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捏造他与七十岁的房东老太婆有暧昧关系，挖苦地问他们什么时候结婚；有时又把纸撕碎，撒在他头上，说是下雪，看门人也瞧不起他，当他走进大门的时候，不但不站起来，甚至望都不望他一眼，把他当作一只苍蝇飞过接待室，从来无人理睬。巴施马奇金面临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侮辱，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除非玩笑开得太厉害，人家碰他的胳膊，妨碍他干活儿的时候，他才可怜巴巴地哀求说：“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吗欺负我？”
在重官衔轻人品，弱肉强食，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在常年累月、时刻不停的缮写工作中，不仅损坏了巴施马奇金的身体健康，而且摧残了他的才能，歪曲了他的性格，使他变成了一个畸形的可怜人物。有一个司长认为巴施马奇金在部里服务多年，于是给他分派一件比普通抄写更重要一点的工作，要他根据业已办妥的公事草拟一份公函，送往另外一个衙门，事情只须换一换上款，再把几处动词从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就行了，他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得满头是汗，结果还是不行，只好央求：“还是让我抄写点什么吧。”
从此以后，人家就永远让他干抄写这一行了。对巴施马奇金来说，除抄写之外，仿佛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似的。他不论看见什么，都似乎是看见自己所写的清晰的字行。甚至食而不知其味，有时连苍蝇也一古脑儿地吞进肚里。觉得肚子填饱了，他就从桌子边站起来，拿出墨水，抄写带回家来的公文。至于穿着好坏，他根本就没有注意过。令人窒息的官府气氛，机械重复的抄写工作，使他变得呆痴孤僻，麻木不仁，在精神上失去了任何要求，甚至失去了保卫自己的愿望。
然而天气是不容情的，北国首都刺骨的寒风，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衣着破烂而单薄的小公务员巴施马奇金袭来，冻得他脑门发痛，眼泪直流，他这才发现自己穿了多年的外套已经破了几个洞，需要缝补一下才能勉强挡挡风寒。但当巴施马奇金听到裁缝彼得洛维奇说，旧外套已无法修补，需要做一件新外套时，便如睛天霹雳，大难临头，使他陷于神志恍惚的状态之中。本来他要回家，却糊里糊涂地往相反的方向走去；从一栋正在兴建的房子顶上劈头盖脑地撒下一些石灰，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做一件新外套，本来是一桩小事，竟然对巴施马奇金产生了这么大的精神压力，其经济拮据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为了攒钱做一件新外套，他决心紧缩开支，每天晚上不喝茶，不点蜡烛，如果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就到女房东的房子里去借光；步行时脚轻轻地落地，踮起脚尖走，免得鞋底磨损得太快；尽量少给洗衣妇洗内衣，为了免得弄脏，每次回到家里就把内衣脱下，光穿一件棉罩衣这样左省右扣，处处节约，精打细算，费尽心血，好不容易才凑足资金，做了一件美观大方的新外套。当外套到手时，他的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意味深长的表情，甚至觉得自己好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仔细地、反复地端详着外套，犹如过节一般，兴高采烈地向司里走去。他每一瞬间都感觉到自己身上穿着新外套，内心非常高兴，以至于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当天，司里的一个副股长邀请他去家里做客。晚上，巴施马奇金穿着那件美观大方的新外套出席了副股长的宴会。参加宴会的人个个都羡慕他的外套。可是，在回家的路上，他遇上了几个蓄着长胡子的人，他们大声地呵斥他，用拳头惊吓他，抢掉了他的新外套，并用膝盖把他顶倒在雪地上。当他苏醒过来时，只觉得旷野中寒气袭人。他发出了绝望的呼喊声，朝着岗警跑去。岗警并不理会这件事，建议他找巡长。他狼狈不堪地回到家后，房东老太婆替他出了个主意，要他找警察分局长。分局长不但不及时追查此案，反而问他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司里有人提议他找“大人物”。“大人物”不但不给他想办法尽快地追查处理，反而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训斥。这就大大地加深了精神上已经遭受沉重打击的巴施马奇金的内心痛苦。物质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重压终于导致他疾病暴发，断送了他可怜而微弱的生命。他死后景况萧条，留下的遗物只有一束鹅毛笔，一帖公文纸，三双袜子，两三颗从裤子上脱落下来的铜扣和那件已经不能再缝的长衫。部里不但不知道他的死讯，在他被埋葬了几天之后，还派看门人找他去上班。巴施马奇金在死前昏热状态所说的胡话中，翻来覆去，杂乱无章地提到“新外套”、“捉贼”、“大人”等话语。不难看出，失掉外套只是他致死的偶然事件，造成他一生凄凉而终于无辜丧命的真正原因则是那些仗势欺人的将军“大人”及其所维护的官僚专制制度。
为了表达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复仇情绪和摆脱困境的强烈愿望，果戈理以幻梦的手法描写了巴施马奇金的幽灵大闹彼得堡，一时轰动了全城。幽灵对着过去捉弄巴施马奇金的官吏，用手指恫吓；抓住“大人”的外套领子和他辩理；举起大拳头逼问警察：“你要干什么？”最后幽灵的身段显得越来越高大，昂首阔步向前走去。作品结尾的这种艺术处理，从形式上看，虽然显得有些怪诞，然而，它却寓意深刻地揭示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真理，而那种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社会统治阶级断然得不到持久的安宁。
由此可见，果戈理创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反映生活的深度，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别林斯基说：《外套》是“果戈理的最深刻的作品之一”。它不仅标志着果戈理创作的新发展，也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同普希金的《驿站长》一起，给上世纪四十年代及以后的作家开辟了一条继续发掘“小人物”主题的广阔道路。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出来的。”由此可见，果戈理的这篇小说对俄罗斯作家有着多么深刻的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果戈理世界观方面的缺陷和矛盾，在《波得堡故事》
中还是有一些败笔。例如中篇小说《肖像》里，作者认为，恰尔特柯夫由一个善良、智慧而崇高的爱国分子、民族艺术与科学的积极庇护人，只因借了一个神秘的放印子钱的希腊人的债，才忽然变成一个蒙昧论者、恶棍和文明的压制者，如果不向这个希腊人，而是向别的什么人借债的话，他就不会堕落而依然如前。作者本来想写一个因贪图名利而毁掉自己和别人才能的画家，但同时却宣扬了人的德性依赖于宿命的错误观念。贪名图利使一个艺术家彻底毁灭的创作构思，凭借作家的才能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本来可以很好地完成的，可是他却编造了一个神秘莫测的放印子钱的希腊人，特别是那个长着一双灵活眼睛而又不翼而飞的肖像；这些脱离现实的描写，即使写得更精巧，更富有讽刺性，也不能给他的作品增添任何光辉。诚然，这些缺点只是白璧之瑕，决不能因此而否认白璧本身。
由于果戈理创作的批判倾向更加深刻，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日益巨大，因而《密尔格拉得》和《彼得堡故事》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反动批评家布尔加林在他主办的刊物《北方蜜蜂》中，咄咄逼人地责问果戈理：
“为什么要描写生活与人类的肮脏后院的不愉快的图画？”另一个反动杂志《读书文库》也谩骂果戈理的作品“非常下流”。正当果戈理遭受敌人的围攻而感到困惑时，别林斯基伸出了援助的手，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称赞他继承和发扬了冯维辛、格利鲍耶陀夫和普希金所奠定的俄罗斯现实主义和讽刺文学的优良传统；称赞他有着强大而非凡的才能，是文坛的盟主和诗人的魁首。同时还精辟地指出了果戈理的创作具有“朴素的构思，十足的生活真实”，鲜明的人民性和民族独创性等艺术特点。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对果戈理的支持、鼓舞很大。
据安宁柯夫回忆：果戈理“对这篇文章表示很满意，不但满意，并且感到幸福。”正是在别林斯基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的激励下，果戈理怀着极大的创作热情写出了两部流传全球、千古不朽的名著--讽刺喜剧《钦差大臣》
和长篇史诗《死魂灵》，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