论和小说，一生勤奋写怍，有长期的文学创作经验。来上海十余年，他出版了《五十年一瞬间》、《文艺杂谈》、《十年历程》以及长篇小说《白山黑水》和诗集《归来集》等多部著作。
在文学道路上，陈沂同志最初受鲁迅先生的指引。1930年他在上海聆听了鲁迅先生的讲演《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43年在山东敌后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他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实践的指路明灯。上海是革命文艺的策源地。从1929年到1979年，经过50个年头，他又来到上海，亲自主管宣传工作。这期间他对文艺工作抓得最多，花的精力最大。他亲自读剧本，阅原稿，看排练，并和作者交换意见，由于深谙创作规律，体会创作甘苦，所以能热情支持创作和帮助作家解决遇到的困难。这个时期，上海产生了一批好的电影、话剧、戏曲和歌舞，这和他的踏实细致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对于文学艺术，他坚持党的领导，反对无为而治的论调。他认为管不是横加干涉，而不管就是失职。他指出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作品一定要和时代合拍，作家有个用什么世界观去观察和反映生活的问题，号召作家深入生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陈沂同志来上海后，对上海的新闻工作也是十分重视和关心的。《新民晚报》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复刊的。他对肃清四人帮在新闻工作中的影响，恢复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作风，做了不少工作；对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做好新闻工作，经常提出重要意见。他一直保持着一个老报人的优良品格，时常写出切合实际、击中时弊的评论。他是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名誉会长，最近还应邀担任了《联合时报》社社长。
陈沂同志的革命精神，工作精力非常充沛，非常旺盛。他每天阅读、写作到深更半夜，并参与各方面的活动，连生病住院也不愿休息。对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他总要写上2000字左右的日记。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在党的意识形态战线上奋斗了60余个春。
上海《文学报》社长储大泓，同陈沂交往多年，对来沪后的陈沂是这样评价的：
1979年4月中央任命陈沂同志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分管上海市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当时我在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后来我调到上海市文联党组任副书记兼《文学报》社长。《文学报》是陈沂同志发起和创办的一张专业性报纸。可以说，十几年来我一直是在陈沂同志的领导下工作的。
陈沂同志来上海后给我印象很深的第一件事，便是他旗帜鲜明地主持了上海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十多年后的今天，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在广大干部中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人也许不多了；但在当时，要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阻力还是相当大的这阻力不仅存在于一般干部之中，也存在于较负责的干部之中。因而这一讨论在一段时间内总难以深入开展。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使陈沂同志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讨论的重大意义，因此，他到上海以后立即积极地引导、推动关于真理标准补课的讨论，使这一讨论广泛而深入地展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愈来愈深切地感到，这一讨论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为改革开放的大潮从思想上扫清道路，而旦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真理观、认识论的哲学高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陈沂同志长期从事文化新闻工作，他的学识，他的文章，他在文化新闻事业上的成就，已有不少同志谈到，我就不多说了。我想从我个人接触中的感受，以及与其他同志交谈中的一些共同看法的角度。谈谈陈沂同志给我的几点比较深刻的印象。
陈沂同志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他始终对革命工作满怀激情。坎坷的经历没有磨去他的锐气，而是使他在恢复工作以后更加朝气蓬勃。从年龄上说，他早已年逾古稀，然而从精神状态来说，他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从他对国事的关心和对新事物的敏感，从他频繁的社会活动和他笔耕不辍的勤奋作风以及丰硕的写作成果来看，充分说明他是老当益壮的。真是：常葆赤子之心，不知老之已至。他每到一处，就使人感到仿佛带来了一股热流，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我认为，正是由于他始终怀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对袓国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才使他整个身心都充盈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陈沂同志给我的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胸怀坦白，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官架子，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他为人的风格，就像他的诗，他的文章那样直率、朴素、自然。他关心同志，爱护同志，只要是不违背原则，只要是他力所能及，他总是尽量为他人解决困难。即使是反对过他的人，他也不计前嫌。我认识一位同志，陈沂同志照顾他，给他安排了工作，不久他却莫名其妙地反对起陈沂同志来。后来，这位同志犯了错误，处境困难，有求于陈沂同志，陈沂同志仍然对他十分关心。陈沂同志就是这样宽以待人的。他对同志的缺点一方面坚持原则，坦率地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又完全是同志式的。是从爱护出发的，因而使被批评者感到很温暧3他密切联系群众，在上海工作期间，他和文艺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许多文艺工作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许多文艺工作者对他这位领导同志都感到很亲切，而不是敬而远之。他为人的真诚和坦率是有口皆碑的。
1997年10月写于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注：吴建、江岚的文章《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胸怀》和储大泓的文章《陈沂同志给我的印象》，均收入《历史的回答》一书中，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