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来，相对平和，缺乏突出热点的社会生活显然不大利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了。当前，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正在经历着这样的时期。现实社会，生活纷繁，人心浮躁，能引起人们严重关注并产生浓厚兴趣的事情不多。虽然人们也不停地说东道西，议论纷纷，牢骚满腹，但多数只是停留在嘴上，极少全身心地投入其间。人们对假冒商品无可奈何！对交通堵塞毫无办法！对物价上涨束手无策！对治安不力感触多而无力改变！对腐败现象不正之风见多不怪！许多人剩下的就是跟着感觉走，顺着潮流动，少了热情，也少了愤世嫉俗的劲头。生活缺少起伏，少有热点。人们普遍存在的对生活持观望等待的态度，使得向来关注公众情绪、社会热门话题的报告文学作家似乎也有了某些失落，找不到创作的兴奋点了。
也许恰恰因为如此的生活现状，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值得重视和研究的现象。
一种现象是对于趣闻史迹的寻求和追踪仍在继续。这样的现象，只要留意一下书摊报亭，就不难发现，许多标着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东西都是以此为核心来编撰的。自然，在大量这样的“作品”中，有不少是远离文学，乃至远离历史的，是许多严肃的报告文学作家所不为的。但是，对于多数不了解译情的人来说，这帐却算在报告文学创作上。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热衷于寻求趣闻和追踪史迹本身是没有什么大错的，问题是，许多人行动的目的仅是为了满足于自己和他人的好奇心，而不是在寻求趣闻和追踪史迹的过程中力图了解与认识生活的內质意蕴。你来“揭秘”，他来“曝光”，“我来“自述”，把一些并非有价值的内容炒来炒去，纷纷攘樓。其实，用一句普通的话说：也就那么点玩意儿，那么点事儿！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十分明显的趋利倾向，实际上也是一种变化了的拜金主义的表现。严肃的文学创作若是太直接的与名利挂上了钩，那就容易变得虚浮和苍白了。然而，编撰书为了赚钱，出书、卖书为了赚钱，正是一种强劲的潮流，你又能奈它何呢！
第二种现象使我们看到，一部分作家仍然以其热情关注着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但是，不知是因为他们未能抓住矛盾的焦点，还是因为读者对生活的兴趣有所转移，致使他们看来还不错的怍品却未能在读者中引起明显的反响。像一合的《隐匿与搜查》、《黑脸》，报告了河北省邯郸地区纪检部门的干部与重大贪污受贿团伙及以权作恶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感人事迹，并且取得了重要收获：一举抓获重大贪污受贿干部29人，其中包括县处级以上干部8人；查清并彻底改正了一桩冤案，终于把有权但却有罪的人送进了监狱。作品把纪检干部的斗争描绘报告得十分生动。除表现了他们公正无私的品格外，还把他们生活工作中不少富于情趣的事进行了相当艺术性的表现。胡世宗的《最后十九小时》，近乎白描地叙述了两个在大风雪天去长白山区执行维修电话线路的战士因暴风雪的阻拦，最后冻饿而死的不幸事件。
作者在对战士的行为表现中发现战士固守国防的自觉精神、崇高炽热的感情和对职业的忠诚，在面对死亡时，报告人们的觉醒和遗憾是相当令人感动和难忘的。吴海民的《新闻警示灵《中华文学选刊》选载时题目改为《金圆新闻）则以大量的佐证资料论证着新闻领域存在的“道德危机”、“生命自戕”、“新闻的困惑”、“记者使命与彷徨”、“传媒‘下海’的误区”及“有偿新闻”的蔓延等令人惊诧的现象存在，让读者对传媒的公正纯洁性产生疑问。作者态度威严，语言犀利，表现了鲜明的正义感和责任精神。还有像杨守松的《昆山之路‘续篇》注目于江苏昆山市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现实，把当地不少新的变化和新的探求报告给读者；咏慷的《跨越苍茫》，报告一位解放军上校军官陈宝琪多年来刻苦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找到（资本论》几个“模糊区”之后，写出了数十万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著《公共价值论》，并运用其在自己的生产经营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杨黎光的（灵魂何归》（《中华文学选刊》选载时题目为《没有家园的灵魂》）报告了深圳市政府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特大受贿案被发现揭露的过程中一些引人深思的现象。以上所举均为作者十分认真而用心的作品。这些作者，不为浮躁的生活现实所影响，不被太多的诱惑所左右，执著地关心并报告着社会人生中的美丑现象，用力于对社会人生的推进和救治，是当今文学创作中应当倡导和珍惜的。
然而，也应当看到，这些作品虽然在及时捕捉社会生活特殊事变方面有其优长，在传递生活信息、扩展人们社会视野等方面十分有益，但在对社会生活事件人物的透视批判上却大都表现得不足。作者的报告更多还停留在对题材对象作如实的写真报告上，很少能举一反三，找出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使其更具有典型意义，更耐人寻味。我们曾经有过许多报告文学作品，然而，如今回想起来，真正具有生命力、葆有长久社会和文学价值的作品其实是极少的。为什么如此？很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一些作家片面地、不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或多或少，或自觉不自觉地把新闻报道的时效性要求套在了报告文学的头上，而忽略了报告文学本应向社会生活深处探访的必要与功能。此前，即使是今天，仍然有人把报告文学视为文学军列中的“轻骑兵”，把它当作上首、投枪来运用，这实际上是大大脱离了报告文学的本来属性和它的现实状态了。不完全准确和充分的认识理解特殊复杂的历史生活环境，导致了报告文学创作的负面效果，使得它的独立意识和理性精神受到戕害。报告文学不应只是社会生活的一种伴唱，机械地成为生活的依附尾随。它应当是--个拥有独立自主原则和敏锐深刻洞察力的社会生活参与者。它必须及时充分地感受社会生活的各种信息，可它报告给读者的却还应有信息之外的作者独到正确的见解，并用这种见解影响作用于社会和人生。没有见解只有报告的报告文学是无法具备长久生命力的。不少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不幸正在于这种见解的缺乏。
报告文学创作中第三种现象，是应当给予更多重视的。这就是作者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而把视角有意识地扩展到历史文化领域，由此报告方式产生出一种新的报告文学形态，我把这样形态的报告文学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
史志性报告文学创作的立足点仍然是现实的土壤，但它活动的天地却是非常广阔的。它打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理论对报告文学题材的约束，把所有通过新的认识报告后对现实社会生活可能产生启发影响作用的题材都扩大到自己的创作选择范围中来了。它在一种看似游离现实生活的状态下对现实社会进行着一种交叉分析和认识；在用一种曲婉的方式对现实生活进行着也许是中肯的诊视和救治。从不少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史志性报告文学的独特风格和厚重表现及现实作用。
早年的作品像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可以划入史志性报告文学的范围内。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像钱钢的《海葬》，麦天枢、王先明的《咋天》，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等自然也属于这样的作品。不管这些作家在写作伊始，是否就有这样明确的目的性追求，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都不谋而合地体现出了这样的风格特点。
1995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有不少报告文学作品，似乎一下子就把这种风格突出明确起来了。这些作品是：韩作荣的（城市与人》、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张建伟的《温故戊戌年）、何建明的《科学大师的名利场》及杨道金的《黄河魂》、陈章汉的《江口风流》、徐剑的《中国长剑》等作品。韩作荣的（城市与人》是对长沙市现实的城市发展及经济战略所进行的一次全面性报告，但作者并没有过多地陷入具体的城市发展和经济战略方案的论证中去，而是把目光伸向了长沙的历史和文化。从长沙的历史沿革和文化积累与发展中，表现了对长沙文化兴城构想的赞同和兴趣。在一种悠然舒缓的叙述中，把长沙的历史文化及今天的城市面貌都作了较为充分的报告。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仍然是他航天题材的延伸，围绕着我国第一颗“东方红”卫星的研制发射进程，作品几乎报告了中国一个日寸期内政治、军事、经济、国防、科技、外交等领域内的许多丰富内容。
它让人感到了一种单纯和宏阔，有一种走进历史却又跳出了历史的接近与洞明感受。“东方红”卫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李鸣生在完成了这部作品之后，他的“航天系列三部曲”即告完成（前两部是《飞向太空港》和（澳星风险发射》）。这“三部曲”完全是可以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一部文学式的、形象化的史书来读的。作品的这种史书性价值，是在着眼于今天航天事业的现实基点上来着笔的，所以，它所具有的思考、感情、形象作用，绝不是真正的“航天史”可以替代的。与李鸣生作品相近的是徐剑的《中国长剑），此书也是在现实的基点上，以史的结构方式从报告中国导弹武器的研制创造而发展起来的导弹部队的建设历史，较为充分地向人们打开了中国导弹部队这个向来对外人密封而神秘的大门。何建明的《科学大师的名利场》围绕着大庆油田的发现开发展开了地质学界多年来众说不一的悬案；杨道金的《黄河魂》通过对共和国几十年来治理黄河的进程，及对献身于治黄工程的杨庆安人生经历的报告，把一种厚重深沉的黄河文化展现开来，让人们对黄河的理解感受颇多受益；陈章汉的《江口风流》，把福建省莆扭市江口镇作为报告对象，在现实与历史的交叉比较分析中，在从其地理文化和人的心理关系中，寻找到了这里历史的不幸与今日风流的原因。
张建伟的《温故戊戌年》，向读者展开了一幅与过去曾接受过的“戊戌变法”内容不尽相同的历史内容。作者在逼向历史生活真实性的努力中，更加强烈的兴趣是接近和找到公正、准确的认识和评判这一事变的结论6在事变过去近百年后的今后，重述其经过，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助于一些新发现的史料对事变作更贴近实际的评判。因为时间的间隔和作者对于许多史外的素的摆脱，使得作者的描写和论述十分冷静透彻。作品在对历史社会生活矛盾冲突双方的报告中，把事变的面貌复现给读者，同时，也把对历史的评判主动权交给了读者。张建伟自己对事变发生的动因和性质当然是明晰的，但对于事变过程中双方的言论行动乃至结局，他却不是简单的用是非来进行判断。他把理解和反省的自觉同时给予双方，在一种历史的大胸怀内表现了他们各自的失措和应当反省的方面。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常以历史为镜的人，往往更多的是为了现实，而并非钟情干历史。
也许会有人对这种史志性报告文学的表现提出疑义，不甚赞成，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此类作品的一再出现并受到欢迎的事实却是不能回避的。以我的观察，这样的作品，今天可能还会有大的发展。原因就在于它找到了一方广阔的天地，找到了可以相对自由耕耘的土壤。在这样的天地土壤上，经营的对象看似历史文化，但收获的却是现实的洞明和自觉。切莫仅从题材内容上因为其不是直接面对现实，而将其排除在报告文学作品之外。
另外，像周纲的《东非：半个月亮和半个太阳》报告四川省国际建筑公司在东非建筑市场上的作为和成绩，也是很有激情的作品。陈立人报告抗战时期“八百壮士”人生痉历命运的《孤独八百士》、谭谈报告著名农科专家袁隆平的《中国水稻杂交之父》、舒新宇报告献身于麻风病人救治事业者事迹的《走进麻风病区》等作品，都值得一读。
1995年报告文学创作中最重大的事件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短时间内，为配合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组织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这是一套从不同侧面对抗战历率进行报告的报告文学战役。“丛书”中的作品，不少在材料、认识上都具备新的价值；是人们了解抗战历史的很好读物，也给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96年1月14日
本文所论作品出处：
《隐匿与搜查》、《黑脸》《中国作家》1995年1、2期。
《最后十九小时》《解放军文艺》1995年第5期。
《新闻警示录》《中国作家》（995年第3期。
（昆山之路续篇》《雨花》1995年第9期。
《跨越苍茫》《昆仑》1995年第4期。
《灵魂何归》《十月”995年第6期。
《城市与人》《人民文学》1995年第7期。
《走出地球村》《当代》1995年第4期。
《温故戊戌年》（青年文学》1995年第10期。
《科学大师的名利场》《新生界》1995年第2期。
《黄河魂》人民出版社。
《江口风流》作家出版社。
《中国长剑》作家出版社。
《东非：半个月亮和半个太阳》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孤独八百士》团结出版社。
《中国水稻杂交之父沁当代》1995年第2期。
《走进麻风病区穴十月》1995年第2期。
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史纲，（上篇）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中国的文学创作，由此也将会伴随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生活出现一种新的风貌。
报告文学这种新的文学体裁，是紧密追踪社会生活的一种灵便形式。此前，它已为作家们认识并运用。茅盾、夏衍、周立波、胡风、阿英等人为中国的报告文学发展曾作出了十分有益的工作。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报告文学始终是一种十分活跃的文学创作形式，报告文学作家也自然是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活跃分子，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人民正在为告别了硝烟战火而欣喜，中国的作家们也正在准备以空前的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去。可是，从中国的邻邦朝鲜传来了战争的消息。美丽的朝鲜半岛上突然燃起战火，战火很快地燃到鸭绿江边，中国的大门口。为了支援朝鲜人民打败侵略者，保卫新中国的革命胜利果实，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果断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很快，成千上万的中华好儿女“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支援朝鲜，保家卫国的战场。从此，也拉开了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第一个国际性历史大事件的帷幕。
此文是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编当代文学史》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