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血荐轩辕
--答研究者问
我的革命文化生涯近70个年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历程里，可谓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回首往事，我仍觉得自豪，我尽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
我刚踏上进步文坛，便聆听了鲁迅先生的重要讲话，得到了茅盾先生的厚爱。这对我始终坚持文学创作，是有鼓舞作用的。
我投身到抗日斗争前线，便得到朱瑞、罗荣桓等领导的帮助。到了东北前线，我又直接在罗、林身边工作，获益匪浅。
我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负责全军文化工作时同中央领导、军队将帅接触更为频繁。特别是三次任副总团长，率中国人民慰问团赴朝鲜访问；在此岗位上，结交了大批文化人。巴金在日记中也有记载。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下放的21年中，自己尽管遭到不平等待遇，但革命意志仍没衰退。党和人民仍关怀我，李立三和王震到农场看我，周总理在哈尔滨接见我。罗荣桓在去世前，派秘书告诉我：我不相信陈沂是右派。
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我获准平反后，听了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在我赴任时，耀邦同志说：上海码头不好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没搞好，要同市委其他同志研究一下，加以改进。这些成了我来上海工作的指针。
离开市委工作岗位后，我仍心系国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把情况送给一线的同志参考，有时也向中央反映。我与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黄菊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在黑龙江下放时，无数次冒着寒风狂雪，在田野里行走，很少回过头去审视一下自己留在雪地里的脚印是什么样的。有一次，雪后初晴，我无意中回头看了自己留在雪地中的脚印。那两行脚印是深深的、坚实的，但却是歪斜的、紊乱的。我得了启示，久久凝视那两行脚印--是我的，但我又不相信。脚印的启示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我，使我保持清醒的头脑。故后来采用《脚印》作为我作品选集的书名。
常常在星斗阑干、星海灿烂的夜晚，我面对着一部部拙作，思绪万千、遐想绵长。我已在革命的道路上走了近70年，我已在党的意识形态战线上工作和斗争了近70年，我已在文学征途上跋涉了近70年。在这漫长的生涯中，五段历程总萦怀心头。
一、北平足迹
1929年我在上海参加革命。上海左联成立时，共青团员大个子李（当时地下工作规定名字保密，不便于打听）通知我去开会。在会上听了鲁迅关于左翼作家联盟报告。1931年2月在北平左联成立时，我传达了鲁迅先生在上海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使大家深受鼓舞。在这次会上，我被选为左联候补执委。当年我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平大学法学院党支部书记。
1932年我任北方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曾奉河北省委命令，接待鲁迅，向鲁迅汇报北方文化工作，并安排鲁迅先生演讲。这便是鲁迅先生著名的北平五讲中的最后一讲。鲁迅日记中也有记载。当时我用的是别名。
我还从事话剧运动，聂耳、于伶、宋之的等人，都是那时结识的伙伴。
我任北平学联执委，在918，事变后，任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领导成员、纠察队长，率领学生到南京示威，要求抗日。这次示威行动，联合了上海、南京、山东和安徽学生，迫使蒋介石下野。由于自己任纠察队长，暴露了目标，当时在南京便被捕，其他学生被武装押送走。在各界人士的呼吁下，我才得以出狱回北平。
我于933年4月23参与组织领导李大钊出殡，声势浩大，反晌强烈，起到了最好的悼念作用。李大钊被敌人杀害后，一直没有得到安葬。这事一直萦绕在许多共产党人的心头。我们成功地组织了李大钊出殡。使广大党员和进步群众了却了一妆心事。
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敌人破门而入，将大家逮捕。敌人立即将此要案报到南京，邀功请赏。南京命令北平宪兵将我们押送南京。这样，我被迫与北乎告辞了。这一去，-直没囡来过，直到平津战役时，我已是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了这才在北平郊外，以前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走走。1950年，我到总政文化部任职，在此又呆了八年。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有戴镣长街行的镜头，这正是我被押往南京中央监狱的真实写照。我戴着脚镣手铐，在南京大街上走着，脚都磨出了血；但我知道，这仅仅是开头，更艰难的斗争还在后面呢。
经过多次审讯，经过多次严刑毒打后，我始终没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因而，我被判刑入狱，关到中央军人监狱。这里关押着许多共产党人，随时都有被提出去枪决的危险。所以，不能暴露自己真实身份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就是被人认出后，遭到杀害的。我在监狱里呆到1936年，在家人营救下提前出狱。
二、办《大众日报》
办《大众日报》，是我政治上的成熟期。《大众日报》从1939年创刊，开始存在不太成熟的毛病。我是1942年2月走马上任的，负责主持报社全面工作。
这年春天，刘少奇同志从华中根据地去延安，途经山东，受党中央委托检查山东工作。刘少奇同志在了解了报社的情况后，对我说：党报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非常严肃和负责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党的建设和全党的斗争，因此报社同志的责任很重大，工作也比较辛苦和困难；但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想办法把报办好，办成一张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共产党的报纸、人民的报纸。
有此良好开端，我抓了报社的整风。从1942年舂天开始，经过深入学习、个人思想反省、民主检查领导、整改、总结经验教训等阶段，一直到1945年上半年始告一段落，整整进行了三年多时间。持续长的原因：一是敌人常来扫荡，二是要坚持出报。
整风不仅对他人，也对自己。有时，面对几百人剖析自己思想问题，真要点勇气。整风效果显著，首先表现在领导带头实干。我当时是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常驻山东分局参加完重要会议后，一些反映和体现分局领导意图的社论和报道也就写好了，我把文章给分局领导审阅后，便派人送到编辑部发表。从1942年到1945年的4年间，《大众日报》上发表了约240篇社论，其中绝大部分是我亲自执笔的，少数几篇是经我作了重大修改的。我还率记者团奔赴前线采访，关于鲁南我军讨伐大土匪头子、汉奸刘桂棠战役的系统报道受到军委总政治部和新华总社的表扬。他们认为，这些军事报道，突出地宣传了我军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前不久，由邓小平题写书名、原《大众日报》总编辑和党委书记朱民同志编著的《〈大众报〉五十年》一书出版。该书对我主持整风时的《大众日报》给予了好评：（1）报纸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成为党政军民不可缺少的唯一重要精神食粮；（2）进一步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宣传报道；（3）报纸宣传上出现了重大突破--典型连续报道；（4）报纸文风上发生了转变--群众写和写群众；（5）做到了全党办报和大家办报；（6）培养出一支好的记者队伍，如吴健、陈冰、丁九、王力、于冠西等人；（7）到部队和前线去，为战争和战士服务。刘知侠就是通过我们组织采访，才熟悉铁道游击队英雄的。
三、东北三年解放战争
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山东八路军和新四军三师开赴东北，其余新四军各部北撤苏北和山东，与山东军区合并，华中局、山东分局同时撤销，成立华东局。我被中央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长；但我仍想到东北去，那里有我熟悉的部队和首长。陈毅当时任华东局副书记，同意我的要求。在当时，刮起了一股东北风，人人都想去东北开辟新天地。
1946年2月，我带领一批早经领导批准的政工干部，由胶东渡海，进入东北。邹家华同志当年才十几岁，也随我们进入东北。在安东见到了罗荣桓，他要我早些到四平前线去，那里急需搞政治工作的干部。我立即经本溪、抚顺、梅河口，在东北局报到后，便到了四平前线。在那里我见到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司令林彪。他决定并请示了东北局和中央后，将我带去的这批干部组成了东北民主联军野战政治部。我被任命为副主任、代理主任。这一方面了却了罗政委（我们习惯叫罗荣桓为罗政委）当时只带军事机关，未带政治机关的心愿；另一方面也使我到新区前线，增长才干，增强锻炼。所以我很感激陈总，至今都还怀念他。
从山东渡海、进军东北、保卫四平街、撤退长春和吉林，以至后来三下江南、横扫中长路、逼蒋军退守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孤点，最后进行辽沈决战：我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参与了上述的工作和战斗。从我革命生涯来看，这一段受的教育最大，感受最深。
辽沈战役的结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其它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进程大为缩短，这是毛泽东得出的结论。这段历史对于新中国的诞生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它写出来，并予以发表，使牺牲的战友得以长眠，使幸存的人勤奋工作，使孩子们珍惜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