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幻想的童年和学生时代
果戈理于一八零九年四月一日，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大索罗床采镇的一个地主家庭。祖父在基辅神学院毕业后，曾到军队里服役，后来同一个家业殷实的地主的女儿结了婚，得到一处田庄，成了小地主。当果戈理的父亲出世时，这座田庄才改名为华西里耶夫卡村。
他的父亲华西里·亚芳纳西耶维奇·果戈理，受过正统中学教育，服过军役，后来又供职政界。此人博学多才，爱好戏剧和文学，是一个在邻近有点名气的喜剧作家。辞官后，就在他的祖传田庄华西里耶夫卡村定居下来。
他们一家在这里过着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恬静的生活。
果戈理的母亲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出身于官吏兼贵族的家庭，但她是一个缺乏教养、不切实际、轻信而虔敬的妇人。她热爱长子果戈理，几乎常年住在华西里耶夫卡村，教育自己的子女和料理家务。她受宗教影响很深，经常给果戈理讲地狱的恐怖景象和因果报应的吓人故事，给果戈理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恐惧的因素。她同果戈理的父亲关系很好，相亲相爱，一直过着柔情蜜意的生活。
果戈理的童年，是在偏僻的外省和丰衣足食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他家的住宅虽说不上富丽堂皇，可还舒适宽敞，四周是幽美如画的花园与水池；家中还有众多的仆从，丰盛的午餐和体面的车马？
果戈理的祖母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每到那寂寞而漫长的冬夜，她就给果戈理讲一些古时查波罗什哥萨克的动人事迹和他们的风俗习惯；她还接二连三地唱一些古老的歌曲给果戈理听。夏天，父亲常常带他到广阔的草原上去旅行，欣赏那里的瑰丽景色，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果戈理则经常是留连忘返。
附近一个豪富的大臣特罗欣斯基是他的亲戚，果戈理一家经常到他的田庄里去做客。年纪小小的果戈理，非常喜欢特罗欣斯基家和其巨大的藏书室、画廊和各式各样的艺术珍品。他常常一个人躲进他们的藏书室，专心致志地阅读大量的稀奇古怪的故事书，浏览、鉴赏画廊与珍品；他也往往被特罗欣斯基家的私人乐队和戏剧演出所吸引。他的父母也经常扮演角色，登台表演。
观看父母演戏，这是小果戈理当时最感兴趣的事情，并大大地激起了他对戏剧的爱好，为他以后从事戏剧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萧条的索罗庆采镇上每逢集市，就变得格外热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每逢这时，受好奇心驱使的果戈理，到处都想看看听听，有时甚至忘记了饥饿。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观察生活细致入微的良好习惯。家乡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往往给他一种美丽入迷的感受；而那些荒诞离奇的故事传说，却给他那幼小的心灵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而，他的思想随之进入了一个瑰丽、烂漫的幻想天地。童年时代的所见所闻，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打下了良好的生活基础。
一八一八年八月，果戈理与弟弟伊凡到波尔塔瓦去读书，进了当地的县立小学。第二年，他的弟弟病死了，果戈理也患了一场大病。这两件事，对果戈理忧郁、孤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病愈后，心情感到孤独的果戈理回家关门自修。后来，在亲戚特罗欣斯基的帮助下，果戈理进了涅仁的“高级科学中学”。涅仁“高级科学中学”的学生分为两派：一派是有钱有势的名门权贵的子弟；一派是破落地主阶级的子弟，果戈理属于后一派。
他与纨袴子弟接触很少，但却经常参加附近村子里的迎娶喜事。一些富贵子弟常常讥笑他缺乏教养，举止粗俗；同时又因他生得一副怪相，而经常以此奚落他。果戈理对他们也毫不示弱，他常常用漫画、打油诗进行回击。一八二五年，果戈理的父亲病逝。因失去了惟一的依靠，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但与此同时，果戈理又是一个思想很活跃的人，善于出主意想办法。他的倡议一经提出，马上就会得到小伙伴们的赞同。他还在同学们自己组织的戏剧团体里当编剧、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设计师，显露出了超凡的艺术才能。
他的表演往往能博得大家的欣赏和赞誉。
当时，正是俄国十二月党人秘密团体开展活动，自由思想广泛传播的年代。涅仁虽然是一个外省的小城，离十二月党人的活动中心很远，但自由思想的浪潮也波及到了这一僻静的乡村，涅仁“高级科学中学”的学生们，纷纷背诵雷列耶夫和普希金歌颂自由的诗篇，阅读《北极星》杂志上宣传进步思想的文章，热切地关注国内的政治事件。在涅仁中学的教师中，也有些进步思想的传播者。这些人，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曾遭到沙皇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一八二七年，曾发生过控告法学教师别洛乌索夫的“案件”；当局指控他发表政治方面的犯罪议论，教课常常带政治色彩，进行政治攻击。
果戈理也卷进了这个“案件”之中，受到审讯，因为他深切同情别洛乌索夫，所以提出了有利于别洛乌索夫的见证。从这里可看出果戈理当时的政治倾向。中学时代的政治斗争，对果戈理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在涅仁中学时期，果戈理还表现了对文学艺术的特殊爱好，对农民生活的极大关怀，对社会“俗物”的十分鄙视，对造福人类的热烈渴望。所有这一切，都在他的第一部作品--长诗《汉斯·古谢加顿》（1827）中得到了反映。
在中学期间，果戈理的成绩很好，但在学习上，发展得不怎么平衡。他自负而矜持，不愿和同学们接近，显得清高傲世，被人当作谁也猜不透的谜。
他的内心有一种秘密的思想与信念，他将成为著名的人物，“广阔的活动范围”在前面等待着他。然而，生活在一些“俗物”当中，生活像死一样地沉寂，他的内心又感到无比的痛苦与恐惧，为了揭示自己灵魂的奥秘，他在中学毕业前不久写信给母亲说：“我体验到的悲伤与苦楚比您想象的更多？
恐怕谁也没有像我这样经常容忍别人的忘恩负义和不公平的态度、愚蠢可笑的要求、冷酷的蔑视？您把我叫做梦想家？不，我对人了解得太深，我不可能成为梦想家。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教训，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少年时代的果戈理充满着幻想，有时成天想入非非，脱离现实世界。他想写诗，同时他又醉心于戏剧，是一个很出色的喜剧演员，有着“伟大的演剧才能”。因此，他的同学们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甚至他自己也认为将成为一个好的，至少也是一个不坏的演员。然而，当时他模模糊糊地觉得他的面前育一个重要而高尚的、于祖国有利、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的工作，但不是文学，也不是演戏，而是幻想入司法界，想做社会最公平的裁判者，施惠于人民大众，给人民减轻和消除痛苦。离开中学时，他对未来的生活满怀信心，准备进入社会，献身于未来的事业和理想，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从困境中走上创作生涯
一八二八年，果戈理在涅仁“高级科学中学”毕业后，怀着一种“于祖国有利，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的崇高理想到了彼得堡。但沙俄时代的首都却冷冰冰地接待了这位热血沸腾的外省青年。他到处碰壁，郁愤满腔。失业造成的贫困，给他以严重威胁；社会风尚的腐败，使他感到失望和压抑。他的幻想破灭了，直到一八二九年底，靠一个亲戚帮忙，才在国家经济与公众建筑局找到一个薪金低微的小职员的职务。一八二九年，在母亲的资助下，他出过一次国。在这年的夏天，果戈理便想到了一件巨大的工作--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一八三零年二、三月间，他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巴沙甫留克》，又名《圣约翰节前夜》。一八三零年四月，他转到封地局担任文牍。文牍生活单调而又枯燥，每天上午九点赶到机关去上班，伏案抄写公文，抄到下班时，早已头晕目眩，疲惫不堪了。如果在抄写中有一点差错，就要遭到上级的严厉呵斥。他的薪俸很低，一年只有六百卢布收入，但彼得堡当时的生活水平，一年要有一千五六百卢布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为了生存下去，他只好靠家里的资助。在这些岁月里，果戈理深切地体验到了官场的腐化堕落、小公务员所遭受的贫困与歧视。这段生活，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短篇小说《外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八三零年是果戈理生活道路上的转折点。在这一年，他认识了俄国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和批评家兼出版家普列特尼约夫。经普列特尼约夫介绍，他开始担任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并于一八三一年初在一所专为“名门淑女”
设立的中学讲授历史，并有幸认识了普希金。从此，他与普希金两人结成了莫逆之交。普希金对这位青年作家非常关心，给他以良好的影响，鼓励他大胆地进行创作。这时，果戈理抛弃了封地局那个“愚蠢的”、“无意思的”、“猥琐的”差事，一边教书，一边躲在幽静的房子里进行着一件将给他带来很大声誉的工作--创作《狄康卡近乡夜话》的第一卷。接着于一八三二年又写成了该书的第二卷。果戈理认为，从事文学创作，是人生的最大乐趣。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请看在上帝的面上，尽情地为我高兴吧：这是医治一切病痛的惟一的和最有效的良药？工作，自然只是那安静的、有益的、不受烦扰、不慌不忙和从从容容的工作，它永远有一个不可分离的旅伴--快乐？”但与此同时，他对贵族地主阶级的腐化奢侈生活也感到痛苦，并引起了他的沉思。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们的地主多半染上了东方式的奢侈：拥有大批仆役、喜欢购买那些完完全全可以用家制品来代替的东西；他们？不会整理自己的庭院和住宅，不会量入为出，而当他们的计划与新的事业遭到失败时，他们还表示惊异？”“我非常想知道我们同乡的情况，他们的田庄的不断破产使我感触甚多；闲暇的时候，我常常想一些可能想到的办法，希望引他们走上正路，如果有一天我能对我们的公共利益有所贡献，我就会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了。”这种想法是他后来创作讽刺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六月间，他回到故乡华西里耶夫卡村，路过莫斯科时，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其中有作家、教授、演员等等--他终生都同这些人保持着牢固的友情。
直到晚秋，他才陪着两个打算进中学的妹妹回到彼得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