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代，山西的经济文化比它邻近的地区发达。金朝统治着秦岭和淮河以北的半个中国。《金史·食货志》中特别提到：“平阳一路，地狭人桐”（山西西南部在金时称平阳路）。它是金朝境内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拿《金史·地理志》中各路的户口来比较，当时的户口密度比河北、陕西都高，可见那时山西的衣业比河北、陕西发达。
经济发达自然要推动文化的发展。当时，统治南方的是南宋，统治北方的是金。南宋的印刷业中心（也就是文化中心）在首都临安（今杭州），金的印刷中心却在平阳，而不在首都中部（今北京）。
再就金国科举制度来看，金全国分十九个路，凡文化发达的地区，一个路设一个考区。文化不发达之处，到临近的考区去考试。
当时的山西分为三个路，晋北地区称西京路，晋中地区称河东北路，晋南称河东南路（辽改云州为大同府，建西京，领西京道。金改称西京路，辖境为以今大同市为中心的雁北地区。雁门关以南的地区称为河东，河东分南北两路，以太原为中心的地区叫河东北路，以平阳为中心的地区叫河东南路）。全国十九个路，共设十个考区，而山西的三个路，每一路都设有考区。《金史·文艺传》中记述金朝一代的文人、学者，山西人占的比重很大。特别是金末元初，山西出了两个全国第一流的文人，一个是元好问，一个是刘祁。这两个人不仅当！时很有名，而且到后代也很出名。元好问是秀容人（今忻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刘祁是浑源（今浑源县）人。刘家在金朝一代出了好几代由科举人仕的文人，时人称刘家的家乡为丛桂窟。到刘祁青年时，金朝灭亡了，人元后他着的《归潜志》这部书，很有史料价值，后人修《金史》多取材于此。
现在讲一讲元代。商税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达与否的一个标：志。我们看《元史·食货志》中的商税记载：晋宁路（元代把河东南路改为晋宁路，河东北路改为冀宁路，西京路改为大同路）的商税，在华北一带仅次于大都路（元代首都，今北京），远在其他诸路之上，不论是山东的济南，河北的真定、大名、保定，都赶不上它。冀宁路的商税比晋宁路稍差，但和真定、大名差不多，而在保定、顺德、广平等路之上。
可见金元时山西的经济在华北地区是比较发达的。
由于经济发达，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现在研究戏剧史的人都要到晋南去找金元时代的戏台，这是保留至今的最古的戏台建筑。
过去几千年历史，都是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部门。在正常情况下，平原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要比高原地区好，那为什么在金元时代，山西高原的经济文化反而要比邻近的河北、关中平原地区发达呢？这种情况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重要原因之一应该是由于宋金、金元时期，平原一带受战争的摧残比较严重，山西受的战祸则比较轻，比较太平，所以在这一段时期内，山西的经济文化比邻近的平原地区发达。
由于在金元时代山西始终是华北地区经济最发达、人口很稠密的地区，且元末明初的战乱也不严重，所以到了明代初年，就显得人口特别稠密；而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地区，经兵燹之后，人口很稀少，于是就发生了明初的大举移民。
关于明初的移民，见于《明史·食货志》记载的有洪武年间曾迁山西北部（山后）和东南部（泽潞）民于河北，又曾迁山西民于安徽江淮间和河北、山东、河南一带。永乐间又曾迁山西中部、西南东南部“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河北）”。明初山西移民的出发地见于历史记载虽然晋中晋南发展。金、元时代山西的戏剧事业也很晋北都有，可是根据民间传说和河北人的家谱，则河北人极大部分都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这是怎么回事呢？还不太清楚。有人推测，可能是当时山西大部分移民在搬迁之前，都在洪洞集中，然后出发，当然不可能都是洪洞人。除洪洞县外，还有一部分河北人认为祖先来自“山后”，山后指今天的雁北地区。这可能反映当时晋北的移民直接搬到河北，不经过晋南。
明清两代基本上是全国统一的时代，所以山西在政治军推上并没有多大重要性。农业也不突出，邻近的平原地区赶上来了。
这时山西好像不太重要了，但在工商业方面，山西的商人在明清两代是很出名的。山西人善于经商，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已有记载。到了明清两代，山西人会做买卖的这个传统更进一步发展，对全国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许多明清时代的笔记里，都提到山西的富商。例如《五杂俎》里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府），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渔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广志绎》里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山西的商人靠贩卖什么呢？主要是把山西解池的盐、潞安府的潞绸，还有煤、铁等运出去，把长江下游的布运进来。潞安府的潞绸是从明代开始兴起的。山西当时的冶铁工业也很发达。明代全国有十三个冶铁所，山西就占了五个。
在明代，山西的边境城市大同的繁华也是很有名的。谢肇淛《五杂俎》：“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陲所无者……谚称蓟镇城墙宣府教场，大同婆娘为三绝云。”大同的妇女何以以美丽着称，显然并不是明以前大同妇女不美，到明代时变美了，而是明代大同的都市经济发达，妇女的穿戴也讲究起来了，所以看上去很美。促成大同繁荣的有二个原因：一是由于大同是边境城市，驻扎了大批军队，所以全国的财富大量输往大同消费。二是对蒙古的互市。明朝和蒙古和好时期，大同是对蒙古贸易的主要市场。明朝设有防边九镇，称为九边，大同是九边中最繁华的。明代的山西人做生意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明代商人经营的范围只限于当时在明朝版图内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到了清朝，随着王朝版图的逐步扩大，山西商人的经商范围也扩大到了东北三省和内外蒙古等边远地区，甚至远达俄罗斯的莫斯科。因为这种跑北路边疆和国外的商队使用的交通工具是胳驼，被称为胳驼帮。
由于山西商人经常出远门经商，要走很远的路，带很多的银子不方便，也不安全，特别是到了清中叶以后，地方不靖，携带现金更感困难，于是山西商人经营的汇兑业便应运而起，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山西票号。开设票号的多是山西平遥、祁县、太谷的商人，全国各地，主要是黄河流域，还有长江、珠江流域，到处都有他们的分号。这些票号既接受公私存款，又经营官商汇兑。到清代后期，山西商人的票号基本上控制了全国金融，所设分号远至日本、俄国，每年获利约达五百万两。山西的票商在清代是同盐商、行商（广东十三行）齐名的全国最富有的商人。一直到二十世纪初，银行发展起来了，票号才逐渐衰落。辛亥革命后，票号大部分相继倒闭，少数几家则一直存在到三十年代。如上所述，可见明清两代山西在全国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
今后的山西再不可能成为全国政治上的中心，因为全国统一，再也不会分裂了；山西也再不会成为黄河流域农业上的重心了，因为和平时期高原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总比不上平原优越。但是山西今后还是会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的，因为山西的煤最多，铁很多，发展重工业的条件是很优越的。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山西的煤、铁工业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在全国的经济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原载《晋阳学刊》981年第5期）
雁门关是历史上一座名关，现在还是不时受人称道的。
雁门关在今山西代县西北二十公里勾注山上。由代县循着流经县城东侧的关沟河上溯，就可直达雁门关。再循关北另一山涧而下，就可到达新广武镇。现在残留的雁门关城为明太祖洪武雁门关长城七年（1374）所筑，周围一公里有奇。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增修，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复筑。其后门楼多圮，至清穆宗同治六年（1867）又重新修筑。前人称道这里的形势，说是“重峦叠巇，霞举云飞；两山对峙，其形如门，而飞雁出于其间，所以，称为雁门关。洪武初年在这里修建关城时，以此地“密迩云朔，接壤沙漠”，除建置这座雄关外，还建筑了长城。这是横亘当时北边的长城的一段。
重要的地位，不仅无人过问，而且还迭由于关城所在，所筑的长城也就并非一道。总共有大石墙三道、小石墙二十五道。勾注山上隘口相当多，就是雁门关的东西也很不少。隘口也是长城经地过的地方，为了加强防御，各隘口更添筑堡寨。这些隘口、堡寨，再加上蜿蜒于其间的长城，共同构成一个防御体系，使这座雁门关更显得雄伟险要。
明代以后，雁门关显然失去其原来遭破坏。旧日关城上以瑰丽见称的六郎庙和八角楼皆已了无踪迹，仅有荒烟蔓草，断碣残碑，和两个不易被毁的关城门洞。好在蜿蜒山间的长城，还有许多段落完好如旧。特别是在勾注山北麓的广武城和新广武城等处翘首南望，长城随着山势起伏，曲折蜿蜒，马面依然，雉堞犹存，其雄壮巍哦，当不在居庸关之下，不愧为受人称道的名关遗迹。
二、雁门关名称的溯源
雁门关的得名固然可以解释为关城所在地，山峰壁立，双阙斗绝，飞雁出于其间。甚而以现在雁门关所在地的勾注山为雁门山，使之与解释相符合。论当地山峰起伏形势，固可以担当这个佳名，如果说勾注山原来就是雁门山，或者是其中的一段，则是不符实际的。
考雁门之名最初见于《山海经》。《北次经》说：“雁门之水出于雁门山。雁出其门，在高柳北。”高柳在汉时为县，隶于代郡，在今山西阳高县。阳高县在代县之北，距离相当悬远，阳高县的雁门山是不会移到代县的。战国时，苏厉与赵王书曾说过：“反至分先俞于赵。”这里所说的至分，也就是陉山。陉山为勾注山异名，这是无疑的。《尔雅·释地》以西俞雁门当北陵。郭璞的解释，说就是雁门山。这样的解释可能仅指雁门而言，不包括西俞在内。《释地》既以西俞和雁门并提，即使不是一地，相距当非过远。因为同是北陵，而北陵不会绵延很远。这个西俞应是苏厉所说的先俞。先俞既然和雁门山为一或相距邻近，则显然和陉山还有相当距离，不能勉强合在一处。有的地图上置先俞于陉山之上。如果这样则苏厉的叠举毫无意义，而赵王竟也不以为繁琐？
《山海经》所载的高柳的雁门山，南北朝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经有过描述。据说：“其山重峦叠巇，霞举云高，连山隐隐，东出边塞。”现在阳高县北就是内蒙古丰镇县地，汉时高柳县当兼有这两个县的部分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