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乔家大院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而一路走红，位于祁县古城东大街路北的渠家大院、太谷县北洸村的曹家大院、灵石县静升镇的王家大院也相继整修布展开放。可以说，这四座晋商宅院及近来才修复开放的常家庄园，犹如中国民居的五朵金花，是让怀有安居乐业之梦想的游人大饱眼福的民居建筑奇观。毫无疑问，散布在晋中一带的这些深宅大院，是过去的豪门富户用现在已很难换算清楚的无数银子堆积起来的；敦实而又显呆板的围墙城堡，其实就是温厚含蓄的资本运作后的物化和流变。每一座大院的落成，都是晋商财富的标志，都是白手起家，实干、苦干后，一种衣锦还乡后的精神张扬。如果有人不知道什么叫财富的话，那么，这些民居大院就是告诉你的实际范本：这些楼造得接天、院深得人地。古朴庞大的大院，不但美在它的富有华丽，而且美在它的每一细节。好在天下事往往“只可远观，不宜亵玩”，所以我们也不必为“人赚了钱就应该享受，不然就是没赚”、“人生如梦，只有钱才不是梦”的富丽景物和这种奢华氛围而叹息，因为这些大院的旧愁和衰败亦在梦中。
中国有句俗语：“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当你踏进这些晋商大院，面对着每座大院里都有的几个、十几个、二十个规模不等的院落，成百上千间房子时，大概也会有一种不知从何看起的感觉。大体说来，如果可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五大家及五个大院的风格特点的话，那么乔家就是一个“厚”字，渠家可谓一个“逸”字，曹家能摆上一个“阔”字，王家可称为一个“派”字，常家则是一个“园”字。由于这些大院并非一般人所想像的类似于北京四合院的那种大院子，而是一座可供整个大家族以及勤杂保卫人员居住在一起的城堡，所以众多院落与房屋连接起来，足可以组成一个汉字的造型。不知是当初建造这些大院主人的有意设计，还是后世有人附会，从高空俯视，你可以看到乔家大院呈一个“喜”字，曹家大院呈一个“寿”字，王家大院呈一个“王”字，而渠家大院则因建在祁县城里的缘故，虽没有呈现什么字的说法，但在鼎盛时，渠家大院所占面积竟达23628平方米，祁县人于是送给渠家一句美誉--“渠半城”。对此，我曾在一次晋商文化的研讨会上，问过渠家渠源祯的曾孙、曾任温州市文联主席的渠川先生。他说：“说渠半城或许是夸张了一点，说四分之一大概是准确的。”常家庄园现在已看不出有什么字的名堂，但它的“乔家一条巷，常家两条街”之誉，还是很有些踪影的。既如此，我们便可以后人的眼光来看这几座都曾显赫过的大院了。
这些大院，从修建开始，就是双线发展的。一方面，它们严格按照封建的礼数、程式和规定，进行着秩序的编排和顺从。如住宅：官职三品以上的，堂舍不能超过五间九架，门屋不得超过三间五架；五品以上的，堂舍五间七架，门屋三间两架；六七品以下的，堂舍三间五架，门屋一间两架。另一方面，则是阔起来以后的野逸不拘，总想在旧的典章制度中理顺一些既成的事实在严酷的千篇一律中变通出一种与情理相依的自我形象和精神。于是，这两条线就此消彼长地交融在住宅、砖雕、木雕、石雕的各个部分。具体到实例上，就是在堂舍之上加盖一层或多层楼舍。这种独特的变通心机和无可指控的“加层”技巧，风靡一时，以至于当时的京城竟出现“河南人爱穿绸，山西人爱盖楼”的流行语。晋商在他们背井离乡的商业活动中，完全是靠着“诚信守义”而大获成功的，但在赚得大量的银子后，返土置家的行为却有些不愿陈陈相因，也有些过人的变着法子的“诡计”。正是晋商的这种对封建建筑法式的巧妙挑战，才使得中国大地上也有类似欧洲的那种私人城堡留存，并为我们中华民族提供r一份可与他人比肩的、凝重而又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乔家大院的“厚”
乔家大院的“厚”，是从它外围四周那高大而厚重的全封闭砖墙、城门洞式的建筑体现出来的。方正与厚重，平实与古朴，使整个宅院内的6所大院、20进小院，313间房屋，都处于一种外实内静的氤氲之中。不少胆小的游人说这个大院太瘆得慌，让我住我也不敢住；但也有人说，当人少时在大院的中心巷道上行走，有时还能听到自己脚步的回声，真是别有神韵；更有甚者认为，大院旅游应该搞得更活一些，开放一些房间让游人体味一下这个大院的神秘性。这话、这种感觉、这种心情，在我多次的游历过程中，都会听到、感受到。这是否也是一种对乔家大院“外厚内静”的历史回声呢？更有意思的是，乔家“厚”的突出表现，还在于游人不太注意的倒座院、偏院的房顶都是平顶的房上。平顶房上铺的都是方砖，砖下铺的是用石灰、米汤、蜂蜜或糖混合而成的“三合土”。人在上面走，屋里人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有幸从一个小暗间的通道楼梯上房顶走过。上去以后，所有的院落都有或宽或窄的道路能通到、看到、巡视到。可以理解的是，现在出于保护的目的，上房顶游走眺视的暗道早已不对游人开放。另外，乔家的“厚”，不但尽其外，也尽其内。譬如，现在大院内以时令节序、供奉祭祀、婚丧嫁娶元宵社火为主题的民俗风情陈列，以服饰、家具、工艺为专题的展室，均为家底厚实的实物。即使不用导游小姐讲解，这些实物也会向你默语着乔家大院何以如此兴建，乔家的家道何以如此殷实，乔家何以在满足了实用的要求之外，又将烟囱做成稀奇的房子状、亭子状，将柱头、雀替雕刻出文化象征的图形，将棂格雕花，将栏楣正门过道天井添得三蓝五彩；尤其是夫妇不在一个房间居住，而是分房而居，定期同居，这种生活习惯即使现在也是不多见的。
乔家的“厚”，还可以从以下的事例中感悟：在乔家的发家地包头，乔家有“糊涂海”的汕称。“糊涂”“海”到了什么程度？那是说清末民初，双盛公、双盛茂的商号老板因经营失算，累计欠下了乔家6万两白银，开此店号的财东杨老五，找到包头复盛全的主人乔映霞，哭诉其商号破产倒闭，无力偿还乔家借贷的种种无奈……乔映霞只是任其给他磕了一个头，这笔巨款就算一笔勾销了。还有，大顺公绒毛店欠下乔家1000元现洋无法偿还，乔映霞也只是在过年前派人到其店里，象征性的随意拿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此事便算了断。
外人看着乔家在处理这事上是“糊涂海”，孰不知，这正是乔家历代恪守的一条经营理念--欠外人的一文也还，外人欠下的，只要不是恶意不还，顺生相与最好。遥想在那个商业经济还没全面浸入世人肌体的年代，乔家就异常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条事理：任何商号买卖倒闭清理时，“只有九十九，没有一百一”，与其强收回来一些没用的东西，还不如落得个仁义大方的好名声顶事。这，实在是值得S前处在商界风云中的人士玩味的一个话题。
渠家的“逸”
渠家大院现名为“晋商文化博物馆”。它外观虽然也是城堡式的，但与乔家大院的封闭反其道而行之的是：18个四合院尽管也是各成体系，但各院之间又互相连接，形成院套院、门连院的飘逸格局。渠家的“逸”，你若看了全部用青石浮雕刻成的长裕川茶庄的门面，便会一目了然。一进大院，民居建筑中极其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落直对你的眼帘，举目望去，大有浪迹天涯路的深邃气象。整个院落，青石奠基，水磨青砖砌墙，最精彩的是石雕、砖雕、木雕和彩绘的富丽。石雕栏杆院，花鸟鱼虫，“雕栏玉砌”，北方民居何处可见？达30米的一排镂空砖雕，更是秦砖汉瓦的神明再现；将主院一分为二的一座高达十余米的“十一彩”木制牌楼，更是渠家俊秀飘逸的极品；全院9座楼阁中的那座五进院藏经楼上的镂空砖雕和木雕，最具美感：从人间到天际的内容和民间故事，无奇不有真正是可以让人流连忘返、驻足感叹的绝代佳作。据说，当时渠家的主人，曾固执地认为慢工出细活，所以在建筑这座私宅时，他竟要求工匠一天只砌七块砖，一天只雕一朵花。如此做出的活儿，哪有不精不美的道理？
特别值得一看的是，渠家大院在南部的建筑群落中，还单独建有一座戏台院。家里有戏台，这在华北民居中本已是很少见的了，更少见的是渠家大院的这个主人渠源淦，不但建了戏台和戏台院，而且还亲自组建了一“戏班子”，叫“上下聚梨园”。渠源淦是渠家“源”宇辈最小的弟弟，由于他父亲六十来岁时才有的他，所以对他异常宠溺。据说，他父亲临过世时对他说：“淦儿啊，你每天花一个元宝，也够你花的……”也许是真的认为父亲留给他的钱足够他一辈子花的了，渠源淦于是什么也不想干，就是爱唱戏。当时晋商的文化娱乐就是唱戏、看戏，流行的时尚也是竞相办戏班。与其他晋商不同的是，渠源淦是真懂梆子戏，真迷“中路调”。因有此爱，他不但重金礼聘各家名角，还致函苏州的恒记行，定制了全副七蟒七靠的上好戏箱和戏装，并一扫旧习，将他嫌太小气的什么什么戏班，改以“上下聚梨园”称之。所谓的“上聚梨园”，实际上就是以演出为主的一个戏班，“下聚梨园”，则以培养小艺伶为主要目的。由于渠源淦对山西梆子有研究，把唱腔和场面都给改了不少，所以从同治年间起，他的“上下聚梨园”，便成为中路梆子最有影响的一家，并曾唱红过京城。后来有不少戏剧行家称赞他对晋剧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但渠川先生对此却不以为然：“这对他真是最大的安慰了。后来他穷了，想捐个官，搂点钱，曾到四川做过一任知县，结果什么也没搂着，还亏空了，留下一个大笑柄。最后他生活无着，只好把这个院子典给了住在旁边的叔伯哥哥渠源潮，这真是晋商中一个典型的纨跨子弟。”