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回来，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强烈的爱好，这种爱好曾经长期地支配着他，甚至超过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他打算写一本《世界史和世界地理》。
同时，他又被写喜剧《三等符拉季米尔勋章》的计划所吸引，并已经进行了精心的创作构思。可是因为害怕审查机关通不过而突然中止了创作。
一八三四年七月，果戈理受聘为彼得堡大学世界史副教授，于是，他紧张地备课，拟草案、大纲和教学计划，从九月份起开始讲授中世纪史。开头几次，他教得十分起劲，学生们被他那新颖的观点、广阔的范围以及富有诗意美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住了。但由于他的历史观与大学当局的见解不合，而使他对工作失去了信心与兴趣，终于辞去了教职。
此后，他几乎完全献身于文学工作了。一八三五年出版了他的《小品集》
和《密尔格拉得》。这两个集子的出版，给果戈理带来了很大的荣誉，受到了别林斯基的热情赞扬。
果戈理认为，出版了两个集子，可以解决他的经济困难，生活从此会过得宽裕一些了。但是，书店老板只给他低微的稿酬，他的生活仍然困苦不堪。
他不得不向好友普希金借钱过活。普希金这时不仅给果戈埋以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支援，而且还给以创作上的帮助，慷慨无私地将《死魂灵》的题材给了果戈理。普希金认为，这类题材让果戈理写更为合适。但这时果戈理很想写一部讽刺喜剧，狠狠地讽刺一下贵族、地主以及贪官污吏。因此，十月十七日，果戈理写信给普希金说：“请给我一个随便什么样的题材吧，不管是可笑的还是不可笑的，但要纯粹的俄罗斯式的奇闻。现在我非常想写喜剧，如果不写的话，那我就会虚度光阴，而且还难以预料，我将如何来应付我的处境。我现在除了大学里微薄的六百卢布薪俸外，没有其他任何经济来源？给我一个题材吧，我可以立即写出一个五幕剧来，我可以发誓，将会使人笑痛肚皮。”
当时，《祖国纪事》的发行人斯维恩英是个吹牛撒谎的家伙。有一次，他冒充彼得堡的要人去比萨拉比亚，那里的老百姓纷纷向他呈递状纸，控告当地县长。普希金接到果戈理的信后，便把这个题材让给了果戈理，并建议他将这伴奇闻进行虚构：把斯维恩英改名为克里斯宾，他去集市，人们都误把他当作钦差大臣，他在那里大大地捉弄了当地的省长一番，并向省长太太调情，向省长女儿求婚。普希金还将自己去乌拉尔搜集有关布加乔夫暴动的历史材料，住在省长布士尔杜家里，受到了省长的殷勤款待，并把他当作沙皇派出的微服私访民情的要人，还说他搜集材料只不过是借口而已的亲身经历都告诉了果戈理。果戈理正是在这个荒诞离奇趣闻的基础上，花了两个月时间，顺利地完成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的初稿。后来，作者对它进行了反复修改。《钦差大臣》首次上演，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大大地提高了果戈理的名望。他感到了做一个喜剧作家的伟大意义和真正的乐趣。他十分感激普希金。他们之间的友谊深厚、真诚无私，在世界文学史上一直传为佳话。
飘泊流荡的国外生活
在《钦差大臣》中，由于果戈理对沙俄官僚专制的腐败现象及其反人民的本质，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尽情的嘲笑。因此，他很难在尼古拉时代的俄罗斯生活下去，不得不于一八三六年六月到国外去“排遣烦恼”，从事长篇史诗--《死魂灵》的创作。他先到罗马，随后到了德国、瑞士、巴黎。一八三七年三月间，他又折回到罗马，并以此作为常住之地。
一八三七年，普希金逝世的消息，使果戈理悲痛欲绝。他对逝世者表示了沉痛的哀悼，认为他由此所受到的损失比任何人都要大。
在罗马时，他专心致志地写作《死魂灵》。在创作《死瑰灵》时，尽管他的艺术构思和写作技巧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与提高，尽管他在文坛上已经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但他还是那么严肃认真地对待创作，他说，他要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能工作，任何力量也不能强迫他写作，更不能强迫他交出自己已经看出弱点和不成熟的东西，甚至他宁愿饿死，也决不交出草率的、尚未成熟的作品。他的作品中的每个句子都是呕心沥血得来的。每当写完一部书稿后，他总是要读给别人听，征求意见，反复修改，数易其稿。遣词造句他力求精练准确、音韵和谐，有时甚至为了一个词，他也要跑到书架旁翻阅辞典，直到弄妥为止。果戈理在创作时，历来一丝不苟。朋友安宁柯夫帮他抄写原稿，他约定工作时不准闲聊。在抄写时，安宁柯夫往往因那些滑稽可笑的情节而发笑，但果戈理却仍然保持冷静的态度，建议朋友要努力忍住笑声。对于自己写得成功的地方，果戈理往往显得洋洋得意，甚至忘乎所以。他写完《死魂灵》中的“戈贝金大尉故事”之后，问抄写员对该作品中描写泼留希金花园那一章的看法如何，当安宁柯夫告诉他是“天才的作品”时，果戈理把口授的笔记本握成一个卷简，用轻得刚好能听得见的声音说道：“请你相信，别的部分也不比它差。”接着，他又提议在吃饭之前去看萨留斯蒂花园。果戈理非常快活，在路上唱起了小俄罗斯的游乐歌曲，后来干脆跳起舞来，一面把阳布伞在空中挥舞出许多花样，以至没有两分钟，手里只剩下伞柄，其余的部分都像蝴蝶一样，飞到别处去了。可是，他仍然迅速地拣着未飞走的部分，继续唱着歌向前走去。此刻，他的心情是多么地兴奋与激动就可想而知了。
过了三年的国外生活之后，他一回到莫斯科，就为家务与金钱而四处奔走。除此以外，他还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向朋友们朗诵《死魂灵》的开头六章。
九月间，他再次去罗马，专心于《死魂灵》第一部的最后润饰工作，并构思这本巨著的续篇。
《死魂灵》第一部是一八四零年于意大利完成的。第二年，果戈理把手稿带回俄国，准备正式出版，因受到种种阻挠，拖至一八四二年五月，才正式问世。从此，他作为伟大的暴露者和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挺立于俄罗斯文坛。一八四二年六月，果戈理为了治病，再度出国，为期长达六年之久。
他经常往来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之间，过着飘泊流荡的生活。由于他长期侨居国外，脱离国内的先进人士，还常常处于反动文人的层层包围之中，再加上他原来就深受封建宗教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由批判封建农奴制转为歌颂它、保卫它，并热衷于从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中去寻找出路。他思想上的危机，导致了创作上的剧变，终于发生了焚烧《死魂灵》第二部和出版《与友人书简选》这样的悲剧性事件。
一八四二年尚在出国途中，他就开始考虑在《死魂灵》的第二三部中创造一些善良的正面形象，以供人们模仿和学习。但使他感到极大的困难的是，缺乏第一手材料--真实的生活基础。要写，只能凭空虚构，靠主观臆想。一八四五年，果戈理患病，在德国的霍堡地区疗养。他怀着矛盾与痛苦的心情，终于完成了《死魂灵》第二部的初稿。当他拿起初稿来审阅时，发现稿子中漆黑一团的现实生活和从那些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中流露出来的批判讽刺的逼人光芒时，他大为不满。几经修改，他又觉得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已变得苍白无力。左思右想，矛盾重重，几天之后，便把《死魂灵》第二部的修改稿付之一炬了，并且失声痛哭，苦恼不堪。这种痛苦是作者的封建主义的政治立场与不愿放弃现实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虽然，他在作品中反映了俄国专制农奴制的可怕的真实，但自己却害怕这种真实。在脱离生活而形成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他背叛了自己的天才，削弱了创作想象的翱翔，把创作想象引到错误的、根本与他背道而驰的道路上去了。焚烧《死魂灵》第二部的初稿后，果戈理整理与友人的通信，于一八四七年初出版了《与友人书简选》。他的思想危机和反动观点在《与友人书简选》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封建反动文人为之喝彩，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为之痛心与愤慨。
别林斯基在病中撰写了《致果戈理的信》，对他的反动思想加以愤怒的驳斥和毁灭性的批评。为了替自己申辩，果戈理写了《作者自白》，但与此同时也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认为他的职责应当是用生动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而不应当是凭空说教，并决心回到现实主义艺术创作上来。
俄罗斯文坛巨星的陨落
一八四八年春天，果戈理作了一次巴勒斯坦主行以后，回到了俄罗斯。
他先到彼得堡，很快又迁居莫斯科，最初住在波果津家，后来住在尼基丁街亚·波·托尔斯泰家。定居下来后，他又开始慢慢地写作《死魂灵》第二部了。他顽强不息地写着，但第二部进展却很缓慢。由于主观思想与实际写出来的东西永远也统一不起来，反复修改也没有任何效果。他感到自己的创作力枯竭了。那些作为果戈理既定的可供人们学习的楷模的形象始终树立不起来，好像幽灵一般，若隐若现，捉摸不定。在他的新作中，乞乞科夫、泼留希金们变成了高尚的人物，而实际生活中的乞乞科夫和泼留希金们则变本加厉地掠夺俄国，更加无耻、阴险和残忍了。他自己深深地感觉到，他的作品并非来自生活，而是主观臆想的结果。但果戈理历来就反对主观臆测。因此，他的内心矛盾日益加剧，他时时受到艺术家良心的谴责和鞭苔，精神处于极度不安的状态之中。这时，经济情况很坏的果戈理，身体健康状况也一天天恶化了。一八五一年夏天，果戈理的旧病复发，精神显著地衰弱下去，他预感到死神在等待着他。同时，果戈理又生活在一批极端反动文人的包围之中。
一八五二年初，狂热的马特伟·康斯坦京诺夫斯基牧师来到亚·波·托尔斯泰家，要挟寄居在托尔斯泰家的果戈理遵守宗教仪式，背弃艺术，并对他加以恫吓。患病沉重的果戈理力量耗尽，无法抗拒他的影响。极端反动分子的恫吓促成并加剧了果戈理的精神危机，加速了他的悲剧的到来。于是，果戈理终于在一八五二年二月十一日夜将第二部残稿化为灰烬。焚稿十天后，他便在极度的忧伤和病痛之中与世长辞了。终年四十二岁。俄国文坛上陨落了一颗巨星。
听到果戈理逝世的消息之后，屠格涅夫写道：“一个极大的不幸深深地震动了我们：果戈理在莫斯科逝世了？没有一个俄罗斯人的心不在这个时刻感到悲伤。对于我们，他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向我们暴露了我们自己？
只有俄罗斯人才能了解我们失去了怎样一个人物？”
果戈理的逝世，给俄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但他遗留下来的艺术珍品，一直在为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